港支聯通訊 第121期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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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04/2019 第121期

聚焦鏡:卅年未忘六四魂 百年殷盼德先生

目錄

【民運望遠鏡】

  1. 八九民運的歷史意義/蔡耀昌
  2. 支聯會的抗爭就是香港人的抗爭/蔡耀昌
  3. 「六四紀念館」九十後策展人:重要的是埋下種子/青
  4. 「六四」三十周年活動介紹/編委會

【聚焦鏡】

  1. 卅年未忘六四魂 百年殷盼德先生/青

【再起西單】

  1.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成對付勞權人士的「口袋法」/香港職工會聯盟
  2. 神州內望/韋斯

【檔案速遞】

  1. 「六四」三十周年悼念活動


【編者的話】

/文:麥海華

「六四」屠殺已三十年。看似遙遠,更不是年青一代的記憶;但卻是年長一代的傷痛!當年學運從悼胡發展為民間反官倒、反貪污,要求政府對話,以至絕食抗爭。學運得到北京市民及政府的支持,更引發全國各地的響應,香港學聯及社會團體紛紛到天安門支持學生。香港市民透過傳媒廣泛報導與學生及中國命運相連,期盼事件和平解決,卻換來屠殺清場結局。蔡耀昌分析這場群眾自發、從下而上的學生運動,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進行,有別於官方動員各種以鬥爭為目的的政治運動。中共政權至今仍不敢承擔當年屠殺責任,更禁絕討論,不容公開悼念,甚至不可在網上搜尋「六四」資訊。

支聯會作為支援北京學運的民間團體,扣連本港民間組織和大陸維權組織,關注大陸民間力量和維權運動,唇亡齒寒,中共對民間力量的鎮壓,必然影響對香港政策的收緊。

蔡耀昌亦分析支聯會三十年來工作重點的轉變,結合創會五大綱領,與時並進與本港社運發展連結,共同推動民主公義在香港及中國落實。三十年來,市民踴躍參與「六四」燭光集會,見證港人爭取中國民主之心不死!

傳承,除了行動的堅持,更要知識的推廣和新人的延續。「六四紀念館」的設立,就是保存八九民運歷史,讓年青一代毋忘這段影響深遠的歷史。今年重置的「六四紀念館」,得到年青建築及室內設計師一悟義務襄助,協助構思和策展。期待各位蒞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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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望遠鏡】

八九民運的歷史意義

/文:蔡耀昌

震驚中外的八九民運,換來的卻是共產黨透過軍隊血腥鎮壓。三十年過去了,八九民運未平反、「六四鎮壓」真相尚未全面檢查公布、下令軍隊屠殺學生和民眾的主事人仍逍遙法外,公義至今仍未得以伸張;與此同時,政治倒退、民主無期、侵犯人權的情況愈趨嚴重,中國再難看到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凡此種種,無不令人沮喪!

然而,無論過往三十年的發展與現時政治環境如何,當年「撼動萬千人心」的八九民運,仍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民間自發運動

首先,八九民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最大規模自發的民間群眾運動。

中共建政初期不時出現政治運動,如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等,及至「文革」更是政治運動的高潮;但眾所周知,那年代的群眾運動,大多是毛澤東發動、由上而下組織的政治運動,談不上真正意義的群眾自發、由下至上的民間運動。經歷「文革」等政治苦難後,中國步入開放改革時代,其時民間的主體性確有所發展,政治空間也較前擴大,這均是孕育八九民運重要的政治和社會基礎。

因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猝逝而觸發的大規模學潮,繼而轉化為獲廣泛支持的全民民主運動,正是民間積累多年對現況不滿及渴望徹底改革制度強烈意願的總爆發。

八九民運的發生無疑

當時共產黨權力鬥爭有一定關係,但從事件發展過程可以清楚看到,從悼胡、學潮再推進至全民民主運動,均是體制外學生和廣大群眾自發參與,是徹底切實的「獨立不移、獨立不倚、獨立不依」的群眾主體性民主運動。更重要的,是八九民運從當年四月中悼胡開始,很短時間內促使絕大部分北京高校大學生參與,並快速地在全國各主要城市陸續響應,連香港學聯和各大專學生會也很快加入聲援;到了五月中學生於天安門廣場絕食,學潮已進一步發展為全民支持的民主運動,支持力量廣泛:不但首都北京市幾乎全民聲援學生,全國不同省市也紛紛出現學生自治組織並於各城市內發動遊行,香港的支援也發展至全民參與;當時也獲政治建制內不少人士支持,例如當時不少政府人員公開以單位名義遊行聲援學生,連官方喉舌新華社及黨報《人民日報》也「講真話」。如此廣而深的民間運動,絕對是空前的。

推動制度改革的民主運動

第二,八九民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最具體推動制度改革的民主運動。

經歷了八六至八七年間學潮的經驗教訓,同時「八九一代」學生有十分強烈意識要作為「五四運動」繼承者;因此,由悼胡轉化為對體制改革的要求以至發展為徹底民主改革,有關訴求的設定十分迅速。作為群眾運動,八九民運中各階段的議題設定及提出的政治訴求,均顯示出學生對體制改革的要求有非常清晰的認知,而不是長時間停留在事件回應的層面,這也一定程度顯示八九民運是頗為成熟的民主運動。

當然,作為群眾民主運動,如何將訴求化約為具體政治運動策略與行動,並能團結大多數人向終極目標進發,是絕不容易的。過去一段時間,關於八九民運中的策略是否得宜,一直有不同意見甚至相當對立的分析;當然,分析、總結、反思是必須的,但很多時群眾運動自有其發展脈絡和規律,也難以作全面規劃,甚至不可能把一些所謂「領袖」的想法完完全全加在群眾頭上。

理性、非暴力

第三,如此龐大的群眾民主運動,整體上仍能維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也是八九民運重要意義和價值。

由於運動的發起及領導主體由始至終是高等院校學生(或在中後期多了一些學者的影響,如劉曉波等四君子於六月二日在天安門廣場發起絕食要求各方面反思),因此運動時刻貫徹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於整場運動中清晰顯現,無疑更突顯共產黨政權暴力鎮壓的不合理和不合法,縱使經過近三十年歲月仍有那麼多人關注「六四鎮壓」的不公義。

民主醒覺

第四,八九民運是重要的民主教育示範。

眾多學生出來悼胡和遊行的激情,絕食的悲壯情懷,一下子感染全國不同階層民眾支持;更重要的,過程中讓人們更清楚了解及認同民主的重要,令八九民運做到民主教育示範。

歷史意義

如本文開首所說,八九民運未竟成功,過去三十年更出現政治大倒退,確實令人沮喪;然而,筆者始終相信,八九民運仍是當代中國重要的民間運動,其歷史意義值得我們肯定。

港支聯通訊 第121期 2019/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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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的抗爭就是香港人的抗爭

/文:蔡耀昌

支聯會全名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從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一日於港島區聲援北京學運的「百萬人大遊行」中宣布成立那刻起,支聯會至今一直是香港民間組織,並以組織香港人透過社會行動爭取公義為工作主線;作為植根於香港本土的社運團體,多年來支聯會的抗爭就是香港人的抗爭。過往近三十年,支聯會一直以「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作為五大綱領,而這亦是至今仍在爭取的目標。另方面,作為香港民間運動一部分,值得在此透過歷年支聯會周年主題口號的變化,探討支聯會工作與多年來香港政治變化及社運發展的關係。如果將過往近三十年的發展作階段劃分,可以由支聯會周年主題口號將關注重點大約分為七個階段:

一九八九至九三年:呼應當時最迫切的訴求是「釋放民運人士」;

一九九四至九九年:轉入長期抗爭期,並因應「九七」的政治轉變而強調無論面對怎樣的政治打壓均會堅持到底;

二零零零至零二年:經歷超過十年,開始提出及推動「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帶出「薪火相傳」的理念;

二零零三至零四年:旗幟鮮明地與當年超過五十萬人上街的「反對廿三」、「還政於民」等訴求結連起來;

二零零五至一零年:因應內地展開的維權運動與《零八憲章》等,作出關注和支持;

二零一一至一八年:將爭取民主與抗衡專制相結連,並帶出無論是香港以至整個中國均共同面對爭取民主和抗衡專制的共同議題;

二零一九年:三十年抗爭主線的總結,也就是「記憶與遺忘的抗爭」。

支聯會的本業,自是持續地在香港凝聚「燭光不滅、人心不死、拒絕遺忘、尋求公義」的民心,向「五大綱領」目標推進;但同時,支聯會的發展又一直和香港本土的民間抗爭和社會運動產生相結連的作用。「九七回歸」是當年支聯會以至全體香港人均面對的重大挑戰,面對政權與政治環境的轉變,支聯會與香港人攜手堅持「高舉平反六四旗幟」,跨越九七,至今一直戰鬥到底。二零零三年時的「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動搖香港的基本自由和人權保障,長期被中共定性為「顛覆組織」的支聯會更首當其衝,因此當年支聯會和其他團體一起組織「七一大遊行」,成功反倒退,為香港的人權抗爭打下漂亮一仗。「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經過多年的提倡,在「六四」二十周年時可說「開花結果」,不少近年在社運中崛起的新一代,均表示參與「六四集會」是他們關心社會的啟蒙。當前中共專制政權不但對內地的維權運動大力打壓,也不斷收緊香港的自由、人權和高度自治空間,反專制已是民間共識,再難分你我。

事實上,這三十年來,每年「六四」晚,參與維園燭光集會的人數由三數萬至十多二十萬,歷久不衰;而當中燭光如海的畫面,已成為香港社會運動的重要象徵,不但香港人認識,也舉世聞名。香港人的抗爭,必名垂青史。

港支聯通訊 第121期 2019/0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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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紀念館」九十後策展人:重要的是埋下種子

/文:青

「我沒有設下很宏大的目標,但希望能在參觀者心裏播下一顆種子,像當年老師在我心中埋下的一樣。」

室內設計師「一悟」(化名)是今年「六四紀念館」的策展人,一九九五年出生的他,首次接觸「六四」是在中四的數學課,「『六四』那日,老師特地抽一點時間播放相關影片,講解當年發生的事,從此留在心裏。」

「六四」屠殺令年輕的他感到難以置信,也促使他從更深層次去看事物,有更多的思考和質疑,「比如現時中國經濟似乎發展得很好,但它的靈魂如何呢?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好,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取名「一悟」,這個饒有佛教意味的稱號,正源於他對周遭事物的思考和領悟,「無論生活、工作,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蘊含我的看法和領悟,這次『六四』策展,是我對於民主自由的領悟。」

一悟的專業是建築和室內設計,「建築本身可以結合哲學,建築物有它的靈魂,就好像不同的博物館、紀念館,都投放了設計者的思想,他們對那段歷史、那個地方的感覺。」他表示,「六四紀念館」的靈魂在於「真實」,他盡量利用相片、圖像、實物去呈現歷史,讓參觀者自己去感受、領悟。當中的實物展品如王楠遇難時所戴頭盔、張健在天安門廣場所中子彈,每一件證物都是有力控訴;首次展出的二百零二位死難者名牌,是「天安門母親」二十多年來歷盡艱辛蒐集得來,每一個名字都不容抹掉,「這兩處不可不看!」

「這個館主要是提供一些原始資料給參觀者,最後決定權還是在參觀者手中:信抑或不信,信了後又如何?」

近年中港矛盾加劇,切割之說甚囂塵上,「六四」被一些人形容為「鄰國」的事。一悟希望這個館至少能引起年輕人的好奇,有動機進一步解碼「六四」,「這不只是香港與中國的關係,而是關乎民主、自由、公義的問題。如果在一個封閉國家,一些人因為追求民主、言論自由而被定罪、判刑,我想全世界都會為這些事而憤怒,自由是人應該享有的權力,這應該是普世的。」

反之,一悟認為他應該更早了解「六四」,「為何我到了中學才知?」這是他多年來的疑問。

「歷史是必須知道的,人類的歷史不斷重複又重複,歷史會告訴你甚麼不應該做。」一悟認為,「六四」應該是重要的公民教育課題,比如德國,政府勇於直面納粹大屠殺歷史,有大量悼念活動、紀念遺址、博物館提醒國民毋忘歷史教訓。反觀香港,「六四紀念館」備受打壓,歷史教科書意圖簡化、淡化「六四」,「香港的教育制度實在太差,沒有啟發性,不會引導學生思考甚麼是真正的公義。」

如今香港的政治空間愈益收窄,或許有日「六四」也會變成不可觸碰的禁區,一悟認為這並非杞人憂天,他深感自由並非必然。「很黑暗地說,新一代正經歷另一種文化大革命」,他指着自己手上的紋身圖案,「現在連紋身進入大陸都會有問題,新疆有大規模集中營、教堂十字架也被拆……愈來愈多禁忌,那種『被抹殺』的感覺很強。」他不諱言,這次參與策展也不是完全沒風險,可能會帶來工作上的不便,唯有選擇不露面。

形勢儘管惡劣,一悟卻也不輕言棄,畢竟有播種的人就有希望。正如當年他的「六四」啟蒙老師,雖不是教歷史,卻憑良知傳遞「六四」訊息;又如他的建築系老師鼓勵他們參與「雨傘運動」,多些了解香港發生的事。「我覺得,希望不在於環境,而在於人。所有民主運動如曼德拉領導的反種族隔離運動,都是靠人去爭取。重要的是要放一顆種子在人們心中。」

對於這次策展經歷,一悟以兩個字概括:感恩。他感謝老師當年在他心中埋下種子,如今他透過這個展館將種子散播出去,「很幸運,叫做可以為香港人做啲嘢。」他透露,那位老師知道他協助籌備「六四紀念館」,感到十分欣慰。

傳承的故事就這樣寫下去。

港支聯通訊 第121期 2019/0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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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三十周年活動介紹

/文:編委會

支聯會「六四」三十周年的主題口號是「人民不會忘記--平反六四、公義必勝」。今年除各項恆常悼念活動外,更有多項新活動及由其他團體發起的紀念活動。

港支聯通訊 第121期 2019/04 6-7

一、「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
具世界性影響力的「六四」事件即將屆滿三十年。由於中國政府將「六四」列入言論禁區,「六四」事件的真相至今未能全面揭開。有必要通過嚴肅探討,喚醒世人對中國政治發展的關注,並為當前惡劣局勢下的中國民主運動探索可行方向,為民主世界的持續發展儲蓄動力。
因此,在「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支聯會與華人民主書院合辦是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就以下四項議程深入討論:
回顧:八九民運及「六四」鎮壓的真相與爭議
檢視:「六四」後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
影響:台港與國際的視野
未來:中國民運的展望
香港區啟動座談會日期:五月十二日(星期日)
兩天台北研討會日期:五月十八、十九日(星期六、日)
詳情:https://6430.info/

二、「八九民運的前世今生」沙龍
五四運動100周年   八九六四30周年   雨傘運動5周年

除了坦克車、血腥鎮壓、每年的悼念六四外,你還記得八九民運甚麼呢﹖與今日的我們又有何關聯﹖

日期:四月十二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七時三十分
地點:塔冷通心靈書舍﹙油麻地窩打老道20號金輝大廈1樓6室,油麻地港鐵站B2出口﹚
嘉賓:許寶強﹙流動共學執委,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
      鄒幸彤﹙支聯會副主席﹚
報名及查詢:2782 6111

三、國情。香港。未來──中學生及大專生短片比賽
支聯會聯同教協舉辦是次短片比賽,已截止報名並完成三節工作坊,共四十隊中學及大專生參賽,各參賽者於四月七日提交作品,並於頒獎禮上公佈得獎名單。
頒獎禮:五月十三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二至四時
地點:教協將軍澳中心
詳情:http://bit.ly/6430filmcontest

四、清明節獻花
透過獻花及圖片展覽,追思曾為爭取民主而犧牲的烈士,表達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奮戰不息的決心。
日期:四月五日(星期五)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D區(尖沙咀鐘樓旁)
程序:上午十一時,支聯會及團體集體獻花後,場地開放至下午六時,供團體及市民到現場獻花。
   下午四時至五時網台節目《國情解碼》現場直播,劉細良先生(時事評論員)及何俊仁先生(支聯會主席)主持。

五、「毋忘六四」三十周年長跑
支聯會以長跑運動永不言棄的信念,結合八九民運精神,盡力完成目標。是次活動途經多個香港市民支援八九民運遊行集會的歷史地標,讓跑手、市民和遊客重拾那段「不想回憶.未敢忘記」時刻。
日期:四月十六日(星期日)
集合時間:上午八時
起跑時間:上午八時四十五分(八點九)
集合地點:銅鑼灣時代廣場鐘樓下(銅鑼灣港鐵站時代廣場 A 出口)
終點:中聯辦正門前(先到香港大學黄克競樓「國殤之柱」獻花;再到中聯辦正門前獻花)
路程:約十五公里
路線、地標詳情及下載報名表格:https://goo.gl/Dm1TXs

六、民主風箏行動
八九民運期間,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即使面對操縱軍隊的中共政權,亦毫不畏懼,並以風箏干擾半空中的直升機。今天,我們仿效北京學生放風箏,表達對民主的嚮往,並希望將民主風箏飄送到國內。
日期:五月五日(星期日)
地點:西貢清水灣郊野公園
時間:下午二時至四時
報名及查詢:2782 6111

七、愛國民主大遊行
日期:五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三時集合
地點:灣仔修頓球場至西區中聯辦

八、「六四」三十周年燭光悼念集會
日期:六月四日(星期二)
時間:晚上八時
地點:維園足球場

其他活動
六四舞台話劇《5月35日》
我們就來個光明正大的紀念,衝擊這條不正常的底線。
編劇:莊梅岩
導演:李鎮洲
演員:郭翠怡、邱頌偉、陳瑋聰
監製:列明慧、張家弘、黃懿雯
公演日期:五月三十一至六月二日(五至日)晚上八時
     六月二日(日)下午三時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
訂票資料:http://stage64.hk/2019/0535/

5464928系列活動
日期:五至十月期間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六四」三十周年,也是「雨傘運動」五周年,是特别的一年。
5464928系列活動打算連結不同的創作者和團體,為這特别的一年創作,題材可涵蓋「五四運動」、「八九六四」和「雨傘運動」,表達與民主自由相關的感受、思想和概念。活動以合辦形式舉行,無論以個人名義或組織參與均可,創作形式不限,可以是文字、音樂、戲劇、電影、視覺藝術及其他,室內場地、街頭定點或流動形式均可。
如有興趣者可聯絡「5464928籌備委員」:5464928art@gmail.com

「八九民運醞釀」啤酒工作坊
——邊釀啤酒,邊探討八九民運如何醞釀而成

讓我們再次感受和認識這一段「八九民運醞釀」的故事,一邊聆聽民運歷史,一邊用心釀造我們的一批「八九民運醞釀」啤酒,以作回應與紀念。
日期:二零一九年四月十四日(星期日)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六時
地點:流動共學灣仔會址(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13/F)
收費(包括釀酒材料及設備、閱讀材料、堂上試飲之啤酒):
每位$800﹙如兩人同行,每位$700;如三人或以上同行,每位$600﹚
活動詳情:http://bit.ly/DemoMove_Brew_Intro
報名表:http://bit.ly/2019_DemoMovement_BrewWorkshop
主辦:流動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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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鏡】

卅年未忘六四魂 百年殷盼德先生

/文:青

七十年前,我們的前輩曾高高呼喚過你的名字。為了你,難道我們還要等七十年嗎?民主女神,一切專制壓迫下的渴望。  —〈民主之神宣言〉.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日

三十年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豎立民神女神像,呼喚民主,呼應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三十年過去,當年學運遭血腥鎮壓,國人沒有等來民主,卻迎來險風惡雨、步履艱難的三十年。

一九八九年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六四」屠殺使中國的政治改革、民主運動由最高峰遽然跌入低谷,白色恐怖長期籠罩。然而,鎮壓雖使政權苟延殘喘,卻無法使人民真心順服,也無法抹滅人民對於民主自由的渴求。三十年來民間志士前仆後繼,秘密結社、公開組黨、憲章運動、網絡串連、維權行動……或明或暗,屢敗屢戰,力求在高壓統治下尋求公義、尋找「德先生」(民主)。

■組黨運動

高喊「結束一黨專政」是否違憲,近年在港引發爭論,而在內地早已是高度敏感詞,是中共不容逾越的紅線。然而有一群人卻以大無畏精神挑戰黨禁,在「六四」後掀起兩波組黨潮:其一是一九九一年,胡石根、康玉春、劉京生、高玉祥、陳衛、趙昕等先後秘密成立「中國自由民主黨」、「中華進步同盟」、「中國自由工會籌備委員會」等組織,印刷、張貼和郵寄大量傳單,宣揚自由民主、批判專制獨裁、呼籲平反「六四」;其二是一九九八年,內地出現一場頗具規模的公開組黨運動,浙江民運人士王有才、王東海、林輝率先向浙江省民政廳申請登記「中國民主黨」,其後北京、上海、山東、湖北、四川、遼寧等相繼跟進,中國自此有了第一個真正的反對黨。兩次組黨運動,主要成員都付出沉重代價,當中胡石根、秦永敏、陳西等至今依然繫獄。

■憲章運動

事實上,中國《憲法》並無提及「一黨專政」,結社自由是《憲法》賦予的權力,問題在於中共政府「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內地民運人士因而從修憲着手,推動落實憲政民主,先後發起兩次憲章運動。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民主牆運動一代的秦永敏、周國強、劉念春等在北京發表《和平憲章》,要求制定法律法規切實保障公民的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等《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包括平反「六四」和釋放政治犯。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張祖樺、劉曉波等人起草修訂《零八憲章》,重申六大基本理念(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及十九條具體主張(包括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開放黨禁等),首批聯署者共三百零三人。兩次憲章運動均遭到嚴厲打壓,劉曉波更因《零八憲章》被判囚十一年,最終病逝獄中。

■新公民運動

國人追求憲政民主的步伐並未就此停下,二零一二年,法學博士許志永發表《中國新公民運動》文章,繼續推動國家以和平方式朝向憲政文明轉型,以及從臣民社會朝向公民社會轉型,與《和平憲章》、《零八憲章》精神一脈相承。當中最矚目的是「公民要求官員公開財產」行動,市民在多個繁華地區高舉標語、高呼反腐,得到廣泛響應,千多名律師、學者聯署公開信要求中共中央委員公開財產和收入,個別退休高級幹部也公開敦促黨內反腐。儘管運動發起人許志永、王功權於二零一三年先後被捕,但以「自由、公義、愛」為主旨的新公民精神已植入不少人心中。

■基層民運

「六四」後,大型民主運動失去土壤,基層民運卻依然存有一線生機、破土而出,如太石村罷免村官、烏坎村票選村委會,兩次運動雖未能結出勝利果實,但凸顯農村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意義重大。二零零五年,廣東太石村村民質疑村委會貪腐,發起簽名行動,依法啟動罷免程序,政府一度暴力鎮壓,拘捕數十名村民及維權人士。村民最終成功選出心目中的村代表,惟民選委員迫於壓力不久便辭職。二零一一年,廣東陸豐烏坎村村委會私下變賣農地,村民多次上訪、抗議無果,於是佔領村委會,自發組織「臨時代表理事會」,設置路障把守村口,形成自治局面;警方則以斷水、斷電、斷糧等方式封村,雙方對峙百餘日,官方最後承認民選的理事會,翌年村民投票選出村委會成員,但被侵佔的土地始終未能討回,二零一六年烏坎村再次發起土地維權,遭當局強硬打壓,多名村民代表被捕。

■維權運動

相對於民主運動的高壓、高風險,維權運動在內地的空間較大,也因而更為普及。兩者的分別主要在於:民運的訴求是指向《憲法》層面的政治權利,如組黨、選舉權等;而維權通常不談民主政治的大道理,集中維護、爭取民眾的基本權益。

二零零三年被稱為中國維權運動元年,標誌性事件是「孫志剛案」。任職廣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孫志剛因沒帶證件出街,被公安送至「三無」人員(即無身份證、無暫居證、無用工證明的外來人員)收容遣送中轉站,於關押期間被打死;三位法學博士滕彪、許志永及俞江聯署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合憲性,後來《遣送辦法》被廢除,孫案相關人士受查。「孫志剛案」後,一批有知識、有理念的律師逐漸冒起,形成一個獨特的群體——維權律師,他們活躍於各地維權案件,同時也提出一些社會議題如酷刑、死刑等,致力推動法治社會的建立。

互聯網的興起推進維權運動的發展,網絡在一定程度上衝破新聞和信息封鎖,方便動員串連,也降低群眾抗議的風險。當中四川維權人士黃琦被視為中國異議網絡先驅,他於一九九八年成立「成都天網尋人諮詢服務事務所」,一九九九年開啟「六四天網」,幫助許多離散家庭團聚,獲海內外媒體廣泛報道和讚賞,可是黃琦卻因刊登有關「六四」、法輪功、豆腐渣工程等敏感文章而多次被捕,現仍在獄中。

除了透過網絡,維權運動經過多年發展愈趨多元化,顯示民間生命力的旺盛。如二零零七年六月四日,陳雲飛在《成都晚報》刊登廣告「向堅強的六四遇難者母親致敬!」中共多年來強制遺忘「六四」,反而使這則廣告得以突破封鎖,發揮了最佳的「宣傳作用」。又如二零一一年,各地網民在特定時間、地點「散步」和「微笑」,以此呼應南非「茉莉花革命」,在嚴峻氣氛下輕鬆表達訴求,敦促政府尊重基本人權和啟動政制改革。

今年是「六四」屠殺三十周年,也是「五四運動」百周年。「五四」以來中國歷經多次大型政治運動,民主之路崎嶇跌宕;「六四」後三十年來的民間抗爭、維權之路也走得不容易,許多仁人志士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如上述的維權律師團體在「七零九大抓捕」中飽受逼迫,但尋求公義的步伐始終沒有停下。

「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值此周年回顧之際,重溫劉曉波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的這段話,前路儘管艱辛,但我們沒有悲觀、放棄的理由。

港支聯通訊 第121期 2019/0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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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起西單】

《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成對付勞權人士的「口袋法」

/文:香港職工會聯盟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日,五名勞權人士張治儒、何遠程、吳貴軍、宋佳慧和簡輝,分別被公安於深圳、廣州、長沙拘捕,但家屬和他們的律師一直未能得知被捕原因,而除了何遠程外,其餘各人都無法會見律師,家屬更一直受壓,被警告不能委託律師。直至二月底,三名被刑事拘留人士家屬陸續收到當局正式批捕的通知。

張治儒和何遠程於二月二十六日確定因《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檢察院正式批捕。另外,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吳貴軍妻子也收到來自深圳市公安局寶安分局的通知書,指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檢察院已批准分局以涉嫌干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正式逮捕吳貴軍。當局在批捕通知中並沒有披露詳細案情,但由於三人近年的勞工工作已漸趨低調,甚少參與集體工人抗爭的組織與培訓工作;據報,當局將以多年前發生的集體案件起訴三人。

近年,中共當局多次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起訴勞權人士,當中包括多名二零一五年被捕的廣州勞權人士,孟晗更因此而被判入獄二十一個月。而去年被捕的佳士廠工人,亦於較早前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批捕。足證明此罪已成為當局用來對付勞權人士的「口袋法」,儼如維權工人頭上的一把刀。

中國工人罷工權的憲政地位,自一九八二年起已被中共從《憲法》中剔除。因此,儘管中國官員曾多次厚顏無恥地宣稱中國工人的罷工權利受到法律保障,但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根據中國《刑法》第二百九十條第一款「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對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由於罷工不免會對生產造成影響,《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等同把組織罷工的積極分子列為罪犯。

中國近年經濟增長放緩,但貧富差距卻進一步加劇。由產業升級導致的搬廠、關廠和企業併購不斷;其中因搬廠/遣散賠償、欠薪、欠供社保/住房公積金觸發的勞資爭議持續升溫。但中共政權不但沒有保障工人的權益舒緩社會矛盾;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行使惡法打壓協助維護勞權的人。近年更不惜翻帳,引用多年前的案件檢控勞權人士,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要讓所有勞權人士滅聲。

中國政府的行為,是赤裸裸對工人罷工權和組織權的打壓,也是對公民社會的踐踏。當局必須立即釋放所有在囚勞權人士和聲援工人抗爭的人士,尊重工人權益,檢控違反勞動法的企業,以行動來保護工人不被剝削。

港支聯通訊 第121期 2019/0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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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內望。

/文:韋斯

兩會迫害大批民主維權人士

中共「兩會」召開前和舉行期間,全力打壓民主、維權人士,截至三月十七日遭強迫失蹤、軟禁、綁架事件多不勝數,以下個案僅冰山一角。

二月二十四日,湖南郴州維權人士陳毛改在北京市房山區大紫草塢村,被政府「維穩打手」綁架上車,之後失聯。

二月二十七日凌晨,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新城區東風路街道辦事處麗苑居委會維權人士夏遠,在北京馬家樓被員警和居委會工作人員綁架上車,押往內蒙。

二月二十七日,湖南省被辭退民辦教師李澤清,乘火車前往北京上訪,二十八日李老師在北京一下火車,即被其戶籍地政府「維穩打手」綁架。

三月六日晚上,河北省河間市訪民尹秋香,在國家信訪局被保安把身份證收走,後遭戶籍地政府截訪人員綁架押回。

三月六日,山東省乳山市維權人士丁傳舉,在北京被乳山市信訪局工作人員綁架後押回,不讓回家。

三月六日,上海市盧灣區維權人士皋根娣到北京上訪時被失蹤。她於二零零七年房子被強拆後,被迫走上進京維權之路。

三月九日,上海市維權人士馬亞蓮,在北京市長安街被員警攔截,後失聯。

三月十一日,江蘇省常州市維權人士江國興在北京廣安門內七號線地鐵口麥當勞店內,被常州市青龍街道辦事處「維穩打手」綁架,與家人和外界自此失聯。

三月十一日,上海市維權人士虞寶東到北京國家信訪局上訪後,被實施控制關轉交上海市駐京辦扣押。

三月十二日,江蘇省無錫市梁溪區維權人士殷錫金,因在「兩會」期間上訪,被當局行政處罰拘留。

三月十四日,江蘇省無錫市羊尖鎮維權人士顧月星,在北京府佑街郵局給中共中央領導們寄信時,被關押在羊尖派出所。

滬政治犯季孝龍獄中遭折磨

三月十五日,上海民主維權人士、基督徒、在押政治犯季孝龍於獄中恐有生命危險。近日,據知情人士透露,季孝龍因被迫認罪受盡折磨,身體健康狀況欠佳,幾天前還曾吐血。一月十四日,季孝龍被控「滋事案」在上海市浦東新區法院第二法庭開庭,庭審約一個多小時結束。季孝龍當庭宣判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

「曹順利人權獎」授予紀斯尊

三月十四日,第五屆「曹順利人權捍衛者紀念獎」頒發給紀斯尊。這天是曹順利女士被任意羈押遭折磨致命五周年紀念日,此日被大陸維權人士定為「人權捍衛者日」。曹順利一九四九年出生,著名維權律師,素有「赤腳律師」美譽。

馮正虎公民監督群二十次被封

三月十三日,上海維權人士馮正虎主持的「公民監督群」第二十次被封。據悉,該微信群遭嚴密監控,無法轉帖、交談。該群是由自願履行公民監督義務、捍衛《憲法》法律、督促行政司法公正的人士加入,以保衛立案登記制、平反冤假錯案、監督「一府一委兩院」及人大代表為主題。

黃琦高齡母親蒲文清遭虐待

「兩會」期間,四川成都維權人士黃琦八十六歲母親蒲文清遭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蒲文清老人被軟禁在成都市溫江區家中,三月十一日上午準備外出,被一群人粗暴拖拉導致全身疼痛。蒲文清去年十二月去北京,在西站被當局人員攔截,慘遭毆打推倒在地。

川逾百塵肺病工友上訪維權

三月十一日上午,四川省雅安市漢源縣各鄉鎮,因在本縣鉛鋅礦山打工從事風鑽工作而患上塵肺病的徐勇林、胡志揚、方術才、曾應斌和朱清雲等百多位工友,在北京「兩會」召開期間,列隊到縣信訪局上訪維權。當局派人對話,但完全不能滿足工人的要求。

二零一四年漢源縣診斷出塵肺病工友七百八十人,至今去世約八十人。現經漢源縣人民醫院初步篩查,確認送診疑似患者一千四百九十二例,全縣新老病人共計近二千二百人,生命危在旦夕。

內蒙興安盟再抓兩上訪村民

「兩會」前夕,內蒙古興安盟科右中旗十多名村民進京上訪,警方把村民高五龍和付寶石行政拘留;三月九日又抓了李雙泉和吳八寶山,直接行政拘留。

江蘇無錫四維權人士遭拘禁

三月四日,江蘇無錫維權人士陳鳳娣和吳蘭珍前往看望被無錫黃巷街道非法拘禁家中的孫進良,進門便被關進小房間,陳鳳娣立即通過微信告知大家,維權人士沈愛斌即前往,進門也被控制在房內,遭到連環打壓。

多名維權律師遭扣押被失蹤

全國「兩會」各地官方如臨大敵,對訪民圍追堵截,北京城內,截訪人員更是四處蹲點,和警方一道繼續大肆綁架維權人士和訪民,肅殺氣氛再度彌漫。維權律師依然處境艱辛,河北維權律師盧廷閣因發起《修憲提案建議書》連署被失蹤;維權律師江天勇獲釋後一直被鄭州警方嚴密監控,法律界對此表示深度關切。許志永博士和前律師唐吉田在鄭州旅店半夜遭員警查房帶走調查、盤問,次日再被員警帶走。

港支聯通訊 第121期 2019/0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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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速遞】

「六四」三十周年悼念活動

港支聯通訊 第121期 2019/0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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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 第120期 2019/01

PDF版本

《港支聯通訊》01/2019 第120期

專題:新疆如何成為中共極權統治「實驗區」

目錄

【聚焦鏡】

  1. 被洗腦、被親戚、被轉化……新疆如何成為中共極權統治「實驗區」/青
  2. 無法無天之下的無法無天——評中國社會信用體系/鍾慧敏、傅景華

【民運望遠鏡】

  1. 「六四紀念館」的重置與策展/麥海華
  2. 支聯會二零一八活動回顧/煒煒

【再起西單】

  1. 廣州,請依法辦事、依法治警!/南天一劍
  2. 九年以來的堅持:湖南塵肺工人家屬深圳抗議 遭公安暴力鎮壓/香港職工會聯盟
  3. 神州內望/韋斯

【檔案速遞】

  1. 支聯會的三十而立/蔡耀昌
  2. 「六四」三十周年悼念活動


【編者的話】

/文:麥海華

近期,中共在新疆將過百萬維吾爾族人關進所謂「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接受強迫再教育;並且安排大量漢族人入住維族家庭,進行洗腦、同化、監視、隔離等文化入侵行為,實有將新疆變成人間煉獄的危機。

共產黨以維護工人權益起家,但工人的人身安全和保障,往往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工人鍥而不捨的抗爭,是維護自身權益的必要手段。但湖南塵肺工人家屬的長期抗爭,卻遭公安多番粗暴阻撓,及有關部門的拖延,至今仍未解決。

廣州女律師孫世華替弱勢群體依法申訴,不獲受理之餘,更遭公安以無所不用其極的非法手段欺凌、威嚇,反映大陸對執法人員的放緃和無視人權的劣跡,更加突顯出所謂依法治國的虛妄。

中共政權並非利用高新科技改善人民生活,而是以全國各地佈置了的天眼和蒐集到的資訊,為國人進行信用評級,為人民製造不必要的標籤或限制,亦為政府羅織罪名、和不法分子進行網絡欺詐,製造機會。普羅大眾又如何保護自己,不受侵害,個人私隱如何得以維護,而對這種高度控制的國家行為,法律應如何約束及限制,這是對中國人權保障的重要挑戰!

「六四紀念館」的重置和策展,為關心中國民主發展狀況提供一個反思的空間。紀念館計劃在四月中開館,誠邀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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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鏡】

被洗腦、被親戚、被轉化……新疆如何成為中共極權統治「實驗區」

/文:青

在中國大陸,「被XX」是一個神奇的百搭詞,除了被失蹤、被自殺、被認罪……原來還可以「被親戚」!新疆維吾爾族正經歷一場由外至內的文化入侵和毁滅。中共以反恐為名,運用一切手段消除維族的身分認同,除了將數以百萬計的維族人關進「再教育營」(官方稱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接受洗腦工程;百萬中共幹部更透過「結對認親」入住維族家庭,實行無孔不入的監視和轉化工作,令他們連最後的避難空間也失去。

試想像,忽然幾個不同種族的陌生人(不論是歐美還是南亞裔)不請自來,闖入你的生活,與你同吃同睡,要你放棄原有的文化習俗跟隨對方那一套,你能接受嗎?

據《紐約時報》中文網報道,這項「結對認親」運動早於二零一四年開始,那些進入偏遠維族村落的「漢族親戚」會幫村民制訂時間表:每天早上舉行升旗禮、唱國歌;晚上參加習近平「新中國」願景課程;其餘時間則是「文化課程」,學習用普通話交談,觀看經批准的電視節目、練習書法、唱「紅歌」等。他們會持續觀察村民並做筆記,評估他們對中共的忠誠度,以及對伊斯蘭教的信仰是否有「極端」跡象,所謂「極端」包括是否用阿拉伯語跟鄰居打招呼、是否在周五祈禱、裙子是否太長等。這些「漢族親戚」還鼓勵村民之間互相舉報,在評估後會向上級建議,決定哪些維族人被送入營地。

再想像,有一天,你突然從熟悉的生活環境被帶到一個嚴密監控、封閉的營房,日以繼夜接受思想改造,並被迫從事廉價勞動,你會屈服嗎?

人權組織「人權觀察」訪問五十八名新疆前居民(包括五名曾被拘押人員和三十八位在押人員家屬),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九日發佈《「去除思想上的病毒」:中國對新疆穆斯林的鎮壓行動》報告,顯示新疆每個行政級別都設有再教育營,被關押的人並沒有經過法律程序,他們在營內要學習普通話、看中共宣傳片並撰寫感想、參加自我批評等活動。一名受訪者表示,曾因為吃飯前拒絕感謝習近平及共產黨,被單獨囚禁、不准飲食,罰站二十四小時。

而據人權網站《寒冬》發表的影片,可見再教育營根本是座大監獄。營內每間房都設有雙重鐵閘,門外設密碼鎖,每個角落包括廁所都被閉路電視監控,牆上印有大量口號如「讓學國語成為一種習慣」、「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鬥」。這類監獄型建築物群迅速擴大,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去年探訪達坂城,比照衛星圖片,發現不到三年,在塵土飛揚的沙漠已矗立起一片巨型營房,外牆綿延兩公里,而這僅是遍布新疆的其中一個營地。

隨著拘留人數激增,建造和營運再教育營的成本不斷上升,當局於是將營房與工廠聯繫起來。根據官方的商業登記資料,至少有幾家公司在再教育營的地址註冊,包括印刷廠、麵條加工廠、服裝紡織廠,被拘留者除了接受思想教育,還要強制勞動,猶如新版「勞動教養」制度;勞教因違反法理、侵害人權,已於二零一三年被正式廢除。

中共在新疆進行的另類「種族清洗」

洗腦
.逾百萬維吾爾族人被關進「再教育營」,在營中被灌輸愛國愛黨思想;營房猶如監獄,房間被重重鐵閘包圍,每個角落都有閉路電視。
.對非維族人進行思想工作,令他們認同當局的舉措是出於反恐需要,維族人是在接受「治療」,不知道或不相信再教育營是中國特有的集中營。

轉化
.中共幹部通過「結對認親」大規模進駐維族家庭,改變他們的生活模式,伊斯蘭宗教活動基本上被禁止。
.明知穆斯林不接觸豬,卻在新疆興建大型養豬場,強迫當地人吃豬肉;新疆北部的哈薩克族穆斯林學生因抗議校方迫吃豬肉,數百人被抓。

勞役
「再教育營」的被拘留者被迫到黑工廠從事廉價甚至無薪工作,以應付建造和營運「再教育營」所需費用。

隔離
.大規模拘禁破壞了維族家庭,令小孩與父母分開。政府擴建寄宿學校監護被拘留者的孩子,藉此減少維吾爾文化對兒童的影響。
.通過逼迫穆斯林離婚,以切斷他們與海外親友的聯繫,阻止海外親友為身陷囹圄的穆斯林求助。
.大規模收回維族的護照,令他們難以出境;即使在中國境內也難以自由出行,維族在外省投宿,會被要求入住指定賓館,受到嚴密監控。

監控
強制收集所有12至65歲新疆居民的生物特徵,包括DNA、聲紋、虹膜等,透過大數據評核居民對黨的忠誠度;每隔100米至200米有警員站崗,監察居民行動,每戶門外有二維碼(QRcode)讓警員即時讀取住戶資料。

中共在新疆的一系列侵害人權行為引起國際高度關注,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CERD)形容新疆是「無人權地區」,十五個西方國家駐華大使聯名致函新疆書記陳全國,要求他解釋侵犯人權問題。中國政府則辯稱這些舉動是為了維護治安,讓維族人學習技能融入社會;官媒並發布宣傳片,安排「學員」對着鏡頭懺悔:「如果不來這裏的話,後果不敢想像,可能我就會跟隨那些宗教極端分子走上犯罪道路,黨和政府及時發現了我,救了我……」與早前一再上演的異議人士「電視認罪騷」如出一轍。

如果中共的說詞站得住腳,為何不開放營區讓聯合國人員、外國大使探訪?為何傳媒不能自由地在新疆採訪?為何那麼多旅居海外的維吾爾族無法得知家鄉親人的消息?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共日益高壓的管治方針下,新疆不會是個特例,而是一個先例。現時新疆已成為「高科技控制的實驗場」,所有人都暴露在天羅地網的監控中,先進的人臉辨識系統結合身分證件,令人們的一舉一動無所遁形。民權活動人士認為,從新疆的監控情況可以窺見未來全中國的監控形勢。事實上,全國各地官員包括香港保安局,在過去一年紛紛到新疆考察、取經,新疆的打壓措施正在多地蔓延,甘肅和青海的清真寺很多都已安裝監控鏡頭。中國法律專家明克勝(Carl Minzner)認為,中國當局會逐步針對一個又一個他們認為有問題的群體,包括基督教社區和香港的社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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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無天之下的無法無天—— 評中國社會信用體系

/文:鍾慧敏、傅景華﹙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

一個被形容為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無死角式的信用計分制,主宰近十四億中國人的生計,在二零一八年多次被西方媒體描繪為近乎歐威爾筆下「一九八四」式極權控制:蘇州有「桂花分」,杭州有「惠信分」、山東有「海貝分」。中國政府計劃二零二零年全面執行的社會信用制,計分制透過大數據追蹤個人的商業和社會行為,還燒到生活和網上言行層面。習近平以「一處失信,處處受限」一聲令下撐著社會信用制,但實情是建造了一個全民信用大數據庫,超越法律權限的賞罰機制,更有效實行「老大哥」式監控每個人的行為、言論和思想自由。

評分標準不一 各處鄉村各處例

社會信用制現時在各省市試行,評分標準不一,賞罰方法層出不窮。在山東,有退休大媽做義工儲分,然後換取免押金租用政府供應的共享單車;同時,卻有狗主因管理寵物犬不善,狗隻被沒收。在貴州省清鎮市,官方用了一千項指標評價市民,包括同齡人評價和社區監視。別說犯罪案底、違約逃稅等項目可被扣分,細項如欠交水電費、不贍養家中老人也會放入評估系統。一般人稍不慎就會被扣分,嚴重者更會喪失社會救助權利或某些牌照資格。

社會信用制同時引入私營企業成為評級單位。今年掛牌的「百行徵信」更是打通芝麻信用、騰訊徵信等八家私營企業巨頭的聯合徵信平台,很快,淘寶、天貓、支付寶交易和微信媒體記錄,都放進同一大數據庫來計算一個人的信用。而在山東榮成市,當局已把官方、私營企業和其他組織的信用數據庫結合成一個信用體。每個人的生活細節將被無盡的公私單位審查、計算,完全沒有私隱可言。將個人資料在公眾和私人領域毫無限制地傳送和使用,只能在一個沒有私隱概念的國度才會出現。

失信黑名單如遊街示眾

聽起來刺耳的失信黑名單,遍佈網絡平台。據微信公眾號《人民網輿情數據中心》報道,從二零一三年十月至二零一八年五月,全國法院已有一千萬個涉及個人或公司的失信個案。現在,任何人隨手在社交平台搜索,都可找到地方法院在微博公開失信者全名、性別、詳細住址、身份證號碼(刪去四個數字)、彩色大頭照和失信項目。二零一八年十月初,廣東英德市人民法院出「絕招」,將三十九名失信人名單發送到該市十九萬名市民的手機微信朋友圈,惟恐街坊不知哪家有失信者,是數碼版的文革式遊街示眾。其後,該法院還在微信公眾號介紹其如何運用大數據,計算地理位置、人口屬性等條件,成功向失信者的家人和朋友定點發出黑名單,數日內有一萬五千人點閱。

個人手機變成言論失信罪證

根據官方說法,網絡欺詐、造謠傳謠、侵害他人合法權益和破壞網絡空間秩序等都是網絡失信行為;近年電子商貿、新媒體、社交、公益等平台正是滋生「惡劣的社會輿論」的失信重災區。言下之意,名副其實在微信朋友圈惡意造謠也違規。而最令人擔憂的,是政府可以藉著所謂的大數據社會信用體系,超越《憲法》和法律規定,限制個人自由和自主利益,包括網上言論和公眾示威等權利。

何謂官方所指的破壞網絡空間秩序?中國從不缺例子。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初,中國網信辦一夜間封鎖九千八百多個自媒體帳號,並明確指出這些自媒體「傳播政治有害資訊」、「詆毀英雄人物、抹黑國家形象」、「傳播虛假資訊」和「擾亂正常社會秩序」,這些理由顯然都跟言論審查掛勾。據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微信視野」(WeChat scope)的紀錄,這批被封號的微信自媒體不乏政府一向的「眼中釘」,包括有影響力的民營媒體、公益組織、平權組織和時事評論作者。而公眾號因「違規」被刪文章或封號,通常都與內容涉及敏感題目有關(不論反對還是支持政府),這次大規模滅聲只是打擊言論自由的藉口。

雖然二零一八年未見網絡違規轉化為社會信用制扣分的第一例,但不難看見官方從線上到現實中步步打壓言論自由。當管治者在現行法律下未能滿足其對言論審查的慾望,社會信用制將會是管治者輕易用上的懲罰工具。所謂的「一處失信,處處受限」,有機會變成言論思想自由的封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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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望遠鏡】

「六四紀念館」的重置與策展

/文:麥海華﹙「六四紀念館」管理委員會主席﹚

「六四紀念館」經過兩年與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在石硤尾創意藝術中心合辦展覽後,今年,隨著支聯會決定在旺角購置一個單位作為會址,並重置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後,「六四紀念館」將可再次在自置物業舉辦有關八九民運的展覽。我們計劃於四月中開始展出。

策展小組已召開多次會議,討論今年展出的主題、內容和展品。今年是八九民運三十周年,保留當年發生的事情和場景,讓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能了解真相,實屬必要;當年,港人的參與和投入之深,也是不可忽視的。而港人的堅持不單只是堅持公義、拒絕遺忘,而是緊密扣連起我們的現實處境和未來前途。因此,國內「六四」後對異見人士的追捕、打壓和嚴懲,以至對維權人士的鎮壓和對維權律師的抓捕判刑,及對教會的箝制和對少數民族的大規模鎮壓,甚至連民間組織亦嚴加管制,絕對是對人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侵犯和打擊。

支聯會隨著形勢的發展對這些問題持續關注,是維謢港人權益應有之義。劉曉波等所提倡的《零八憲章》運動,標誌著人民爭取憲政改革,將政府規限於《憲法》之下來辦事、受到《憲法》和法律約束;抵抗人治和無法無天的強權暴政,維護人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任意的粗暴打擊和鎮壓,這是一條連共產黨在野時也高聲吶喊的訴求,只是當權者卻反過來鎮壓人民。

我們身處於較自由和人權有一定保障的社會,最近政府對言論自由及集會抗爭權利也在收緊,因此我們的堅持是必要的。我們對國內事態發展的關切,也是有現實需要的。作為堅持了三十年的運動參與者,我們心中定必有所盼望和追求,這就是對人權價值的堅持和對民主制度、法治社會的盼望。

四十年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成就,令人民生活改善,但也帶來貧富懸殊和人民對生活質素的更高要求。他們不再滿足於僅只糊口的生活,而是更講求選擇權和對生命價值的追求,這是不可抗拒的。因此,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必然提到議事日程上,約束強權政府的違法濫權,要求政府的公權力受法制制衡是必然的。如果民眾的合理權益不能保障,更激進的行動無可避免,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當然,在一黨專政下,一言堂的局面是不會自動消失,有賴人民意識覺醒和長期的民主教育。因此,香港對中國的貢獻在於能作多元文化交流、人民質素的提升、積極維護人權自由的觀念和敢於抗爭的傳統、獨立的司法制度也是抵禦暴政的重要條件。這些人民質素和社會條件是對將來建立憲政民主的重要元素,有待我們深耕細作。這也是我們三十年來面對中國政治發展而仍然懷有希望的基礎。我們期望在「六四」三十周年的歷史時刻,能對歷史事件如實報道,展示港人的角色及至今的堅持,並梳理國內及國外的形勢發展,表達人權法治的重要和爭取憲政民主的方向。

「堅持到底,就是勝利!」謹以司徒華先生的說話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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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二零一八活動回顧

/文:煒煒

「六四」屠殺二十九周年,支聯會以「 悼六四!抗威權!」為主題,悼念活動包括:

・ 「毋忘六四」二十九周年三大活動
一如以往在「六四」前舉辦三大活動:四月五日清明節獻花、四月十五日「毋忘六四」二十九周年長跑 ,以及五月二十日民主風箏行動。

・ 「習近平專政下『新時代』的分析」系列講座
「六四」前連續四個星期五舉辦的系列講座,嘉賓從政治、經濟、社會和國際關係四方面分析習近平專政下的「新時代」。

・ 愛國民主大遊行
五月二十七日,在「六四」前的周日舉辦「愛國民主大遊行」,於灣仔修頓球場出發遊行至西區中聯辦抗議,約一千一百人參與。

・「六四」二十九周年燭光悼念集會
六月四日晚上八時,在維園足球場舉行「『六四』二十九周年燭光悼念集會」,約十一萬五千人出席。

悼念劉曉波 還劉霞自由
劉曉波二零一七年七月病逝獄中,其妻劉霞二零一零年以來一直被軟禁。支聯會發起「釋放劉霞」全球聯署行動,呼籲各地民眾致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求釋放劉霞。二零一八年七月十日劉霞終能出國,支聯會祝願劉霞平安,更希望劉霞家人能自由出國探望。

支聯會於七月十三日在金鐘添馬公園舉辦「悼念劉曉波逝世一周年」追思會,內容包括播放短片、講話和獻唱,以及聲援因悼念劉曉波被打壓人士。

臨時「六四紀念館」

.年宵迷你「六四紀念館」 專題展
維園年宵攤位佈置成迷你「六四紀念館」,主題是「民主女神的前世今生」,更邀請年青人製作不同造型的迷你民主像紀念品,替「六四紀念館」籌募擴館經費。

・「六四紀念館」專題展
四月二十日至六月十日,支聯會繼續與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合辦「六四紀念館」專題展,主題是「『六四』解碼──改革開放四十年與『六四』」,更獲多個藝術團體和藝術家支持,借出作品展出及合辦多個延伸活動。

・出席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前期會議
二零一八年初,支聯會聯同多個團體,就中國在聯合國第三次普遍定期審議共同提交一份報告予聯合國,主席何俊仁更於十月初到瑞士日內瓦出席審議的前期會議,表達支聯會的訴求,包括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異見人士,停止迫害維權人士及平反八九民運。

・重開「六四紀念館」
過去數月,支聯會為籌備二零一九年「六四」三十周年紀念,已密鑼緊鼓展開工作。此外,我們已鎖定目標購置物業重開「六四紀念館」,懇請市民踴躍捐款和參觀支持。

・聲援長期被監禁的政治犯
中國不少異見及維權人士仍身陷牢獄,部分良心犯更被囚禁至少二十年。二零一八年支聯會重點關注秦永敏、劉賢斌、胡石根和陳西幾位長期被監禁的政治犯,以及黃琦、王全璋及甄江華等。

・ 中秋民主燈火行動
支聯會於九月二十三日往中聯辦送月餅,要求釋放異見人士回家團聚;並於九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時,在尖沙咀鐘樓旁舉行「中秋民主燈火晚會」,以大型燈籠擺設、展覽、猜燈謎及簽慰問卡等形式,祝願獄中異見人士平安回家與親人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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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起西單】

廣州,請依法辦事、依法治警!

/文:南天一劍(國內維權律師)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日,廣州女律師孫世華因代理弱勢群體(訪民)案件赴廣州市公安局荔灣區華林派出所。

因郵寄取保申請之需,要求身著便裝的經辦男性警察告知其姓名、警號,不料卻遭其誣陷「襲警」,隨即暴起攻擊孫世華,以肘鎖喉,繼而扼頸致孫世華短暫失憶。警方又以懷疑吸毒和藏有凶器為藉口,非法強制孫世華驗尿、脫衣至一絲不掛。

人身傷害的同時,還要人格侮辱。更令人髮指的是,荔灣警方還意圖對孫世華律師逮捕、判刑,懲罰其代理訪民案的同時,掩蓋警方罪行。幸得網上及時聲援,孫世華被非法拘禁、訊問總計約七小時後獲釋。

案件引起國際、國內廣泛關注後,荔灣警方卻置洶湧的輿論質疑於不顧,堅拒公開案發現場的監控視頻,又於十月十五日悍然抓捕孫世華案的目擊證人張五洲(女)、梁頌基。十一月十八日,荔灣警方又公然對孫世華律師下達行政處罰決定(警告),掩蓋警方暴行,以逃避上級部門問責。

案發至今,孫世華律師向廣州市、廣東省、中華律協遞交書面報告和幫助維權的請求,同時採取一系列法律行動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尊嚴:

一·申請荔灣警方信息公開,公開現場監控視頻和涉案警察姓名、訊問筆錄等信息。
二·向荔灣區政府提起行政覆議,請求確認警方對其抓捕、脫衣檢查等行為非法。
三·兩次向專司行政訴訟的廣州鐵路運輸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確認荔灣警方對其抓捕和行政處罰非法。
四·向廣州市、廣東省及國家監察委報案控告。
五·向廣州市檢察院提起刑事控告。

然而,除廣州市監察委受理報案,其他法律行動均受阻,無法進入正常受理程序。同時,有關部門官員竟拙劣地宣稱孫世華案與境外敵對勢力有關,以此為警察罪行開脫;廣州市司法局、律協在有關部門的授意下,不斷對孫世華律師進行職業威脅;孫世華的代理律師也收到當地司法行政部門不得曝光案情的警告;關注、評論孫世華案的律師不斷被相關部門施壓;網上有關孫世華案的評論、報導不斷被刪除,連《財新網》和北大張千帆教授的報導、評論也不能倖免;更惡劣的是,廣州警方不斷透過各種渠道對孫世華的丈夫隋牧青發出人身威脅。

目前,孫世華及其代理律師頂住巨大壓力,仍在繼續推進法律行動。

據說廣州正進行創建文明城市活動,這無疑是一件好事。但,法治文明闕如,文明城市的稱號不過是自欺欺人的皇帝新裝。創建文明城市,請從依法辦事、依法治警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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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以來的堅持:湖南塵肺工人家屬深圳抗議遭公安暴力鎮壓

/文:香港職工會聯盟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六日,過百名湖南塵肺病工人和家屬在深圳市社保局人才園抗議,要求深圳市政府解決他們的職業病賠償問題。不過,相關訴求並沒有得到當局重視,反而一直拖延,引起工人不滿,觸發集體抗議。這場持續九年的抗爭,似乎仍然未能解決。

這批來自湖南的塵肺工人,以前曾於深圳從事風鑽爆破的工作,可是僱主根本沒有為工人提供合適的防護措施,因此工人在工作數年後,就因身體出現問題而離開,返回湖南。隨著日子過去,工人的身體愈來愈差,前往醫院求醫時,才發現自己患上塵肺病。但由於診斷來得太遲,有不少工人已經患上第三期塵肺病,有的甚至已因病去世,家人更要背負大額醫療費用。工人沒有文件證明曾於深圳工作,當時的僱主又沒有為工人購買勞保,因此工人在職業病鑒定和醫療費用的承擔上面對重重困難。家人的生活和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下,他們於二零零九年開始集體維權和上訪。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他們曾先後到深圳上訪六次,要求政府就醫療和家屬生活方面提供支援及賠償。

二零一八年九月,逾二百名工人由湖南前往深圳上訪,獲政府承諾會加快處理有就業紀錄的二百二十七名工人的賠償,而無法提供工作證明的工人也可獲酌情處理。但在十一月六日,百多名工人到深圳市政府,要求政府兌現承諾時,卻未有獲得正面回應,引發更多工人和家屬由湖南前往深圳維權,並在深圳市社保局人才園的辦公大廳內留宿。

十一月七日,逾三百名工人和家屬由人才園遊行至深圳市政府門外靜坐抗議,希望與相關部門的領導就患病工人的醫療和賠償談判。但警察於當晚以武力鎮壓靜坐的工人和家屬,又動用催淚彈和辣椒水驅散示威人士,令多名塵肺工人因呼吸困難送院,亦有不少示威人士因受傷入院。當晚有數十名工人在警察的打壓後企跳,最終逼使政府同意派人與工人和家屬談判,工人和家屬才返回人才園繼續留守。

十一月八日,工人和家屬派代表與政府談判,工人提議不論是否確立勞動關係,按病情輕重分級賠償,但被拒絕。政府代表提議每名因塵肺病死亡的工人家屬可獲得二十萬元賠償,而無法確立勞動關係的工人則按病情分別賠償十二萬、十七萬或二十二萬元。不過工人拒絕,工人認為賠償方案是對他們性命的侮辱。

十一月十三日,公安再次清場,強逼所有靜坐工人和家屬坐上旅遊車離開。政府派人於車上向患病工人和家屬派發二千元生活津貼,又向患病工人派發二千元醫療津貼,並且承諾於一個月內提出新方案。工人表示會於新方案出台後,再研究下一步行動。

這批工人長達九年的抗爭,明顯反映這些外判工人根本得不到勞動法例的保障,而深圳市政府和資方更是一直卸責,令這些付出血和汗建設深圳的湖南工人,一直得不到合理賠償和支援。在僱主無意負責的情況下,深圳市政府更應挺身而出,承擔這些塵肺病工人和家屬的醫療和生活開支,並且追究僱主職安保障不足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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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內望】

/文:韋斯

杭州區法院為冤假錯案護航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江蘇無錫維權人士周小鳳收到浙江杭州江幹區法院的行政判決,發現該法院在訴司法局對司法鑒定機構行政管理中,完全為冤假錯案保駕護航,不惜以顛倒黑白來自賤司法公信而公然枉法裁判特徵。

浙江迪安司法鑒定中心違反法定程序接受無錫公安局惠山區分局委託,為無錫當局構陷人權捍衛者沈愛斌、維權人士周小鳳、朱丙泉等人,提供虛假鑒定意見書,從而製造轟動國內外的二零一六年「四.十三」大抓捕、及後無錫惠山區法院根據虛假鑒定意見書,對沈愛斌判刑,周小鳳、朱丙泉批捕。

成都拘禁逾百家庭教會信眾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九日,成都警方拘捕家庭教會秋雨聖約教會主任牧師王怡,並從教會會址或家中拘禁逾百名信眾,以及充公和查封教會的物業,註銷教會微博帳號,要求信眾簽署承諾書,答應不再到教會。

十二月十六日,儘管會堂被取締且有專人層層把守,天氣寒冷,會眾們選擇戶外敬拜。敬拜儀式很快被警察驅離,會眾以行走禱告方式繼續他們的主日崇拜。

十二月十七日,警方仍繼續對十九人採取強制措施。其中,王怡牧師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李英強、黃雅玲、李子虎、王飛兄弟被控「尋釁滋事罪」;覃德富、葛迎鋒執事、呂金衡、付禮俊、李曉鳳被控「非法經營罪」;王怡牧師妻子蔣蓉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去年初,該教會發起抗議新修訂《宗教事務條例》的請願信,並獲得全國逾四百名牧師簽署,結果被成都當局打壓和迫害。國際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研究員王亞秋表示,秋雨聖約教會被關閉是中國政府無休止侵犯宗教自由的典型例子,反諷政府「尊重宗教信仰」的主張。

「七零九案」維權律師家屬剃髮抗議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七零九大抓捕」中被捕三年多的維權律師王全璋妻子李文足聯同其他維權律師家屬公開剃髮,抗議法院「無法」,要求盡快交代王全璋案,無罪釋放。

異見詩人孟浪在港病逝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國異見詩人、主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紀念詩集的孟浪,因肺癌末期在香港病逝,終年五十七歲。

孟浪原名孟俊良,祖籍浙江紹興,是八、九十年代中國知名現代詩人,曾在美國和香港居住多年,關注中國人權及思想自由議題,二零零一年與海外中國作家發起成立「中國獨立作家筆會」。孟浪曾任香港晨鐘書局總編輯,聲援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

江蘇洋河酒廠數百女工罷工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江蘇洋河酒廠宣佈,十二月份工資會比往月減少近五百元。工人認為廠方的做法無理,一是工人的工作量並沒有減少,二是在生產和銷售旺季少發工資毫無道理。十五日,上千名女工開始罷工,並在徐淮大道上遊行。女工與警方發生衝突,警員噴射辣椒水,但工人堅持罷工。十六日,廠方負責人宣佈每人每月平均增加工資一千元後,工人歡呼勝利,結束罷工和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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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速遞】

支聯會的三十而立

/文: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三十年,大體上已過了不止一代人的歲月。三十年歲月即將過去,八九民運仍未平反,「六四」屠殺的真相追查和責任追究仍無從說起;香港在過去三十年間一直是「拒絕遺忘、堅持追究屠殺責任」的前哨陣地,但那麼多年下來,有何成果?為何仍要堅持呢?這些疑問或質疑,確實愈來愈有現實意義。

三十年了,爭取的目標無疑並不成功;但那麼多年仍舊每年有上萬以至十萬香港人站出來表達「毋忘六四」,而且每年維園「六四燭光集會」一直是全世界最多人參與的相關群眾運動,我們相信,這已是持續性地對屠夫政權的當頭棒喝。我們一直認為,「六四燭光集會」既是悼念,也是抗爭。在「六四」屠殺後一周年的悼念中,當年的主題口號是「不想回憶,未敢忘記」;確乎,守護歷史真相,不讓當權者扭曲,繼續燃點對公義的希望,正是過去三十年香港人所能盡的責任。從另一角度看,如沒有香港人的堅持悼念及要求追究責任,「六四」可能真的已成為歷史名詞,不單內地成長的新一代不知道有八九民運及「六四」屠殺,連香港新一代可能更不關心。

支聯會於「六四」三十周年的主題口號是「人民不會忘記——平反六四、公義必勝」。我們深信,「人民不會忘記」是對過去三十年香港人走過的道路的最有力總結;而只有堅持真相、真理,才能令我們有機會看到公義的到臨。

支聯會從一九八九年成立那刻起,一直是立根香港的民間組織;支聯會過往近三十年持續的抗爭與動員,均是香港社會運動的一部分。過往三十年,香港經歷「九七回歸」,我們也曾於二零零三年整個社會動員起來成功阻止《基本法》廿三條立法,但近年中共政權對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方面的打壓日趨嚴重,現時香港無論是民主運動以至社會運動均處於迷茫期,確需要更多的總結、反思、討論與重建共識。支聯會相信,現在也是總結過往三十年支運得失的時刻,並應在總結經驗的前提下再踏出堅實的腳步。為此,於今年「六四」前,支聯會一方面聯同其他團體舉辦總結海內外經驗的「六四研討會」,另方面亦會透過整理過往資料及分析討論,總結我們的工作並訂定未來路向。

已經不記得是誰說的話:「人類的歷史,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回望過往三十年香港人走過的支運路,這說法無疑十分深刻和到位。

人民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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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會忘記—平反六四.公義必勝

「六四」三十周年悼念活動

  1. 2019年4月5日(五)「清明節獻花」
  2. 2019年4月14日(日)「毋忘六四」三十周年長跑
  3. 2019年5月份「巡迴各區宣傳」
  4. 2019年5月3-31日(逢星期五)「認識中國」系列講座
  5. 2019年5月4日(六)洗刷「國殤之柱」
  6. 2019年5月5日(日)「民主風箏行動」
  7. 2019年5月18、19日(六、日)「六四」事件三十周年──中國民主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
  8. 2019年5月24日(五)和6月4日(二)「平反六四」聯署廣告
  9. 2019年5月26日(日)「愛國民主大遊行
  10. 2019年6月4日(二)「六四」三十周年燭光悼念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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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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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11/2018 第119期

專題:中梵關係與宗教自由

目錄
  • 編者的話/蔡耀昌
  • 聚焦鏡:中梵關係與宗教自由
  1. 「中梵的臨時協議」是統戰的勝利嗎?/梁潔芬修女
  2. 甘浩望神父:支持中梵臨時協議/樹
  3. 大陸強拆十字架的兩個原因/方德豪
  • 民運望遠鏡: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前期會議
  1. 我在日內瓦的五天/何俊仁
  2. 十月聯合國中國人權之行/劉慧卿
  3. 中國勞權每況愈下/香港職工會聯盟
  • 再起西單
  1. 習近平難與鄧小平南巡媲美/劉銳紹
  2. 神州內望/韋斯


【編者的話】

/文:蔡耀昌

轉眼一年將盡。二零一八年,對於中國政局而言,是多變一年:年初,習近平挾其於中共十九大鞏固了「習核心」強大聲勢,於全國人大會議上通過修憲,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令習得以「終身掌權」;「習核心」向「習帝」轉化,令中國共產黨專政的訊息進一步強化,中國的人權民主再次出現重大倒退。但過了不久,意氣風發的「習班子」即面對中美貿易戰的重大挑戰;這兩個當今世上無論是經濟實力以至政治實力均是最強大的國家所爆發的貿易戰乃至可能的「新冷戰」,嚴重打亂習近平的「強國夢」和「中國夢」,未來走向如何仍有不少變數。

無論如何,我們更關注的是在中共專政下的人權發展。今期通訊,我們組織了兩大專題系列,值得讀者們細心閱讀。首先,關於中梵關係和宗教自由,包括兩位持不同意見的宗教界人士表達他們的觀點,有關分析均有其立足點及提出深遠意義;此外,關於近年內地政府透過「拆十字架」等方式打壓宗教自由,也值得更多人關注。第二個專題是跟進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中國的普遍定期審議,從文章可看到民間社會如何努力為中國人權發聲,亦希望國際社會繼續以人權這共同價值來關注中國。

展望明年,「六四」屠殺三十周年。我們依舊相信,我們仍然堅持:人民不會忘記!


聚焦鏡:中梵關係與宗教自由

「中梵的臨時協議」是統戰的勝利嗎?

/文:梁潔芬修女(香港教區耶穌寶血女修會,現任台灣文藻外語大學研究教授)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梵蒂岡聖座,簽訂一項有關指派中國主教問題的臨時協議。這歷史性協議指定由中國方面選出主教後,教宗可以接納或行使其否決權。還有對地下教會的處理一點沒有交代。但對七名主教在教律上是「被逐出教會」但蒙赦免,官復原職。

其實有關指派主教的中梵協議的內容,(由中方指派梵方肯首),早於二零一六年底傳出。這個協議沒有談及妥善處理地下主教和地下教會的問題。當時協議為自由派政評家例如林和立、秦家驄、桑普等猛烈批評,認為教宗和梵蒂岡官員,對共產執政的中國政治運作,缺乏適當的認知。他們對這個中梵合同內容憂心忡忡。因為將委任主教權雙手奉上給北京的領導人。那些負面的評論來自政治評論界和學術界人士,親自目睹北京如何在統戰上,無所不用其極的將香港特區大陸化,以至將《中英聯合聲明》的「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協議送進墳墓,而代之以習近平的「全權統治」。

所以筆者禁不住要問,現在中國的政治氣候,大力提倡中國化,能提供適宜及寬容的環境,去實施以謀求天主教自由發展的中梵協議嗎?拆教堂、毀堂頂的十字架,不許十八歲以下兒童進教堂,壓迫新疆的回教徒等等,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中國有誠意給予境內包括天主教在內的宗教真正的宗教自由嗎?果若如是,為何梵蒂岡在主權上如此讓步,但未必能贏到天主教的自由發展。因為習近平已將意識型態的安全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面,宗教活動為共產黨所牢控,天主教要為執政黨服務。中梵雙方在簽署協議後,在新聞發布中聲明協議的條款不公於眾,這是使全球的華人教友尤其是大陸和港澳特區教友憂心忡忡,更令人懷疑協議的內容有利中國而對教會不利。

這從中國的統戰政策發展,才可以解釋為何梵蒂岡有違聖教法典377及377.5條,將委任主教的權送給北京政府。人們有理由相信,協議合同內容說「教宗有決定權」“Veto Power of the Pope”,將逐漸變成「教宗沒有甚麼權」“no power from the Pope”。

人們有理由相信,協議合同內容說「教宗有決定權」“Veto Power of the Pope”,將逐漸變成「教宗沒有甚麼權」“no power from the Pope”。

本年八月美國政府轄下的「中美經濟及安全檢討委員會」,出版一份名為「中國海外的聯合戰線」的詳細研究報告,從中看到蛛絲馬跡梵蒂岡的歐籍官員所受的影響。這報告指出中國的統戰工作的幅度已遍及全球,照北京指令的中國路線而工作,在自由世界上誘使個別人士作自我約束,避免討論不利中共的事物,對北京政策不利的言論予以約制,對有利中方的言論予以宣揚,將敵對言論推到社會邊緣。報告指出魯汶是中國在歐洲統戰滲透工作的主要陣地 ,除報告指出的經濟間諜作滲透外,在魯汶的文化上和宗教界的滲透不言而喻!在魯汶大學從事有關研究中國問題的統戰滲透雖沒有說明,但熟識中國事務的就心知肚明所指何事。

因為教廷中的歐籍官員,傳統上面對的是孟什維克派的歐共,但現在和教廷糾纏的是布什維克派一黨專政的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取向上,兩派差異很大;加上近日中共強權政治下實施的反宗教措施的政治氣勢,就是與簽署協議所希冀獲得的宗教自由背道而馳,但仍簽訂臨時協議,相信這是中共統戰的成效。

在教廷不少有經驗的官員與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談判,但在與北京的談判中,梵蒂岡缺乏中國問題專家,例如中美建交談判的基辛格和中英為香港前途談判的嘉靈頓公爵等重量級中國通與中國周旋。教廷對在黑箱作業的中國高層政治,相信得知甚少,連在香港作中國政治評論的都稱中國政治是一本「無字天書」甚難解讀,在中共黨外圍工作的人,都要從多方面解讀中國的政治走勢,梵蒂岡中能讀能寫中文的,早被調走沒有參與工作小組和談判工作。教廷的歐籍官員大多數靠翻譯文件了解中國和北京溝通。另一邊廂,北京以「中國特色」的路線,以偷天換日的手法,在管治香港時,將《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原則,二十年後變成習近平宣布的「全面管治」 ,教廷有否想到今日的香港,可能是明日的中國天主教會?

教廷有否想到今日的香港,可能是明日的中國天主教會?  

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甘浩望神父:支持中梵臨時協議

/文:樹(按:此文是篇訪問稿,得到甘神父同意刊出)

「甘仔」甘浩望神父一直嚮往共產主義的平等、國際主義精神,以及毛澤東「為人民服務」、「到群眾中去」的思想,因此從意大利跑到香港來,為的是可回中國大陸服務。

在中國斷斷續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甘仔,支持中梵是次簽署臨時協議,原因包括:

一、中國天主教會內部已分裂了近七十年,始終需要解決這問題。現任教宗方濟各不是突然地簽署協議,而是跟隨前兩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及本篤十六世促成「地上」和「地下」教會團體合一共融的步伐。中國政府內部也分不同派系,各派系一直透過宗教局及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利用「非法」和「合法」主教這遊戲來鞏固自己的影響力。教宗承認所有非法的主教,是非常聰明的做法,可終結這遊戲。以後,這些機關需要尋找其他方法來維繫權力。

二、教宗不是無條件地去接納七位非法主教,而是要他們先悔改。雖然一些非法主教有女友和子女,但世界各地不少主教神父在道德上都有問題(例如孌童),不能只針對這七位非法主教的道德問題。既然他們願意悔改,只有天主才能省察人心和審判人,我們無權審判。當然,如果這七位主教只聽命於政府,我們可繼續批評他們。

三、歷史上,有些國家(例如西班牙、葡萄牙)都曾由政府擁有主教任命權。雖然不知道這份協議的內容,亦不是說現時應由政府去任命主教,而教廷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梵二)發佈的文獻中,也說不再讓給任何政府任命主教的權利,但我們要知道教會曾有這樣的歷史,並且不能只批評共產政權,也應批評過往那些右派政府的做法。

四、正如共產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所說,歷史會在矛盾中得到發展,所有事情亦不是非黑即白。我們要相信教宗所作的決定,他對共產黨和中國不是全不了解。在找不到其他出路時,勇敢嘗試去簽署協議也是一個方法,讓歷史和時間去證明結果。這不是說以後共產黨做甚麼事,我們全部都要接受,而是應繼續發聲批評。但不論是共產黨或基督徒,都有一千種面孔,我們應保持著和一些良好主義之間的對話。

對於甘仔來說,簽署協議的最大意義是七位非法主教像浪子回頭般,得到教宗的寬免和接納,以及「地上」和「地下」教會團體可以走上合一的路程。至於日後如何選任主教,則不是甘仔最關心的問題。他說:「為何要經常提著主教?教會不是屬於主教,主教只是一種服務,教會是屬於普通教友,所有教友也可以做司祭和先知」、「堂區不是教會的唯一方式,教會也在基督徒基層團體、在金鐘連儂牆的彌撒中。我們要和群眾一起生活,即使主教很差勁,教友也可以繼續做事,我們應該擁有這自由。」

甘仔贊成中梵是次簽署協議的行動,但卻不在乎雙方日後要否建交。他甚至不贊成教會需要以「國家」的形態出現,並認為教會不需要梵蒂岡這地方。甘仔說:「教宗應是世界上的精神領袖,而不是一個國家的元首,這樣就沒有建交的問題存在。」

甘仔說:「教宗應是世界上的精神領袖,而不是一個國家的元首,這樣就沒有建交的問題存在。」 

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中梵關係重要記事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一九五七年成立「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通過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章程》和《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會議決定割斷政治上、經濟上和教廷的關係,同教廷保持純宗教的關係,實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方針,這標誌着中國天主教會自此走上「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其後改名為「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一九五八年教宗庇護十二世發表《宗徒之長》通諭(又稱《致中國教會》通諭),稱自選自聖主教不合法,祝聖者和受祝聖者均自科絕罰,並指出「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的錯誤。此後,中國各地天主教召開大規模抗議大會,通過多份抗議書。一九五九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高理耀為駐台北的駐華教廷公使。

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大會第二千七百五十八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梵蒂岡撤回駐台灣的教廷大使葛錫迪,降低了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級別。

一九八零年中國成立「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和「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一九九八年中國天主教第六次代表會議修改通過《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章程》,其中第二條規定: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為中國天主教的全國性教務領導機構。」

一九八零年代,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授意下,教廷國務卿宣佈只要中國主教承認教宗的首席權,便可成為合法主教,此即針對中國的「非法可以變合法」方針。該方針被視為替中梵關係改善創造了基本條件。但中國政府對此作出抵制,直到二千年才結束抵制。

自二千年以後,中國政府放棄阻撓自選自聖主教尋求教廷承認的政策,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方面過去自選自聖的主教,可以較為公開地向梵蒂岡表示忠心,取得梵蒂岡方面認可為合法主教,這顯示中國政府開始淡化主教任命權的政治色彩。

二零零七年教宗本篤十六世向中國的天主教徒發出一封名為《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的牧函,希望引導中國教會回歸正常的教會生活。該牧函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正式名稱,表明梵蒂岡方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合法地位的認可。

這封牧函發出後,中梵關係一路趨好。梵蒂岡同時發聲明教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不變。

二零一零年中梵雙方中斷官方接觸談判,其核心原因與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制度有關。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制,體現中國政府支持的中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這一原則,在該制度下,主教團要向代表會議負責,違反天主教信仰原則和天主教法律。梵蒂岡方面對該制度無法接受。

梵蒂岡發表聲明批評「中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會議」的舉行,並重申中國政府認可的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和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不符合」天主教教義。

二零一四年中梵雙方恢復官方接觸談判。香港《文匯報》報道,中梵談判近四年的主教任命協議已經基本達成,協議已呈交給梵方,正在等待回應。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教廷官方媒體《梵蒂岡新聞》宣佈,教廷與中國針對主教任命問題簽署了一份臨時性協議,並以其落實情況進行定期性的評估,雙方協議的內文尚未公開。

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大陸強拆十字架的兩個原因

/文:方德豪(時事評論員)

中國大陸自二零一四年起屢次爆發強拆十字架風波,基督教徒受到各種迫害,在就業、求學時都被迫「不認耶穌」。有教會在崇拜時被迫掛國旗、唱國歌;種種現象都可以回溯至兩個基本問題:基督教徒的數目和基督徒的「強烈向心性」。

中國廣義基督徒人數過去四十年急遽增加,估計數目已超出中國共產黨員數量,相信這也是近年大陸開始打壓基督教的主要因由。據從事多年家庭教會研究的大陸學者于建嶸在《基督教發展與中國社會穩定》一文(二零零八年末刊稿)中亦指出,三自教會人數是二千五百至三千萬,家庭教會人數在六千至七千萬,總人數近億。他又補充,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時,教徒人數在七十至一百萬左右,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人數已達到一千萬。但是從一九八零年代後期到現在,短短不到二十年間,信教人數劇增到一億。相比之下,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國共產黨員的人數為八千九百五十六萬四千人。基督教徒較共產黨人還要多,也難怪政權會感到寢食不安!

可圈可點的是,中國官方公布的基督徒數目,較于建嶸的要保守得多。國務院新聞辦今年四月三日發表《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提及,現時內地基督教徒人口約有三千八百萬,跟中國社會科學院二零一零年公佈,用數年時間進行入戶普查所得的基督徒數字二千三百萬相比,也高出六成多。但這還未計約六百萬的天主教徒,以及數目更多的地下基督教徒。究竟這是刻意淡化還是故意誤導外界,頗值得專家進一步探索。

大陸基督教徒對其所屬教會展現強烈的向心性,這令大陸當局十分憂心。就以二零一四年發生於浙江的「三江教堂被夷平教案」為例,這事本來只是一宗起源於地方官員「擺官威」(浙江書記夏寶龍嫌十字架「礙眼」,要求三江教會拆去)的偶發事件,但當地信眾展現了「寧死不從」的決心和令人吃驚的組織能力(發動大規模靜坐,並得到附近地區教徒前來聲援)。於是本來對基督教沒有這麼大戒心的中共,認定基督教是對其管治的威脅。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甚至認為:「不能把『宗教信仰自由』理解為『宗教自由』」!習近平在一次內部講話中提到:「信不信教,多少人信教,怎樣信教,從來就不只是個人的私事,更是重要的社會事務。」中國大陸當局做這麼多事,要求他們「不認耶穌」,其終極目標就是要確立基督徒的「終極忠誠」是對共產黨!

諷刺的是,習近平在二零一六年提出「四個自信」,即所謂「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連面對基本上不問世事的基督徒也感到不安,習近平到底有多「自信」,各位讀者自己判斷好了!

諷刺的是,習近平在二零一六年提出「四個自信」,即所謂「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連面對基本上不問世事的基督徒也感到不安,習近平到底有多「自信」,各位讀者自己判斷好了!

這種宗教迫害,並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基督教在早期的兩百多年中經歷了無數次苦難、逼迫以及民眾的暴力對待,許多基督徒為自己的信仰而捨身獻教。但這一切並沒有阻止基督教信仰的廣泛流傳,反而越來越多的人為教徒們的精神所感召,而古羅馬帝國卻在外族入侵、瘟疫和天災中走向滅亡。

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宗教與信仰的自由

中共與梵蒂岡簽署臨時協議,梵蒂岡接納所有愛國教會祝聖的主教,改善多年的矛盾關係。在中共政權推動下,傳統佛、道教在國內也重新興起,寺廟重新營運,也見香火鼎盛。在國外,中共以學術為名,積極開辦孔子學院,向世界弘揚漢語及「中華文化」。如此種種都擺出開放宗教自由的姿態。

然而國內宗教壓迫依舊,教堂被強拆十字架事件不斷;《聖經》因「含違規內容」在國內網購平台遭全面下架;寺廟住持由政府委派;而不管是甚麼宗教團體都必須要唱國歌、學習黨章;法輪功也未停止被打壓。在新疆,百萬人勞改營令世界嘩然。在西藏,宗教箝制從未放鬆。

多個國家的高等學府相繼停辦孔子學院,指責學院政治審查並損害學術自由,是中共宣傳意識形態的工具及帶有宗教歧視,可見成立孔子學院並非中國開放宗教自由的指標。

在中共的掌控下,任何宗教團體都必須認同黨為最高領導。中共的所謂開放宗教自由,只為要「切實加強黨對宗教工作的領導,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政策,而更深層意義是,中共是要控制宗教團體去加強箝制人民的意識形態。在今天的中國,宗教似有了更多選擇自由,卻從未放寬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小參考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聖教(天主教)法典三百七十七條
一項:教宗得自由任命主教,或批准依法選出的主教。
五項:今後不再授予國家政權任何選舉、任命、推薦或指定主教的權利及特恩。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梵二)
是天主教會第二十一次大公會議,也是距今最近召開的一次大公會議,於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由次任教宗保祿六世結束。
在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頒佈的《忝登伯鐸寶座》通諭中,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指出此次大公會議的目標是:「發揚聖道、整頓教化、革新紀律」。其最重要的結果,即是認同被傳教國之傳統可以與天主教、基督教相容,且可以互相援引。

地下教會
中國天主教地下教會是在中國大陸接受聖座領導的天主教會,他們不承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領導。他們自稱忠貞教會(意即忠於教宗領導)。由於他們的組織本身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法律或政策,因此只能「秘密」地進行活動,故被稱為地下教會。
由於立場的不同和統計的困難,人數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觀點認為該教會大概有一千萬人左右。
地下教會質疑官方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合法性(認為官方教會不符合梵蒂岡方面的宗教法律的規定),但也由於本身不接受政府管制與干涉,所以在中國大陸境內按照《宗教事務條例》被視為非法,不時受到公安機關干預。

自科絕罰
犯某項罪行後立即觸發的絕罰(是天主教會的一種懲罰,把人排斥於信友的共融之外,俗稱逐出教會),現行法典中,自科絕罰有:背教、異端,或裂教;拋棄、拿取或保存聖體以作褻瀆;對教宗施以暴力;聖職人員赦免違反第六誡罪(毋行邪淫)的同犯;主教無教宗任命祝聖別人為主教,及被其祝聖為主教者;聽告解司鐸直接洩漏秘密;凡蓄意墮胎並完成墮胎行為者。

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民運望遠鏡: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前期會議

我在日內瓦的五天

/文:何俊仁(支聯會主席)

今年十月中旬,我代表「支聯會」和「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前赴日內瓦出席每四年一次由人權理事會(Human Rights Council)召開的普遍定期審議(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的前期會議。這次就審查中國舉辦的聽證會,是一個以非政府組織(NGO)主導的會議。發言者是理事會從多個報名參與的組織中,挑選出來的六個代表。他們在會上就中國的政治、社會的人權和自由狀況作報告評論,預計用時六十分鐘。其後,各成員國便可向十一月上旬正式召開的,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審議會議提出書面問題,而中國政府亦要就問題以發言回應。這個定期審議會議與國際條約機制不同。可以說,成員不能面對任何條約責任作違規審核。但「普遍定期審議」是要平等地使每個成員國,無論簽署了那個公約,都要定期每四年在人權問題上,被他國質詢,然後作出回應。

今次出席發言的六個代表中,有我熟識的「職工盟」代表林祖明,主要就大陸最近的工運、工人權益和中共對工會打壓的情況發言;有代表香港二十多個NGO的Justice Centre,就香港面對的政治干預和公民社會被壓迫的危機作描述。

此外,其他代表有關注西藏、新疆的宗教自由,和最近在新疆設立思想勞改營的狀況;亦有對政治異見人士的壓迫,及對學術自由被全面操控等,作出全面報告。

使我感到意外的,這次聽證會的出席甚為踴躍,會場座無虛設,可見到各國代表都有出席聆聽。猶記得,相對五年前,我是發言者之一,那次出席者只有約七成左右。相信在國際關係上,中國自從以強國崛起而要輸出中國發展模式後,最近已在國際間引起反彈,使中國將面對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就人權問題的質詢。當然出席者,亦有不少國家是在經濟上中國的投資和借貸對象,從而成為中國的依賴者(如非洲和一些「一帶一路」的國家)。據估計,正如五年前正式的審查會議上,由於太多國家在對話環節報名發言,最後每個參與發言的國家代表只得一分多鐘發言。更荒謬的是,大部分發言都是中國的「粉絲」,大讚中國人權已不斷改善。今年的形勢或許有些改善,但我相信基本上「普遍定期審議」下的對話機制,所能產生的作用有限。

這次我迢迢千里到日內瓦逗留五天,除了旁聽聽證會外,還個別約見十多個國家駐日內瓦大使,代表「支聯會」和「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表示重點關注的人權問題,包括希望聯合國爭取:(一)派團前往新疆了解思想改造營的情況;(二)因關注爭取改善新疆人權被判終身監禁的伊力哈木得到釋放;(三)在「七零九」大抓捕事件被失蹤超過三年的王全璋律師得到保釋;(四)中國撤銷兩條縱控和打壓律師的「管理辦法」及(五)中國立即確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我同行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代表劉慧卿和「職工盟」代表林祖明亦就香港的情況作了不少補充描述。

此外,我們三人亦會見了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的官員,包括副專員和特項工作的主管,作更深入的交流。

我們出席聽證會和與國家代表對話,是要表示我們對中國人權的關懷和承擔。這對負責向中國提出問題的國家,會產生一些督促和催化作用。我們希望能以誠意和努力帶來影響,促使各國向中國提出有意義的問題。總的來說,我們要利用香港這空間寸土必爭,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本份!

總的來說,我們要利用香港這空間寸土必爭,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本份!

後註:

十一月六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就中國人權進行普遍定期審議會議上,多國就我們提供的資料質詢,中國政府竟然說這些問題都有政治動機,更反駁新疆被關進思想教育營的人是接受職業訓練,同時指控維權律師以律師牌為犯法護身符。中共的謊言簡直無恥至極!

新疆百萬人被強制職業受訓?王全璋被失蹤三年,是他有護身符?

西方民主國家必須遏止中共輸出專政模式!

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十月聯合國中國人權之行

/文:劉慧卿(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代表)
今年十月,我和支聯會兼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何俊仁前往日內瓦,參加聯合國的中國定期審議前期會議,向多國政府進行游說,指出中國政府劣績斑斑的人權狀況;又指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受到嚴重挑戰,很多香港人,尤其是年青人,對未來充滿憂慮和悲觀。

中國第三次定期審議於十一月六日舉行,由各國政府向北京官員提出問題和建議,中國官員除了在會議上回應,亦於明年三月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大會回覆會接受多少項建議。

有人認為,到聯合國進行游說效用不大,因為北京不會理會。我三十年前已開始這工作,不單是自費,更贊助年青人前往,要他們認識游說的重要性,將中國和香港的人權問題帶到國際舞台。

到日內瓦之前,我在香港已約見多國駐港總領事,向他們介紹中國維權律師受打壓的苦況,和香港一國兩制受到衝擊,北京不停干預特區事務。與我們會面的政府包括美國、英國、比利時、德國、荷蘭、加拿大、法國、歐盟、瑞典、新西蘭和澳洲,他們會將我們的關注和建議向其政府反映。我們在日內瓦亦與這些國家官員會面,再次進行游說。

在多項人權問題,中共將超過一百萬名新疆維吾爾族人關押,再教育和施以酷刑最引起關注,議題在八月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聆訊引爆,在十一月的審議也成為焦點,我希望也有國家會提出維權律師和香港的問題。
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中國勞權每況愈下

/文:香港職工會聯盟

本年十一月六日,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UPR)就中國(包括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人權狀況進行第三次審議。過程中,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均可以向被審議的國家提出建議。而正式審議前,公民社會團體則被獲邀到日內瓦,向各國駐聯合國代表闡述對被審議國人權狀況的觀察。在本年十月九日舉行的審前會議中,香港職工會聯盟(以下簡稱「職工盟」)被選為有份發言的六個公民社會團體之一。

由於過去兩次審議中,只有少數國家就中國的勞工權益問題提出建議。因此,「職工盟」希望藉是次審前會議的機會,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勞工議題的關注。特別是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大規模逮捕勞權人士和近期深圳佳士勞工鬥爭中,更突顯了中國工人結社自由的權利,正在不斷萎縮之中。

「職工盟」代表林祖明在發言中強調,現行的《中國工會法》是對結社自由的侵犯。因為根據《工會法》,中國所有工會都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的領導(第四、九、十、十一條),完全剝奪工人組織和管理自主工會的權利。而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亦曾多次指出《工會法》違反國際勞工組織有關結社自由的原則,並一再敦促中國政府修改。可惜中國政權至今依然充耳不聞。

同時,林祖明又以近期的深圳佳士工人抗爭為例,指出儘管工人嘗試按照《工會法》的規定組織工會,仍然被僱主無理解僱,及後更被警方拘捕。當地「全總」不但沒有為他們爭取復職或釋放,甚至勾結管方另組黃色工會。「全總」未能維護工人結社自由的權利,進一步證實了法制的荒謬性以及官僚主義的缺陷。

由於普遍定期審議機制,「職工盟」成功與國際社會接觸,並向多國代表闡述對中國勞工權利問題的立場和意見。

由於普遍定期審議機制,「職工盟」成功與國際社會接觸,並向多國代表闡述對中國勞工權利問題的立場和意見。雖然是次日內瓦之行的成果尚待觀察,但「職工盟」已成功地透過審前會議這場合,把世界工廠內工人所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帶到國際關注的焦點。


再起西單

習近平難與鄧小平南巡媲美

/文:劉銳紹(時事評論員)

習近平趁港珠澳大橋通車之際南下,很多人把此行跟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比較。其實,無論從歷史意義、眼前需要、實質內容,以至長遠的效果來看,習近平此行根本無法與「鄧南巡」相提並論。所以,很多人只叫習近平這次行程為「南下」或「南行」,而不是「南巡」。

首先回顧「鄧南巡」的背景。一九九二年,即「六四」鎮壓後三年,鄧小平雖然把江澤民提升為總書記,但江也是保守人物,很快就跟保守派同一鼻孔出氣,鄧小平被重重包圍。他要說話,官媒也不替他發聲。後來,老鄧想到來一個「大南巡」,並利用香港和境外媒介替他發聲。

老鄧的部署十分周密,除了當年對外公開的情況外,還有一些內情多年後才陸續曝光:鄧本想派女兒鄧榕南下深圳了解情況和進行前期安排,但鄧榕平日陪伴老父左右,外界視她為鄧的傳話人;如果她突然「失蹤」,反會引起猜測。於是,改由大女兒鄧楠借公務之名南來。

此外,還有一個人十分重要,就是喬石。他掌管中國情治系統,在「六四」後幸保地位,還成為全國人大委員長。不過,他與江澤民關係甚差,所以鄧小平後來找他,他馬上協助秘密安排「鄧南巡」。

起初,老鄧只用「南下休息」、「避寒」之名,不張揚。到深圳之後,秘密部署的行動才揭開序幕;有人特地向香港傳媒(包括駐港外媒)放料:「老鄧在深圳!」港媒蜂擁北上,到處打聽,鄧小平繼續改革的聲音終於突破封鎖,並得到人民支持。如今想來,老鄧實際是借了香港的東風,才能起死回生。

後來,鄧小平再到廣州、湖南、上海等地。上海《解放日報》還刊登了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內容與當時的中央口徑不同。李鵬曾私下派《人民日報》社長高荻追查「皇甫平」是誰?為何如此斗膽?後來才知原來這些都是老鄧和喬石等人事先暗中安排的。

可見,當年「鄧南巡」的意義在於突破保守,但「習南下」卻完全沒有這種意味,因為習本人已經夠保守了,何來突破?老鄧當年沿途放話說:「要在內地創造幾個香港」,還說「誰不改革誰就要下台」。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當時也是支持鄧小平講話的有力人士。

可是,習近平今天卻走回頭路。在政治上,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間接恢復終身制,並嚴重破壞「一國兩制」。在經濟上,鄧小平要放開搞活,包括民營企業,但習近平則箝制他認為「富可敵國」的民營企業,最近跟美國打貿易戰才稍為放鬆一點。

在意識形態上,習近平大搞個人崇拜,修改黨章和《憲法》,吹噓沒有實質的「習思想」,還大力收緊輿論;法律則為我所用,變成整治異己的工具。

在外交上,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絕不當頭,冷靜觀察,沉著應付」,多年之後才有所作為。但習近平好大喜功,上台不久馬上推出「一帶一路」,還未站穩陣腳就左右開弓,引致美國提早向中國開火。

環顧今昔,「習南下」怎能跟「鄧南巡」相比呢? 

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神州內望

/文:韋斯

重慶政審考生被轟打擊異己
十一月七日至十六日,重慶市進行二零一九年普通高考報名,市教育考試院發佈消息,稱政審材料是參加高考錄取的必備材料,將反映在考生綜合素質評價中,是高考錄取時的重要參考依據,政審不合格者不能參加普通高校的錄取。屬政審不合格: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道德品質惡劣、有違法犯罪行為等。重慶做法被轟以政審打擊異己。

藏維蒙千人日內瓦抗議中共
十一月六日,總部設在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開始定期審議中國的人權狀況,上千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西藏、新疆、內蒙古族群及支持者在日內瓦遊行集會,抗議中國當局的高壓政策。

黑龍江兩萬下崗教師集體上訪
十一月五日,兩萬多黑龍江省下崗教師集體到哈爾濱省信訪接待中心上訪維權討公道。雖然氣溫只有零下六度,但是上訪的下崗老師堅持抗議,有不少老師集體唱紅歌,朗誦詩歌。
各地下崗教師到省信訪中心「會師」,微信、微信群起了不小作用,但當局大量封微信群。

上海辦「進博會」維權人士被拘
十一月五日,上海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當局從十月十日已開始「維穩」。上海數十名維權人士被關禁閉室、被做筆錄讀告知書、被刑事拘留、關黑監獄、被強迫失蹤等。
上海維權人士被告知,從十一月五日至十日不准去「進博會」現場及附近拉橫幅、喊口號等,如果去,公安機關將從嚴處罰。目前無法統計維權人士因「進博會」遭受迫害。

北京黑龍江維權人士被攔截
十一月五日,習近平出席上海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禮。在北京與上海的車站,到處都是攔截信訪人士的維穩人員,安保級別不亞於當年的奧運會和世博會。
據黑龍江信訪維權人士馬波說,今天她和訪友劉純寶、羅巧玲準備從北京乘高鐵到上海旅遊,但剛進候車室就發現車站內有大量穿制服的維穩人員,隨後就被控制,人與車票被扣押。這些維穩人員馬上與地方通電話,要求駐京的維穩人員前來帶人。上訪冤民追隨領導人行程,可以說是中國一大特色。

四名神父拒入愛國會遭帶走
十一月五日,天主教媒體「亞洲新聞」披露,天主教河北省張家口教區至少四名地下教會神父因為拒絕加入愛國會,被當局有關部門帶走。神父張貴林、王忠屬於教會傳統的西灣子教區,蘇貴朋、趙賀屬於宣化教區,他們將被孤立隔離、上學習班,接受「思想教育」。宣化教區某村莊村委會的高音喇叭還播放要求各家不得接待神父,違者拘留。十一月一日,河南省上蔡縣強拆天主教堂尖頂和十字架,同時關閉教堂。

泉州石化洩毒污染海灣五十二傷
十一月四日,福建省泉州市驚爆有毒化學品洩漏污染海灣醜聞,泉港區肖厝村碼頭的船舶與碼頭連接軟管處破損洩毒,當局低調稱洩漏六點九七噸「碳九」,宣稱已清理,空氣和水質都合格。惟民眾疑環保指數造假,甚至有人圍堵涉事石化公司,學校師生要戴口罩上課,多人嘔吐和不適。當局於十一月八日才公佈共有五十二人入院治療。

南京大學兩生抗議校方被毆
十一月一日,南京大學兩名學生因抗議校方阻礙他們註冊非官方的馬克思主義閱讀研究會遭毆打。其中,軟件學系的楊凱被逾十名不明人員暴力毆打致傷,南大馬研會社長朱舜卿等多名學生亦被打傷。
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檔案速遞:「愛心寄黃琦、王全璋」聖誕卡送暖行動、追思華叔、民運年宵攤位

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2019 追思華叔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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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09/2018 第118期

目錄

  • 聚焦鏡
  1. 中共權鬥風雲/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2. 超限管制下的內地維權律師/一名維權律師
  • 再起西單
  1. 不可不知的打壓律師新形勢/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2. 全總佳士「工商勾結」剝奪工人結社自由權利/香港職工會聯盟
  3. 神州內望/韋斯

【編者的話】

/文:盧偉明

中秋臨近,本是人月兩團圓的節日,然而,在中國的異見及維權人士,大多沒有與家人團聚的福份。本期《港支聯通訊》特意向大家介紹四位內地朋友:秦永敏、胡石根、陳西及劉賢斌,他們在內地均已被囚禁超過二十年,希望大家認識他們,記著他們為中國民主的付出,為後來者指引方向、開拓前路。

另外,我們亦找來一位內地維權律師撰文,分享他們在內地超限管制下的艱難處境。「維權律師是公民權利的有利延伸,其作為公權力的監督、制約、平衡的角色不容替代。」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文章,更進一步描述內地打壓維權律師的伎倆。他們的困境,卻反映內地法治之路崎嶇不平。

去年十九大後,中共「一黨專政」再一次走回頭路,變成像毛時代的「一人專政」。面對中美貿易戰及高科技問題等紛爭,中共的「制度自信」仍然存在嗎?請大家讀一讀蔡耀昌的〈中共權鬥風雲〉。

明年是「六四」三十周年,支聯會已著手籌備各項悼念活動,如大家對悼念活動有任何建議,歡迎向我們提出。人民不會忘記!

 


民運望遠鏡

人權珠峰上的Greenboots

近日香港民族黨遭封殺一事鬧得沸沸揚揚,威權統治步步逼近,港人驚覺結社組黨的自由逐漸失去;愈來愈多固有權利需要我們去捍衛。其實,在黨禁森嚴的內地,早於九十年代已掀起一場組黨運動,一批先行者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在「六四」屠殺後萬馬齊瘖的年代,這些人奮袂而起將黑暗撕開一個裂縫,自己卻面臨無盡黑獄。

這些人,由於坐牢的時間太長,長期消失於人們的視線,以致一般人對他們的理解不多,甚至漸漸忘記他們仍在獄中苦苦撐着。譬如迄今坐牢約二十年的劉賢斌、胡石根和陳西。

這些人,將他們的美好年華、家庭、事業耗在牢籠裏,甚至賠上寶貴生命。譬如於獄中「被病逝」的劉曉波和楊天水,又如捱過二十二年黑牢、出獄僅一年多就「被自殺」的李旺陽。

這些人的生命軌跡有很多共通之處,都因二十九年前那場屠殺改寫了命運,在屠殺後挺身而出,積極參與結社組黨,嘗試保存、集結內地民間反對力量。組建反對黨,意味改變一黨專政的根本結構,使中共感受到真正威脅,也因此他們所受的打壓異常殘酷。

這些人於獄中所遭受的酷刑煎熬,他們那份坐穿牢底的堅韌,都超乎一般人的經驗和想像,以致他們的事蹟看似很遙遠,但又懾人心魄。這使人想起在通往珠穆朗瑪峰的路上,一些先行者的遺體,頑強地倒在向着珠峰的方向,有名無名,都成為後來者的「路標」,當中一個必經「路標」被稱為Green Boots;在人權、民主路上前仆後繼的勇士也如是,有名無名,都為後來者指引方向、開拓道路,都應該被銘記。

人權珠峰上的Greenboots

秦永敏:將坐牢的路走到底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一日,在人們視線消失三年多的內地異議人士秦永敏,一頭白髮站在被告席上,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三年!由七十年代至今,秦永敏最少被拘禁四十五次,在監獄度過逾二十五年,每一次都是刑滿出獄;到下一次刑滿出獄時,秦永敏將是已七十五歲的老人。

秦永敏命途多舛,中學時期遭逢「文革」浩劫,不足十六歲就被迫到農村「插隊落戶」,至一九七六年才被招收到武漢鋼鐵公司當工人。一九七八年參加「民主牆運動」發表大字報,一九七九年創辦並主編民間刊物《鐘聲》,在各地民刊相繼遭鎮壓的情況下堅持出刊。一九八二年三月,他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囚八年。

出獄後他繼續寫作,一九九三年十一月起草《和平憲章》,要求制定法律法規切實保障公民的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等《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當中包括平反「六四」和釋放政治犯。徵集簽名開始後不久,秦永敏即被捕,隨後被判處勞動教養二年,在勞教所多次遭毒打,致左側睾丸碎裂,一九九五年底勞教期滿獲釋。

《和平憲章》的發表未有引起很多迴響,但四川維權人士劉賢斌認為這是民運史上一件大事。「六四」後,內地民運或瓦解或被迫轉入地下,秦永敏等人所領導的《和平憲章》運動,以公民身份大膽地發出不同聲音,是「六四」後走出恐懼的第一批戰士,這種公開抗爭的方式為後來的民主運動樹立典範。

一九九八年,內地出現一場頗具規模的公開組黨運動,這與當時相對寛鬆的政治環境、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等有關。關於這波組黨潮的利弊,民運界有不同評價,然而中國從此有了第一支真正的反對黨——中國民主黨。浙江民運人士率先拉開序幕,多地響應,秦永敏等人在湖北發起註冊「中國民主黨湖北省籌委會」,後又申請註冊「中國民主黨湖北黨部」,惜這波組黨潮旋即遭到嚴厲打壓。當年十一月秦永敏被捕,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二年。他在獄中拒不認罪,不時遭到虐待,一隻眼睛幾乎失明,至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底刑滿出獄。

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可以被打敗,這話用在秦永敏身上再恰當不過。二零一三年他東山再起,發起註冊「中國人權觀察」組織,並推動「和平轉型」公開簽名及網上「玫瑰團隊」群組討論等活動。二零一五年一月八日,當局以「接受外媒採訪及寫文章過多」為由將他行政拘留,其妻趙素利隨後「被失蹤」長達三年,直至今年秦永敏一案開庭前才「獲釋」。

判決書指控秦永敏為實現多元化民主政治,將自己所寫的《論中國向憲政民主制的和平轉型》、《和平憲章(草案)》等文章彙編成書在香港出版。流亡美國的「中國人權觀察」副理事長張家瑞狠批判決「荒謬可笑」,「用和平轉型的方式讓中國進入一個民主社會,竟然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罪」。

溫和的政治主張背後,是異常堅定的獻身精神。曾節明在〈秦永敏先生印象記〉一文中有這麼一段,「我曾經問秦永敏先生:其他的國內民主黨組黨領袖都出國了,你為甚麼還不出國呢?老秦回答:中國一天不民主,我一天不出國!他們出國自有他們的道理,我不出國也有我的道理,各有各的用處。我個人喜歡的風格是:反正走上了坐牢的路,那就走到底;不管走哪條路,總要走出點名堂來。」
秦永敏小檔案
●1953年8月11日生於湖北武漢市。
●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中國人權觀察」創辦人;1999年於獄中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拒絕監獄局的出國條件;2018年獲「劉曉波良知獎」。
●刑期:迄今坐牢逾25年
.1981年被以「編輯出版非法刊物」罪名逮捕,1982年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8年,1989年4月刑滿出獄。
.1993年參與發起《和平憲章》運動,被控擾亂社會治安罪,判處「勞動教養」2年,1995年底獲釋。
.1998年創辦《中國人權觀察》通訊,後成立中國民主黨湖北省黨部,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2年,2010年11月29日刑滿出獄。
.2015年1月因「接受外媒採訪及寫文章過多」被行政拘留,2018年7月11日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3年,刑期至2028年1月20日。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胡石根:能活着走出監獄嗎?

在坐牢這條路上義無反顧地走下去的,還有胡石根長老。胡石根出身貧寒,父親死於大饑荒,他九歲才讀小學,十六歲入汽車廠當工人,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九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獲分配到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大學)教書,很快就升為副教授。這位才學淵博、與現任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曾為同班同學的大學教授,大可以「學而優則仕」青雲直上,但他卻選擇投身民運,因「六四」而改變了一生。

一九八九年,胡石根因參與八九民運,在「六四」後受清查,遭行政記過處分。一九九一年,胡石根先後和王國齊、康玉春、劉京生、陳衛、趙昕等人秘密組建中國自由民主黨、中華進步同盟、中國自由工會等組織,印刷、張貼和郵寄大量傳單,宣傳自由民主、批判專制獨裁、呼籲平反「六四」。一九九二年「六四」三周年之際,他們準備用遙控模型飛機在天安門廣場上空散發傳單,因事機泄露,胡石根於當年五月二十七日被拘留,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為「反革命集團首犯」,以「組織丶領導反革命集團」和「反革命宣傳煽動」兩罪併罰重判二十年。

在「六四」屠殺所造成的巨大恐懼下,以結社方式作出反抗,需具備極大勇氣。胡石根的組黨行動因而遭遇重重挫折,而當局對胡石根的判決,也是「六四」後政治犯中最重的一宗。

流亡海外的歷史學者吳仁華憶述,胡石根唯一給人深刻的印象就是「倔」。他的倔,表現在敢於法庭上大喊「打倒共產黨」;他的倔,表現在始終不低頭,服刑期間每年均以絕食紀念「六四」、抗拒改造,因而遭到虐待,經常被戴上手銬腳鐐,關入「小號」單獨監禁,甚至遭受毆打;他的倔,也使他在家庭方面付出慘重代價。妻子苦勸無果,在他出獄前跟他離婚,女兒也不理解他,甚至在他出獄後不願見面。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經歷病危和數次減刑,在囚禁十六年三個月後,胡石根拖着病體走出監獄大門。出獄後他繼續活躍於維權、民運圈子,積極參與以「同城飯醉」為主要活動方式的新公民運動,也因此當局對他的打壓未曾稍歇。在二零一一年「茉莉花革命」大抓捕期間,他曾被秘密關押近兩個月,受盡酷刑折磨。二零一五年的「七零九大抓捕」,胡石根亦未能倖免,二零一六年八月三日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七年六個月。當局指控他透過地下教會傳播「推牆」思想理論,新華社的報道稱胡石根堅信「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這評語正凸顯他的堅韌不拔。如胡石根的朋友所說,他只是從小監獄回到大監獄,並無可避免地照舊行走在大監獄通往小監獄的路上。

然而多次進出監獄,胡石根孱弱之軀已不堪再受摧殘。胡的親友近期探監後得悉,他冠心病反復發作,身體極度不適,每晚只能以坐姿睡覺來緩解疼痛。家人數度為他申請保外就醫,但監獄方都以「七零九案全部結案了再說」為由拒絕。在劉曉波、楊天水相繼於獄中「被病逝」後,外界擔憂胡石根這次能否捱過刑期,活著走出監獄。

胡石根小檔案
●1954年11月14日生於江西南昌縣。
●曾任職北京語言學院(今北京語言大學);現為雅和博教會長老。
●1991年發起組建中國自由民主黨,以及外圍組織中華進步同盟、中國自由工會籌備委員會。
●刑期:迄今坐牢約20年
.1992年5月27日因計劃在天安門廣場散發民主傳單被捕。1994年12月被以「組織和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等罪判刑20年,2008年8月26日獲減刑釋放。
.2014年5月因參加「六四研討會」被刑捕,同年6月5日獲釋。
.2015年7月在「709大抓捕」中被拘,2016年8月3日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7年6個月。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陳西:民運和家庭 兩難抉擇

同樣被「六四」槍聲改寫一生,同樣在「六四」後的肅殺政治環境下逆流而上,與胡石根同年出生的陳西,服刑年期也將直追胡石根——二十三年!

一九八九年民運期間,陳西在貴陽組織「貴州愛國民主聯合會」,積極支持學生反腐敗、爭民主,更發動上千人參與抗暴政罷工。「六四」鎮壓後,陳西於六月十三日被捕,一九九零年五月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一九九二年出獄。
出獄不到三年,陳西再次被捕,這次是因為籌組中國民主黨貴州分部。這個短命的政黨還未正式公開成立,其骨幹成員便已落網,所做過的事只是發出兩封公開信及在天安門廣場散發傳單,但陳西依然被指控「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於一九九六年三月被重判十年,至二零零五年刑滿出獄。
「你過去十三年的監禁,對這個家的傷害已經夠大了。」二零零五年陳西甫出獄,岳父就給了他兩個選擇:一是從今以後不參加任何民主活動,一是與這個家庭徹底脫離關係。陳西陷入兩難,民運和家庭他都無法放棄,幸好他的女兒選擇站在父親一邊,妻子張群選也表示理解,「如果說他的坐牢能夠換來更多人的覺醒,我為有這樣的丈夫而感到驕傲。」

結果,陳西在出獄後,毫不猶豫地再次投身民主、人權工作。他發起多屆「貴州人權研討會」,除了每周固定的公民集會,還舉辦多次「六四」紀念研討會。他也是《零八憲章》首批簽署人之一,曾寫過〈我們是馴獸師:寫給零八憲章的簽署者〉一文,認為人類最重要的歷史是實現對統治者的馴服,「《零八憲章》就是我們為中國的統治者們設計的籠子,我們簽署者的使命是要像馴獸師一樣,把中國的統治者關進籠子裏。」

二零一一年中國基層人大代表換屆,出現了頗大規模的獨立候選人參選潮,是民間力量挑戰強權的又一次嘗試。貴州人權研討會通過民主程序推舉陳西、李任科、吳玉琴、徐國慶四人為獨立候選人,但旋即遭到當局壓制,陳西遭警方非法抄家、帶走,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被捕;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日前夕,貴州人權研討會被當局定性為「非法社團組織」;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庭只經過兩個多小時庭審、僅憑三十六篇文章就宣判陳西「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三次牢獄之災使陳西的身體嚴重受損,其家人透露,二零一四年底到監獄探視時,陳西已瘦弱得不成樣子,看上去體重不到一百一十斤。貴州是個苦寒之地,陳西所處的囚室遠離食堂,每天只能吃冷菜冷飯,沒有熱水用,每到冬季手腳出現凍瘡,監獄裏的單薄衣物、被子不足以禦寒,家人多次送衣送被都遭到拒絕。與此同時,獄方刻意安排八名質素極差的刑事犯負責看管他,他在獄中一直受到嚴格限制,不可與外界打電話、寫信,妻子也只能在嚴密監控下與他會見二十分鐘。

據維權網報道,在身心飽受摧殘下,陳西主動提出保外就醫的要求,家人也為此奔波,卻不得要領,難道獄方要陳西成為第二個劉曉波、楊天水?

陳西小檔案
●1954年2月29日生於貴州貴陽市,原名陳友才。
●退伍軍人;原貴州省圖騰科技實業公司董事長;貴州人權研討會發起人;《零八憲章》首批簽署人。
●刑期:迄今坐牢20年
.1989年組織「貴州愛國民主聯合會」聲援民運,「六四」後被捕,判刑3年,1992年6月刑滿釋放。
.1995年因組織「中國民主黨貴州分部」,公開要求平反「六四」再次被捕,1996年3月被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判刑10年,2005年刑滿出獄。
.2011年10月5日,因不滿當地基層人大代表選舉內定候選人,宣布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遭當局壓制。同年11月29日被捕,被控在境外網站發表36篇具敏感性、煽動性文章,2011年12月26日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0年,刑期至2021年10月。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劉賢斌:「不存在」而又無所不在

現年五十歲的劉賢斌,人生的一半時間幾乎都在獄中度過。與他結髮二十多年的妻子陳明先形容自己猶如愛上一個「不存在」的人;然而當劉賢斌第三度被重判入獄時,海內外發起接力絕食聲援,「我是劉賢斌」的聲音傳遍全球各地,一時間,他又似乎無所不在。

劉賢斌參與民主抗爭,同樣始於二十九年前那場運動,自此沒有退下來。八九民運爆發之際,二十一歲的劉賢斌正就讀中國人民大學,他一頭栽進學運,遊行、絕食、阻擋軍車入城,「六四」屠殺後逃回四川,於成都抗議政府武力鎮壓,與陳衛創辦《民主論壇》,一九九一年四月被捕,並被人民大學開除,一九九二年底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囚二年半,自此開始他進進出出牢獄的顛簸生涯。

一九九八年,劉賢斌加入秦永敏主辦的「中國人權觀察」,在秦永敏被捕後成立臨時總部繼續出版通訊,一九九九年因參與創建中國民主黨四川省黨部被捕,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十三年。劉賢斌於獄中獲三次減刑,在坐牢九年四個月後,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出獄。出獄後,他不顧尚處被剝奪政治權利三年附加刑的監控風險,參與《零八憲章》聯署,成為首批簽署人之一,並連續發表《出獄一百天》、《血與火的洗禮——我在一九八九年》、《我的民運二十年》等文章,二零零九年獲流亡海外的「八九一代」學生評選的第九屆「中國青年人權獎」。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獄不到兩年,劉賢斌第三次被捕。

一如既往,劉賢斌坦然面對牢獄,這次連上訴也沒有,留下一篇〈像一個公民一樣去生活和戰鬥〉的自辯文字。妻子陳明先則寫下那篇催人淚下、叫人不忍卒讀的文章〈我和劉賢斌的聚散人生——謹以此文獻給所有異見人士的妻子〉,「記得一段描寫俄羅斯異見人士妻子的文字,說她的臉上再也看不出快樂和悲傷。我想我也終將變成那個麻木的老婦人,因為從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到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只有一年零七個月又二十二天的時間,我和賢斌還在走向對方的路上。」

從一九九一年第一次被捕至今,二十七年來,劉賢斌在監獄外的時間不到六年。二十多年來,劉賢斌未曾與妻女一起團圓過年,甚至未能見到母親最後一面。楊寬興在〈劉賢斌入獄七年憶〉一文中寫得真切:「在中國,如果你選擇做一個民運分子,會有人歡呼,也會有人辱罵,但是,當你身陷牢獄的時候,全世界終究會因為無可奈何而寂靜下來,所有的苦難與等待,只能由你和你的家人承擔。」

劉賢斌不像劉曉波、高智晟、胡佳等那麼知名,擁有強大的國際影響力,卻在海內外民運界贏得一致讚許。他的中學同學兼多年戰友陳衛分析,「賢斌不是一個理論家,他的政治追求來源於他的良知和常識感,所以他從來沒有豪言壯語。他是用行動來詮釋人生的,所以他是一個走在路上的人,不過他走的道路異常艱難和危險。」正因為劉賢斌默默無聞地做着最具風險的事,所以贏得那麼多人的心。

流亡海外的八九學運領袖王丹,今年六月寫了一篇〈睡在我心中的兄弟〉,紀念劉賢斌監獄生涯的二十周年,「有時候我想,一個憨厚的人,其實往往是最倔強的人。這樣的人不跟你吵不跟你鬧,也根本說不過你,但是只要他認准了一條路,他一定不會回頭,不管付出什甚麼代價。一個政權,怕的就是這種人。」的確,因劉賢斌被重判而引發的聲勢浩大的「我是劉賢斌」聲援行動,本身已是一場深刻的公民教育運動,足以令中共當權者畏懼。

劉賢斌小檔案
●1968年10月2日生於四川遂寧市,別名劉陳,筆名萬賢明。
●中國民主黨西南籌委會組建人;《零八憲章》首批簽署人;2010年獲「劉曉波寫作勇氣獎」。
●刑期:迄今坐牢逾20年
.積極參與八九民運,1991年4月15日被捕,1992年12月28日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2年6個月,1993年10月刑滿釋放。
.1998年加入「中國人權觀察」,1999年因參與創建中國民主黨四川省黨部被捕,1999年8月6日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3年,2008年11月6日獲減刑釋放。
.2008年成為《零八憲章》首批簽署人之一,2010年6月28日被抄家及刑拘,2011年3月25日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0年,刑期至2020年6月27日。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聚焦鏡

中共權鬥風雲

/文: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習近平上台五年多以來,被指不斷鞏固權力。去年中共十九大,不僅通過繼續由習出任黨總書記,更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到了今年初全國人大會議,有關「習思想」更進一步加入到《憲法》中,同時在爭議聲中通過修憲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制」。其時,人們均聯想到中國「帝制」重臨,中共「一黨專政」再一次走回頭路變為像毛時代的「一人專政」。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幾個月後,尤其隨著中美貿易戰及就高科技問題等的紛爭不斷激化,使得早幾年中共陸續加強宣傳的所謂「制度自信」以至對習的「個人崇拜」在今年中一下子「急煞車」——不再對外提「中國製造二零二五」、曾一度大鑼大鼓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遲遲不出台,內地不少地方標誌對習「個人崇拜」的畫像不再公開展示,更多人敢於公開批評黨中央以至習近平的施政問題等。在紛亂的六月至七月期間,更有不少「小道消息」指習權力不穩,甚至黨內反對習的力量藉習處理中美貿易戰不當為由,將在七月底召開的「北戴河會議」期間將習推下台;一時間,中共黨內權鬥風雲又再被炒熱。

然而,事情的發展是,近期看到的政治情勢是習近平的權力基本上仍然穩固,甚至新一輪強調維護習近平作為黨中央核心的宣傳工作又再開展(例如今年九月二日《人民日報》頭版,單是習近平三字便出現了四十五次之多)。那麼,中共內部權鬥是否子虛烏有呢?

筆者相信,中共內部權鬥當然存在,而且在缺乏民主、公開制衡制度的中共,權鬥必然無日無之,鬥爭情況也會較我們在外間所知道更為慘烈。只是,如所有事情均簡單的把中共分成兩派,並把他們的力量對比化約為「你強便是我弱」、「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看來是對複雜政治形勢及中共內部專政網絡連繫的誤判。筆者不是中共問題專家,同時也自問並不熟悉中共內部的關係網絡和權鬥內情;筆者只想指出,從經驗看,很多時簡單的二分法並不準確,尤其我們依據這樣的二分法選取「支持誰」及「反對誰」,很可能陷入錯誤的發展方向。

回說近期中共在一些政策宣示方式的可能轉變,亳無疑問與當前中美貿易戰的加劇有關,而過程中亦清晰暴露出近年中共宣傳的「制度自信」缺乏客觀和現實基礎的「大躍進」式吹噓。中國人民如能藉當前面對的挑戰而深刻反思,準確認清自身的不足,並且重新思考「開放改革」、「與世界接軌」、「接納國際社會共有價值」的重要性,相信才是面向未來的重要一步。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聚焦鏡

超限管制下的內地維權律師

/文:一名維權律師
早在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官方智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所長袁鵬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撰文,稱內地維權律師是美國藉以「自下而上」方式干擾中國崛起的五股勢力之首。

三年後,公安部牽頭,同時動員全方位官方媒體開展一場全國性的維權律師打壓行動,民間稱之為「七零九事件」。隨著疾風暴雨的抓捕、集體「失蹤」、電視認罪後,律師業全力管控進入頂層視野,三年以來各類管制措施急速強化和升級。

二零一六年九月,司法部層面發佈兩個管控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辦法》。次年一月,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連續出台兩個行規,全方位對律師執業行為及言論作出全面管控。

司法部《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律師事務所應當建立健全重大疑難案件的請示報告、集體研究和檢查督導制度,規範受理程式,指導監督律師依法辦理重大疑難案件」。第五十條規定:律師事務所應當依法履行管理職責,教育管理本所律師依法、規範承辦業務,加強對本所律師執業活動的監督管理,不得放任、縱容本所律師有「採取煽動、教唆和組織當事人或者其他人員到司法機關或者其他國家機關擾亂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非法手段,聚眾滋事,製造影響,向有關部門施加壓力」等行為。

不僅如此,二零一六年末司法部還發佈《關於進一步加強律師協會建設的意見》,指令律協築牢織密律師執業活動監督,修訂相關律師行為規範和處分規則,要求細化行業處分依據,確保各類違法違規行為得到及時有效的懲戒。

全國律協在沒有向會員公開草案的情況下快速通過《律師執業行為規範》(試行)、《律師協會會員違規行為處分規則》(試行)。

該《行為規範》第六條規定:律師應當忠於憲法、法律,恪守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律師不得利用律師身份和以律師事務所名義炒作個案,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不得利用律師身份煽動、教唆、組織有關利益群體,干擾、破壞正常社會秩序,不得利用律師身份教唆、指使當事人串供、偽造證據,干擾正常司法活動。

該《處分規則》第三十四條規定:影響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案件,在多種情況下,可給予中止會員權利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的紀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取消會員資格的紀律處分。

司法部、全國律協將管制措施築牢、織密、細化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處罰、懲戒維權律師的高潮。不到一年多,山東、雲南、廣東、湖南各省司法廳先後啟動處罰程式,以發表「危害國家安全」言論、擾亂法庭秩序等為由,將祝聖武、王理乾律師、王龍得、隋牧青、文東海、楊金柱律師吊銷律師執業證書,其他因網路言論、法庭秩序已經或面臨行政處罰、行業懲戒的律師還有浙江吳有水、江西謝六生、廣東龐琨、河南姬來松、北京黎雄兵等律師。

維權律師是公民權利的有利延伸,其作為公權力的監督、制約、平衡的角色不容替代,他們在超限管制下的艱難前行表明內地法治之路註定不平坦。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再起西單

不可不知的打壓律師新形勢

/文:余風(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習近平在十九大開幕時的發言,共提及十九次「依法治國」。雖然所謂「依法治國」在習近平口中的社會主義新時代,不知葫蘆裏賣甚麼藥。但可以肯定的,是「七零九」大抓捕後中國政府排除異己未有手軟。以「依法治國」為名的制度性打壓,利用吊銷、註銷等一系列行政懲戒作為打壓的延續,並依靠年檢制度控制律師執業權及接案範圍,顯然是未來中國政府對付維權律師的維穩方針。

取消資格——吊銷與註銷律師執業證

二零一六年修訂的《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及《律師執業管理辦法》正是為日後的行政懲戒鋪路。各國對律師都有不同的行為規範,而行政懲戒就是對違規者的處分。但在中國,律師行為規範如今已然變成限制律師權利的工具,如《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條就禁止律師「採取煽動、教唆和組織當事人」到司法機關以聲援等方式向有關部門施加壓力,以此限制律師的言論自由。吊銷、註銷律師執業證的做法,是司法部最常用的手段,不僅直接褫奪當律師的資格,更直接危及他們的生計。

以往都有個別律師因為接手敏感案件而被吊銷執照的例子,不過這兩年卻是以更大規模出現。由二零一七年九月的十九大起至今年七月為止,已經有十六名維權律師及三間律師事務所收到吊銷及註銷執業證的通知,當中過半數與「七零九」案件關係密切。甚至,廣西唯一一所維權律師事務所「百舉鳴律師事務所」,更被南寧司法局在其辦公場所強逼解散,可見打壓力度之大。儘管中國政府對外宣稱召開聽證會,給予律師申辯機會,但聽證程序卻極不公開、不透明,形同虛設。

年檢制度

另一方面,年檢制度也嚴格規限律師的行為和接辦案件的政治敏感程度。年檢一般在每年的四月至五月期間進行,當中分為律師個人年檢,還有律師事務所年檢。不少維權律師為求通過,往往要作出妥協,例如退出已接辦的敏感案件,以及未來不再接敏感案件。若維權律師堅持到底,則可能被評為「不稱職」,甚或無法正常執業。例如廣東省的陳進學、陳科雲及劉正清先是暫緩考核,繼而被評為「不稱職」,令人憂慮會因此減少案件委托,影響生計。

另外,有律師指出,當局會以年檢結果為威脅向律所施壓,逼迫律所解聘「不聽話」的維權律師。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被解聘的律師若在六個月內未被其他律所聘用,執業證就會被註銷。當局正是用此方法令維權律師執業證被註銷,無法正常執業。然而,假如律所不肯就範,司法局還可以吊銷律所的執業資格。

年檢制度主要透過延遲通過、暫緩考核和不予通過等方式限制維權律師執業,從而影響他們的生計。根據已知的資料顯示,截至今年八月二十日,已確認有二十三名維權律師受年檢制度影響而無法正常執業,當中分別有十三名延遲通過、七名暫緩考核或不予通過,以及三名不允許參與年檢。

行政為名的政治打壓

行政懲戒和年檢制度對維權運動帶來打擊。在官方的審查下,維權律師不免面對生計的壓力,使維權案件更難找到代理律師。仍然願意接辦的律師也應接不暇,變相出現有案無人接的情況。同時,中國政府也特意針對新一批維權律師,企圖撲殺反對聲音於萌芽階段。

身在香港的我們,對這些以行政為名的政治打壓定必不會陌生。取消民選議員資格、剝奪候選人參與選舉權利、濫用《社團條例》取締異見政黨等,種種事實擺在眼前,政權將以更狡猾、更虛假,更多看似正當的手段來消滅依然敢於對社會提出疑問的人。在承受打壓方面,原來香港和中國是那麼接近。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再起西單

全總佳士「工商勾結」剝奪工人結社自由權利

/文:香港職工會聯盟
深圳佳士工人因自發組織工會而爆發的工人抗爭已擾攘超過一個月,但來自國內外的聲援與支持依然不絕。工人個多月來不斷抗爭,希望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成立一個由工人自發組織的工會。可惜,事件在中華全國總工會(下稱︰全總,中國唯一合法工會)和佳士管理層聯手打壓的情況下,工人結社自由的權利又再度被出賣。過程中,全總和佳士以極其卑鄙手段合謀取締由工人循合法程序成立的組織,及後更動用龐大的公權力鎮壓自發組織的工人領袖和聲援人士。工潮不但再度引證全總帶頭剝奪中國工人結社自由的權利,過程中更盡顯官方工會和資方勾結的醜態。

本年五月初,深圳佳士科技公司一群工友,因不滿公司不合理的勞動條件和嚴苛的管理政策,向當地人力資源部和區總工會求助,並得到坪山區總工會副主席黃建勛建議他們籌組工會。佳士工友不虞有詐,依法向街道總工會申請成立工會,並取得八十九名同工簽署《申請加入工會意願書》。豈料,全總卻與資方串通,另起爐灶成立工會籌備組,取締由工人自組成立的籌備會,並抹黑工人籌組工會過程,先有資方指控米久平等工人領袖以消防安全名義欺騙同工簽署同意書,後有全總聲稱米久平籌組工會的行為非法,要求米久平寫道歉信和澄清組織工會的行為並非得到區總工會指導。八月一日,龍田街道總工會正式批覆成立工會籌備小組,並由坪山區總工會副主席黃建勛出任小組組長,而副組長則由佳士總裁辦投資項目總監張志英出任,但兩人卻一直是打壓工人代表的主要打手。全總和佳士管理層密謀自組工會,就是要阻止基層工人把持工會的領導權,以杜絕工會日後組織工人爭取改善待遇的後患。

同時,帶頭成立工會的工人代表米久平和劉鵬華等六名工人領袖,先後因組織工會被調職,甚至被開除。不忿於被非法解僱的工人,回廠打算上班時,被資方派出的保安以至警察毆打。工人遂往派出所抗議警方毆打工人,多名示威者更在七月二十日被捕,後於二十一日獲釋。事件在網上瘋傳,得到來自全國的網民和學生廣泛支持。工人持續抗爭,左翼學生團體更組織聲援團,動員全國各地大學生前往深圳支援工人。深圳警方遂於七月二十七日採取行動,拘捕二十九名佳士工人、學生和其他工廠聲援的工人。及後,政府以「尋釁滋事罪」將他們刑事拘留,當中十四人至今未仍獲釋放。八月二十四日清晨,公安部門出動多名防暴警察,到聲援團位於惠州的住處,大規模搜捕聲援團成員,事件中超過五十名佳士工友和學生被捕。

根據《國際勞工公約》第八十七號規定,工人應享有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但中國的《工會法》本身已限制工人只可以成立由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下的工會。因此,在無法成立自主工會的法律規範下,中國工人不論在法理和實際層面,均並不享有結社自由的權利。而事實上,中國絕大部分工會領導層,均是透過等額選舉(即是沒有競爭的選舉)由全總和資方欽點。佳士工潮中的工人,就連依法籌組工會的機會也被全總和資方密謀剝奪。而全總和企業之間的互相勾結,更是令人心寒。儘管全總近年多次號稱進行改革協助工人維權,但這次事件再次引證,全總只是不斷地複製同一套維穩模式——出賣工人和公民權利以解決勞資矛盾。但可恨的是,改善工人就業待遇本來就是全總應盡之責。全總在佳士工潮中卻「掉轉槍頭」打壓工人,恰恰突顯中國整個工會制度和工會法的荒謬。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神州內望。

/文:韋斯
新疆關押上百萬維吾爾族人

中共當局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修建大量政治再教育中心,不經任何司法程式隨意抓人,剝奪人身自由,形同監禁,且無明確「服刑 」期限。保守估計被關押人數在百萬以上,主要是維吾爾人,還 有哈薩克和回族人。被關押者包括農 民、工人、大中專院校及中小學生、老師、作家、藝術家 、學者、廳長、局長、村長,甚至一些維吾爾員警等。

被關押在再教育中心者被迫唱紅歌,學漢語,學習習近平思想;更被強迫吃豬肉、喝酒,還要吃一些不知名藥物。再教育 中心亦存在虐待與酷刑。

寧夏強拆違建清真寺惹民憤

寧夏同心縣韋州鎮政府發布清拆通知書,指韋州清真大寺未取得鄉村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築工程施工許可證,屬擅自違建,要求自行拆除,逾期則由官方強拆。另有學者指出,清拆原因涉及該寺獲取境外資金;以及該寺規模巨大,若拆除違建會起到警示作用。事件惹起當地民眾抗議。

黃琦頑疾纏身 母籲出獄治療

中國維權網站「六四天網」創辦人黃琦被關押看守所,身體浮腫,肌酐、尿酸仍未達正常標準。二零一零年,黃琦被確診患上一種無法治癒致命疾病,導致腎功受損。他還患上腦積水、心臟病、肺氣腫和肺炎。劉正清律師到看守所會見黃琦,得知家屬在看守所賬上為黃琦存了近二萬元,但不能自由支配,到目前為止只給了他八百元。黃琦母親再次呼籲當局釋放黃琦出獄治療。

德國留學生研究「七零九」被迫離境

北京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德國留學生穆達偉(David Missal),因研究題目涉及「七零九」維權律師抓捕事件及人權問題,關注中國維權律師和「七零九」家屬維權抗爭行動,八月十三日被中國當局拒發新簽證。原定留學計畫還有一年畢業的他被迫中斷學業離開中國。

聲援深圳佳士工會多人被捕

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多名工人七月下旬爭取成立工會,並抗議警方暴力執法,獲各地志願者組成的聲援團支持,其中聲援團成員沈夢雨八月九日被不明身份人士帶走後失聯。十一日,再有一批外地學生到當地聲援及抗議,要求釋放被捕工人和沈夢雨。

民主維權人士衛小兵被斷生計

八月九日,廣東惠州大批公安以消防安全為由,查封四川維權人士衛小兵的衣服工廠,斷了他的收入來源,工人無處上班。衛小兵因去年參與「廣州海祭劉曉波」而遭警方抓捕,被廣州當局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拘一個月。

陝西訪民劉順榮死在派出所

鎮安縣訪民劉順榮在米糧鎮做打掃衛生工作,八月七日打掃時被兩員警帶到鎮派出所,關進鄰縣柞水縣看守所,罪名是「在取保候審期間超出縣域繼續上訪」。劉順榮有高血壓等病,當天深夜,看守所將劉順榮送回家。第二天把劉順榮叫到派出所,死在半路上。

曹順利人權團隊反暴政

八月三日,中國曹順利人權團隊部分人權捍衛者第十四次上街呼籲:「解除黨禁報禁、立即釋放全國政治犯,才是真自信!」、「中國是世界上政治犯最多的國家,有政治犯的國家一定存在暴政!」她們抗議當局把追求民主、自由、捍衛人權的守法公民隨意抓捕、判刑、超期羈押、拖延審判、虐待折磨、毆打、強迫失蹤等各種酷刑。

民間統計大陸被判刑、逮捕未判、刑事拘留、強迫失蹤等政治犯、良心犯有七百五十三名,他們更遭受酷刑、虐待及與親人分離的肉體和精神雙重折磨。

民主人士姜野飛、董廣平被判刑

民主維權人士姜野飛、董廣平七月十三日被重慶法院分別處以六年六個月和三年六個月有期徒刑,各處罰金一千元。審判秘密進行。姜野飛、董廣平曾逃亡到泰國,已獲難民身份,後被強行引渡回國。重慶法院判處姜野飛、董廣平顛覆國家政權罪、偷越國境罪。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檔案速遞:中秋民主燈火行動、誠邀捐款、支聯會之友回條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港支聯通訊 第117期 20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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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04/2018 第117期

目錄

  • 民運望遠鏡:悼六四抗威權
  1. 紀念「六四」,還權於民/王超華(八九學運學生領袖)
  2. 堅守希望—紀念「六四」二十九周年/胡平(《北京之春》榮譽主編)
  3. 悼「六四」、抗威權 香港在中國威權統治下的前景及我們的應對/程翔(資深評論員)
  • 民運望遠鏡:「六四紀念館」專題展
  1. 從解密「六四」到解碼「改革開放」/
  • 聚焦鏡: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
  1. 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中國侵犯人權事件簿/鄒幸彤(支聯會副主席)
  • 聚焦鏡:人大、政協兩會
  1. 修憲是為民還是為黨?/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 再起西單
  1. 維權律師「擾亂法庭秩序」?/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2. 從「清理低端人口」看習近平「新時代特色」的大躍進/香港職工會聯盟
  3. 神州內望/韋斯
  • 支青組通訊
  1. 為何仍堅持建設民主中國?/蔡佳洋(支聯會青年組組員)


【編者的話】

/文:盧偉明

執筆之時,新任全國人大常委、民建聯前主席譚耀宗指,中國《憲法》修改後,將來叫「結束一黨專政」口號或違反《憲法》及《基本法》,甚至可能被取消參選立法會資格。支聯會強烈譴責譚耀宗的言論,並重申:我們不會被嚇倒,也絕不會在立場上有任何退縮!支聯會將繼續高舉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在內的「五大綱領」,堅持到底、抗爭到底!

支聯會將繼續高舉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在內的「五大綱領」,堅持到底、抗爭到底!

「六四」廿九周年的主題:「悼六四!抗威權!」王超華說,紀念「六四」的意義,就是人民抓住一切可能機會,為自己正名,為自己爭取權利。胡平指出,我們要懷抱希望,在人世間,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程翔告訴大家,在中國威權統治下,我們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以抗衡任何肆意擠壓我們「兩制」空間的壓力。三篇文章,三個角度,評析主題,值得細讀。

今年「六四紀念館」專題展,將以「改革開放」四十年為題,回顧及反思當中的得與失,八九民運作為分水嶺,揭示哪些矛盾,帶出哪些啟示?同場亦會展出各國的「六四」解密檔案,進一步還原歷史真相。誠邀大家到來參觀!


民運望遠鏡:悼六四抗威權

紀念「六四」,還權於民

/文:王超華(八九學運學生領袖)

「八九.六四」已經過去了二十九年,但是我們沒有忘記。當年以北京天安門廣場為焦點,遍及全中國一百多個城市的民主抗爭運動,在社會和民眾中注入高揚的理想主義精神,最終凝聚在那位震撼世界的「坦克人」形象中——面對軍事強權和血腥的暴力鎮壓,北京市民一次再次衝上街頭,用肉身和意志力向強權宣告,他們不相信中國的人民只能屈服於恐懼,只能做強權統治下的精神奴隸。

這種信念其來有自。從晚清梁啓超「新民說」開啓民智,到「五四」提倡個性解放,近現代中國一系列革命與改革的傳統中,個體獨立與民族解放兩條思想脈絡始終齊頭並進。沒有國民個體積極參與的革命,如何能稱為「國民革命」?即使共產黨領導的「翻身解放」,也有《國際歌》高唱的「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與後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一樣,大聲疾呼「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站起來。這一脈絡到了一九八九年,就有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在床單做成的旗幟上,濃墨重筆錄下詩人北島的名句:「決不跪在地上,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好阻擋自由的風」。

在這種信念的背後,是全世界現代國家政體變革的大趨勢,從孤家寡人「朕即國家」向人民主權的國族國家轉變。主權在民是中國自辛亥革命結束滿清皇朝統治一百多年以來,政體沿革中的深層基礎,是威權統治百般騰挪也擺脫不掉的隱然約束。從政治理念來說,主權在民規定了統治者必須經由自下而上的授權程序獲取正當性。無論今日習近平及中共多麼渴望獨攬一切,他們仍需每次從基層換屆選舉開始進入權力更迭的表面程序,就是這種隱形制約的作用。修憲也是如此,他們仍需煞費苦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走表決通過的過場。這些表面文章在中共並不情願的情況下顯示出其嚴密控制輿論以強姦民意的修憲實質。

在政治實踐和制度設計上,主權在民必須有制度保障,確認每一個合法公民既能享受在公共議題上政治表達的自由,又能在有保障的程序過程中,定期實施政治參與的實際作為。正是在這些方面,北京當局一方面指使各級地方政府以各種手段打壓爭取參選、爭取實質民主的獨立人士,一方面在關鍵時刻直接插手強力施壓。這也是北京近年來針對香港民主化要求所採取的對應策略。獨裁專權勢力決不可能自動放棄手中的權力,但他們打著「人民」旗號剝奪公民群體實施主權授予施政正當性的渠道和程序,必然會遇到反抗。人民會抓住一切可能機會,為自己正名,為自己爭取權利。這正是紀念「六四」的意義——

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還政於民,還權於民!


民運望遠鏡:悼六四抗威權

堅守希望—紀念「六四」二十九周年

/文:胡平(《北京之春》榮譽主編)

收到《港支聯通訊》紀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約稿信,我立即回信答應下來。然而等我坐到桌前,打開電腦,卻遲遲難以開篇。

過去二十八年,每到「六四」,我都要寫文章紀念。同一個題目的文章,我已經寫了二十八年,該說的好像都說過了,如果不是為了應景,還有必要再寫一篇嗎?

我以為還有必要。因為在中國,「六四」還沒有成為歷史,那個殺人的政府還坐在台上,還在繼續壓迫人民,死難者的名譽還在蒙受玷污死不瞑目,自由鬥士還身陷牢獄或流亡海外,正義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碼的伸張。在中國,「六四」還不是過去完成時,而是現在進行時。寫文章紀念「六四」,不但是紀念,而且也是抗爭。

毋庸諱言,在「六四」二十九年後的今天,中國的民主化前景似乎比過去更黯淡。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懷抱希望。

在一九八六年完成的一部自傳性談話錄裏,哈維爾談到了希望。哈維爾說:「我經常(特別是在極為無望時,比如在監獄中)想到的那種希望是一種精神的,而不是現實世界的。我們內心要麼有希望,要麼就沒有希望,它是靈魂的一個尺度,它不是基於對世界的觀察或對環境的估量。希望不是預言,而是精神的定向,心靈的定向。它超越直接經驗的世界,存在於這個世界以外的地方。」哈維爾強調說:「在這個更深刻的意義上講,希望不是一帆風順時的歡樂,或對有望早日成功的企業進行投資的誠意,而是一種為某種事物奮鬥的能力,之所以要為之奮鬥並不是由於這種事物有成功的機會,而只是因為它是好的。越是在不利的環境中,所表現出的希望就越深刻。希望決不是人像樂觀一樣的東西。它不是對某個事物會有好的結果的確信,而是對某個事物是有意義的把握,不管其結果如何。簡而言之,我認為,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希望,可以說是,我們從別的地方獲得的希望,它是唯一可以是我們免遭滅頂和激勵我們行善的東西,是人的精神及其成就所能達到驚人的範圍之源泉。最重要的,是這種希望給了我們力量去生活,去嘗試新事物,即使是處在向我們現在所處的這麼沒有希望的環境中。」

在這段談話裏,哈維爾指出,希望不是現實的,而是超現實的。希望不是經驗的,而是先驗的我們懷抱某種希望,並不是因為它已經存在於現實之中,我們要在現實中佔據一個好位置;我們懷抱某種希望,也不是因為在現實中有一種運動正在向它靠攏,我們要先走一步,提前到達目的地,我們堅守一種希望,是因為我們深信它是好的,是正義的我們願意為它而奮鬥,我們不但知道,沒有我們的奮鬥,我們的希望就不會實現;我們還知道,有了我們的奮鬥,我們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會實現,但是我們仍然願意為它而奮鬥,因為我們的奮鬥本身就具有偉大的意義。一個堅守希望的人當然希望他從事的事業能夠成功,但與此同時他又能不計成敗,甚至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是在這種看上去沒有希望的環境中,希望才最能顯現出它的全部力量。

當哈維爾發表上述談話時,距離「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已經十八年,全世界的共產專制政權還沒有一個垮台的。在當時,哈維爾們的抗爭被很多人認為是沒有成功希望的。相比之下,今天我們面對的形勢無論如何總要好多了。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更沒有理由灰心,更沒有理由失望。我們要堅守希望。在人世間,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民運望遠鏡:悼六四抗威權

悼「六四」、抗威權 香港在中國威權統治下的前景及我們的應對

/文:程翔(資深評論員)

中共最近悍然修憲,取消領導人任期限制,為復辟終身制掃除障礙,使國家進一步走向威權化。這個發展使中國政治上倒退到四十年前的局面,使人對中國的前途頓生悲觀情緒。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雖然《基本法》第五條白紙黑字說我們不實行社會主義,但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政治在倒退,也就必然會影響到我們。

首先,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環境將受到嚴重的腐蝕。

甚麼是「一國兩制」的政治環境?在一個國家之內要容納一個不同制度的香港,而這兩者意識形態上是南轅北轍,甚至可以說是敵對的,必須有賴強勢的一方具備高度的政治包容(political inclusiveness)和寬鬆(political tolerance)才能夠接受一個與它(在意識形態上)「篤口篤鼻」的異體。當年「一國兩制」這個模式的產生,正是在全國走出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災難不久,大家深刻體會到獨裁政治體制的弊端,所以都銳意改革,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比較寬鬆包容的政治環境。這個時候,中共對資本主義香港抱有很大的好感,這可從鄧小平幾句話看出:

一.像「文革」這種災難在西方是不可能發生的(這是承認中國制度的缺陷);

二.中國到下世紀中葉也要實行普選(這是承認普選是中國應該走的路);

三.中國在內地要製造幾個香港(這是充分反映對香港的肯定和欣賞);

正因為中國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又充分肯定香港的作用,所以在這種很包容寬鬆的大環境下就產生「一國兩制」的構想。換言之,「一國兩制」成功不成功,很關鍵的一條就是看中國是否繼續在政治上走改革開放的路線。

很不幸,我們不但看不到政治上向前行的跡象,反而看到政治上出現嚴重倒退的事實。當國家出現這種倒退時,「一國兩制」所賴以生存的政治環境||政治包容和政治寬鬆||就不復存在了,這就無可避免地影響到香港「兩制」的政治空間。國家在倒退時,我們也就無法獨善其身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香港人應該怎樣做?筆者的答案是: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以抗衡任何肆意擠壓我們「兩制」空間的壓力。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一.拒絕遺忘歷史;

二.拒絕做冷漠的旁觀者;

三.拒絕「平庸之惡」;

四.時刻警惕滑向邪惡;

五.拒絕接受統戰。

只要每個公民:牢記歷史教訓,看到我們這個國家在專政獨裁的制度下所經歷過的苦難,誓言要防止歷史悲劇捲土重來。有這個決心之後,大家不做冷漠的旁觀者,拒不犯納粹黨官的「平庸之惡」,時刻夕惕若厲,避免自己不自覺地走向邪惡。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拒絕接受統戰,一旦接受統戰,我們就無法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


民運望遠鏡:「六四紀念館」專題展

從解密「六四」到解碼「改革開放」

/文:青

香港民主派在立法會補選受到歷史性的挫敗,同一天,全國人大通過修憲大開歷史倒車。帝制回魂,民主退潮,中國將往何處去?不但港人憂心,也令全世界疑慮。

四十年前的一九七八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批判「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確定解放思想的指導方針,將工作重點由思想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標誌着改革開放的開始。改革開放一項最重要成果是一九八二年修憲,鄧小平看到毛澤東終身在位的危害,刪除了《憲法》條文內有關「中共執政」的論述,重設國家主席一職並規定其「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然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卻通過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並將「中共領導」重新寫入《憲法》條文。

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中共以推翻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來作「紀念」,歷史彷彿跟人民開了個大玩笑。檢視這四十年來的歷史,不能不提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一九七八年以來的改革其實不是連續過程,而是以「六四」為分界線,前後是兩回事。

「六四」前(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九年)是改革開放頭十年,也是思想解放的十年。中共鑑於「文革」的慘痛敎訓,在推動經濟、政治現代化方面作出多項嘗試,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上台,政治氣氛趨鬆動,中共「十三大」報告更提出「黨政分開」改革方案。

當然,這時期的政治改革只是一小步,權力架構並沒有根本改變,鄧小平繼續垂簾聽政。事實上,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也開始引發矛盾,特權階層利用關係倒賣物資(即「官倒」),貪污嚴峻,物價飛漲。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猝逝,學生由悼念胡耀邦進而提出反貪腐、反官倒,再進一步要求政治改革。評論員劉曉竹認為,「六四」提出的政治議題符合改革開放的內在邏輯,「改革開放不是吃飽肚子就完事了,吃飽肚子只是開始。『六四』是改革開放的政治意識的覺醒。」

面對民間強大改革呼聲,中共當權者沒有順應歷史潮流,反而選擇了武力鎮壓,政治改革的勢頭戛然而止。「六四」後西方國家制裁,中國經濟發展遭受重挫,鄧小平被逼於一九九二年發表南巡講話,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放言「誰不改革誰下台」。然而這已是變了質的改革開放,以經濟掛帥,政治發展嚴重滯後,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貧富懸殊加劇。

憲政學者張博樹指出,八九民運一個很重要的口號是反腐敗,而要遏制腐敗就必須推動政治改革。習近平的反貪腐似乎是順應社會要求,也做出一些成績,但仍舊是運動式、選擇性的,不是制度性反腐。習在打壓民主改革的意義上,和當年鄧小平鎮壓民運一脈相承;兩者都是為了壟斷公權力、維持黨的領導,這種對權力的壟斷是造成今天中國所有問題的最根本原因。

時至今日,中國政治再走「文革」回頭路。如果說,在「六四」屠殺後,改革開放即使未「死」也已變了質,那麼中共這次修憲會否進一步促使改革開放的「死亡」?要了解改革開放的歷程和走向,「六四」無疑是個重要切入點。支聯會今年繼續與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合辦「六四紀念館」專題展,以數據、圖表形式解說改革開放,也會介紹各國的「六四」解密檔案,令參觀者對「六四」屠殺有進一步認識,由解密「六四」進而解碼國情。

「六四紀念館」專題展
主題:「六四」解碼──改革開放四十年與「六四」
展期:2018年4月20日(星期五)至6 月10日(星期日)
地點:社區文化發展中心 L208 D室(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8 D室)
查詢:25496489

詳情:http://64museum.blogspot.hk
恒生捐款戶口:368-286498-001


聚焦鏡: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

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中國侵犯人權事件簿

/文:鄒幸彤(支聯會副主席)

今年十至十一月,中國政府將要接受聯合國的普遍定期審議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普遍定期審議由人權理事會主持,審議所有聯合國成員國的人權記錄,最終目標是改善各國人權狀況,並設法解決各地發生的侵犯人權事件。就即將對中國進行的普遍定期審議,支聯會將會向聯合國提交報告,重點提出四點問題:

一.對行動者的司法逼害

二.法律以外的打壓手段

三.對民間組織的嚴控

四.政府逃責

對行動者的司法逼害

在習近平治下,對民間行動者的大規模抓捕幾成常態。比較突出的例子有二零一四年因「雨傘運動」引起的掃蕩 ,有逾百人被捕、二零一五年「七零九大抓捕」,二百七十人受影響、二零一五年末打壓勞工團體,十七人被捕,以及二零一七抓捕劉曉波的悼念者,十五人被捕。

以往當局只對最知名異見者如劉曉波動用「煽動顛覆國家」等大罪,但自二零一四年以來,不少沒有公開政治訴求的草根工作者、非政府組織者甚至宗教人士都「被顛覆」。這類案例包括新疆草根行動者張海濤,因向境外發布身邊訊息被以「煽顛罪」重判十九年、「七零九大抓捕」被捕民間組織者吳淦,以「顛覆罪」判刑八年、地下教會長老胡石根,「顛覆罪」判七年半、因組黨被控「顛覆罪」的呂耿松,判刑十一年,以及權利運動負責人甄江華,以「煽顛罪」被捕逾半年,至今和外界無任何聯繫。

國家安全罪名遭濫用,因為在這類罪名下,不少被羈押人的權利均不受保障,比如會見律師、保釋、通知家屬、以及公開審訊的權利。最恐怖的條款為刑事訴訟法修訂後加入的第七十三條「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一條款等同在秘密場所關押嫌疑人,關押場所不受監管,酷刑時有發生。

警察羈押嫌疑人的權力亦常被濫用。警察可以對重大嫌犯拘留三十天後才「正式逮捕」。。海祭劉曉波之後的抓捕就是一例。

正式逮捕和起訴後,嫌疑人亦要面臨長時間的審前或定罪前羈押。即使被判無罪或緩刑(如李和平律師),審前羈押期間家人不能探視。

庭審亦被當局矮化成公關表演。那些願意認罪及按預先寫好的講稿道歉的人,才可以得到「公開審訊」的機會。不願合作的行動者則會被秘密審訊。

法律以外的打壓手段

在所謂敏感時期,包括「六四」、兩會,或各種大小型國際及黨內會議,中國政府均會非法軟禁民間行動者或帶他們去「旅遊」。被軟禁時間最長及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劉霞,自劉曉波二零一零年獲諾貝爾獎後就被軟禁至今,在曉波逝世後一段日子亦被旅遊。

另外常用伎倆就是對家人、房東及僱主的滋擾及施壓。行動者及家人亦常在沒有任何理由或手續下被禁止出國。

另外各種「法制學習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以學習名義關押「不穩定分子」。這種情況以新疆特別嚴重。被羈押者的人權完全不受保障。

中共更將這類非法手段輸出海外,跨境抓捕。最著名的案例是銅鑼灣書店,其中兩人分別從香港和泰國被捕送回國內。

對民間組織的嚴控

《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實施,為國內公民社會組織敲起喪鐘。連同二零一六年通過的《慈善法》,民間組織在籌款、與境外合作等方面,面臨日益嚴苛的限制。不少非政府組織要不被逼關閉,要不走進地下。

對權利型非政府組織的打壓尤其嚴重。自二零一五年以來,不少報導和紀錄人權侵犯和維權行動的組織備受打壓,成員有的被捕,有的被驅逐出境,有的甚至被失蹤。包括「六四天網」的黃琦、非新聞的盧昱宇、民生觀察的劉飛躍、玫瑰團隊的秦永敏及其妻子趙素利、權利運動的甄江華,以及人權衛士緊急援助協會的Peter Dahlin 及王全璋。這一系列抓捕後,民間獨立訊息渠道幾近全滅,行動者和維權者日益孤立。

政府逃責

中國缺乏系統機制處理政府的濫權以及追究責任;反之受害者往往在問責及尋求真相的過程中被逼害和被噤聲。最著名的事例是對「六四」屠殺的處理;難屬被禁止談論他們的親人,其他人亦往往因悼念「六四」而被迫害。

二零一四年,浦志強與十幾位朋友在北京參與「六四研討會」,其後九人被捕,浦志強則於被羈押一年半後判緩刑,律師證被吊銷。二零一五年,陳雲飛及二十多名友人為「六四」死難學生肖傑掃墓,陳雲飛被判刑四年。二零一六年,符海陸、張雋勇、羅富譽及陳兵因製作「銘記八酒六四」白酒,被控煽動顛覆國家,至今在押候審。二零一七年,李小玲及友人到天安門廣場點蠟燭舉牌,旋即被捕,羈押至今。

欠缺問責情況亦反映於各種離奇死亡案件。如李旺陽、張六毛及曹順利。劉曉波的「死亡直播」亦是一例;死後極速被火化及海葬,讓外界無從追查他患病原因及獄中待遇。另一異見人士楊天水在囚期間被診斷腦癌,不久即逝世及被海葬。


聚焦鏡:人大、政協兩會

修憲是為民還是為黨?

/文: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今年三月十一日,中國全國人大會議通過由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提交的修改《中國憲法》建議,這是繼二零零四年後再一次就一九八二年制訂的《八二憲法》所作出的修改。

今次修憲,無疑是繼一九八二年全面修訂《中國憲法》後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爭議的一次修憲。不僅因為今次修憲涉及對原來《憲法》本文有二十一處修訂之多,當中尤以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任期限制,十分清楚是為習近平「度身訂造」令他得以「三位一體」(即同時出任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及中央軍委主席等三個黨國重要職位)不斷連任下去;更甚的是,從整體修憲內容來看,今次修憲更是對《八二憲法》的重大顛覆和倒退。

認識中國現代史的人均知道,《八二憲法》是對原先訂立《七五憲法》及《七八憲法》的大幅修改,主因是七十年代制訂的兩部所謂《憲法》,均有十分強烈的「文革」及毛澤東時代的色彩,因此自七十年代末全面落實開放改革總路線、否決及積極清除「文革」遺害的前提下,修憲成為必要之舉。《八二憲法》本身當然與現代化民主法治國家的《憲法》比較仍有十分大的距離,但畢竟是汲取了毛澤東時代和「文革」時期的歷史教訓而局部減弱了共黨專制及個人專權色彩。當中,最突出的兩部分是:第一,在《憲法》正式條文中不再有涉及共產黨領導的規定與提述(當然在《憲法》序言中把「四個堅持」等寫了進去,但畢竟跟正式條文規定還是有所距離);第二,規定國家主要領導人(包括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和副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的任期限制。

而今次所謂習近平新時代主導下的修憲,不僅將所謂「習思想」寫入了《憲法》序言,尤其令人感到「開歷史倒車」的包括:

第1, 在《憲法》第一條增寫:「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及

第2, 在《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

有人說,就算不修訂《憲法》第一條,共產黨領導根本已是事實存在;不錯,「一黨專政」的存在是現實,但筆者認為,寫入《憲法》將之更為合法化,則是更不能接受的。也有人說,國家主席只是虛位,掌實際最高權力的中共總書記一職本身亦沒有任期限制,因此改不改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其實意義不大;不過,筆者認為,由鄧小平晚年到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實際上在「三位一體」運作下已建立了每一國家領導人任期以十年為限的規定和規範,因此習近平今次修憲令自己以及其繼任人可以邁向終身制,絕對是開歷史倒車。


再起西單

維權律師「擾亂法庭秩序」?

/ 文: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近日內地維權法律界鬧得最火熱的定必是有律師及公民發起聯署要求罷免現任司法部部長張軍。在此之前,已有五位被司法部門打壓的律師及實習人員向張軍發公開信,指張軍正帶領司法部門對律師進行運動式的打壓。這封公開信提到近半年多名律師被司法部門立案調查,暫停執業,甚至吊銷或註銷其執業證。多名受打壓的律師中,最令筆者注意是被當地司法部門以「擾亂法庭秩序」或「干擾訴訟活動正常進行」施以處罰及將被處罰的三位律師:李金星律師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被濟南市司法局暫停執業一年;隋牧青律師在二零一八年二月被廣東省司法廳吊銷執業證;文東海律師則在二零一七年九月被長沙市司法局指「案情重大」處罰他。

相信有不少讀者心裏都有疑問:三位律師為甚麼要「擾亂法庭秩序」?他們是不是真的「擾亂法庭秩序」?

三位律師都是為「敏感案件」的受害人辯護之後被指控「擾亂法庭秩序」。李金星及隋牧青分別代理「新公民運動」的郭飛雄及丁家喜,文東海則是代理法輪功案件。值得注意是三宗案件的審訊都非常不公,三宗審訊的法官極明顯地偏向檢控一方,對辯護律師提出的意見充耳不聞,亦完全無視當事人及其律師在審訊上的權利。

以郭飛雄案為例,郭飛雄一開始是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被起訴,但去到最後一次審訊臨近宣判時,法官卻說因檢察院指控的事實不構成「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而將定罪改為「尋釁滋事罪」,然後即場詢問律師意見。李金星律師要求更多時間準備辯護意見,理由是法庭臨時改變控罪,但又沒有給予律師足夠時間準備,對當事人嚴重不公,但法官卻一口拒絕要求。李律師及後要求法官迴避,法官也不接納,當李律師追問法理解釋時,法官馬上終止李律師發言。另一位律師隋牧青的遭遇差不多,主審法官先是拒絕辯護律師複製案卷材料及拒絕通知證人出庭作證,審訊過程更不斷打斷隋律師的發言。

文東海律師面對的法官更為過分。柏為良法官居然在審訊開始前威脅文律師的當事人,命令當事人在庭上不准提法輪功的事情,不准做無罪辯護,更指如果做無罪辯護,他也不會採納,並誣陷文律師是「來搞事的」,教唆她解聘文律師。文律師在庭上申請柏為良迴避時,柏為良又公然違法自行駁回其申請。

從上述三宗案件可看出三人面對的法官沒有不偏不倚地根據法律行使權力。他們發出的命令並未保障各方在審訊上應有的訴訟權利,反而是限制辯護律師及當事人的權利。事實上,由法官拒絕公平對待辯護律師及當事人那一刻開始,法庭秩序已經受到最根本性的破壞。所以,三名律師力竭聲嘶向法官指出其違法之處及一而再闡述自己的法理觀點,實不應被視為「擾亂法庭秩序」。相反,他們的行為是將被法官破壞的法庭秩序回歸法律所規定的模樣,並挽回法庭於公眾眼中的尊嚴。

我們或會認為法庭都是至高無上,法庭內所有人,哪怕是律師,都必須聽從法官的指示並絕對不能擾亂法庭秩序。這觀念恐怕只是基於法治先進地方的法庭總能公正地審理案件。但在欠缺司法獨立的地方例如中國,法官可以為包庇政府而有法不依,他們命令的法庭秩序也可以與公正審訊背道而馳。此情況下,假若連以法律為專業的律師都對法官的違法行為默不作聲,試問又有誰能及時糾正法官並避免不公義的出現?


再起西單

從「清理低端人口」看習近平「新時代特色」的大躍進

/ 文:香港職工會聯盟

去年秋冬之交,新上任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為了打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北京,一口氣強推三項極具爭議的政策。這些政策不但暴露出習近平政權施政的盲動,同時亦揭示中國「新時代」的城市管理政策對基層工人的歧視。

為配合國家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作為首都的北京市帶頭推行城市改造和調整人口政策,以吸引更多中產階層和專業人士進駐和留守。首先,華北地區去年強推「煤改氣」的措施,試圖減低民眾燒煤取暖的比例,藉以改善北京的空氣污染問題。早於去年秋天,政府人員已勒令學校、企業和家庭關閉燒煤的爐子和鍋爐,改用天然氣。當局更拆除和搬走大量燃煤設備,以確保不會有人違命燒煤。然而,今年冬天提早到來,部分供氣設施未及完成,加上天然氣供應未能追上新增的需求,導致大量民眾被迫在寒冬中走上街頭曬太陽或在寓所內點火取暖,製造不少城中隱患。

十一月十八日,北京大興區發生大火,奪去十九條人命。官方調查認為大火由電線短路引致,但短路成因至今仍未公佈。有揣測指因天然氣管道在強推「煤改氣」後未及鋪好,民眾改用電爐取暖,導致老化的電線短路起火。姑勿論如何,大火後所引發的「清理低端人口」大規模強拆和驅逐行動,卻造成更大的人道災難。發生大火的大興區,正是北京近郊的城鄉結合區域。由於租金相對便宜,故吸引大量由外地到北京打工的低收入人士居住。為調整人口政策,北京市以大火為由,首先在大興區內強推整治工程。以停水停電、破壞門窗、清拆民房等強制手段,驅逐外來人口,造成成千上萬的低入息人士在寒冬中流離失所、露宿街頭。行動後,當局更禁止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向受影響災民提供援助;曾聲援與協助災民的大學師生亦遭秋後算帳,被校方警告和列入黑名單。

北京市政府強拆成風,繼「清理低端人口」後,又以打造視覺清朗的城市天際線為名,於十一月底展開了另一波「清理廣告招牌」行動。行動中,市內過萬個招牌於十日內被清拆,當中不乏具歷史意義的百年老店,甚至公營事業的招牌。即使是已領有當局批准的招牌也無一倖存。這突如其來的政策對一些小本經營的小商戶來說,令他們投放在訂造和安裝招牌的投資,轉眼間付諸一炬。

新任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早於九十年代尾已在習近平麾下工作,被視為「之江新軍」一員。他的施政理念,或多或少承載了習近平的執政意志。蔡奇為了在短時間達成冒進的政治目標,不惜以強制、強推的手段急於求成,完全沒有考慮或評估過人民的承受能力。這種以運動形式推行政令的手法,猶如「大躍進」式的盲動工程。再者,在缺乏民主諮詢和監督的情況下,人民的權益往往成為政令的犧牲品。同時,這些政策亦突顯中國「新時代」一線城市的管理方針,就是以「高端」、知識型的勞動力,取代「低端」、勞工密集型的勞動力。北京市政府過份冒進地推行城市改造和經濟結構轉型,忽略了基層服務業對支援城市運作的重要性,突顯其政策制訂的不足。然而,簡單地把市內一切不穩定因素掃出門外,卻只是掩耳盜鈴的做法。反之,為低收入工人提供優質的住房條件和創造更多尊嚴的基層服務業職位,從根本改善貧富差距的問題,才是完善城市管理應有之道。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職工盟、工黨連同其他團體五十多名代表到灣仔會展,向到訪的北京市市長陳吉寧抗議。


。神州內望。

/文:韋斯

前言

一年一度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於三月三日起在北京召開,開會前夕和會議期間,中共當局把維穩當作頭等重要大事之一,從北京到全國各地,出動所有警力、維穩力量,大量抓捕拘禁維權人士、上訪人士,雞犬不寧,民間怨聲載道。

● 攔訪截訪升級失地農民被拘  

三月七日,全國「兩會」期間,各地黨委、政府、公安等部門借維穩名義,運用「大資料」對信訪維權人士的攔訪與截訪活動,達到白色恐怖狀態,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公安搞出攔訪截訪升級版,將六十七歲要到北京的失地農民陳巧蘭抓捕拘留十五天。

●上海拆遷戶在京被毆打拘禁

三月五日,上海維權人士陳國英去天安門,被天安門公安分局員警送到久敬莊黑監獄。隨後被上海市政府駐京辦截訪人員把陳國英轉移到上海市政府設立在北京市接濟管理服務中心內的黑監獄繼續關押。三月六日,陳國英遭上海市政府駐京辦六名男人暴力毆打。陳國英撥打報警電話「一一零」求助,員警不作處理。

陳國英在上海市靜安區的住房二零一二年被拆遷,至今未得到安置補償。

●河南安徽告官人士在京被捕

三月五日凌晨,河南省洛陽訪民韋漢卿、韋妙武、孫新苗、雷彩虹等七人因在京控告洛陽市政法委書記尤清立、市公安局副局長張延璞製造各種冤假錯案,被北京市大興區龐各莊派出所警員從出租屋內抓走。隨後被洛陽截訪人員強行綁架回原籍,途中所有人手機均處於關機狀態,去向不明。

三月一日下午,安徽民選村長、為村民維權的王鳳雲,在北京市大興區新宮附近暫住處,被七八個不明身份人士強行架走,第二天其家屬收到宿州市公安局埇橋分局的刑事拘留通知書,理由王鳳雲涉嫌「尋釁滋事罪」。

●遼寧組建特戰隊堵上訪人士

今年全國「兩會」前夕,遼寧增添暴力維穩新力量,成立堵截信訪維權人士的特戰隊,把大批到北京上訪人士攔截在本省,其中,營口市鮁魚圈區蘆屯鎮維權人士劉純寶已買好三月二日火車票,前去火車站的路上被這支維穩特戰隊攔截,囚禁在「宏威旅館」黑監獄。

●重慶追截大批到京上訪人士

「兩會」前夕,重慶當局嚴密關注維權人士的動向,一旦發現他們要乘坐火車,便強行攔截。二月二十五日,維權人士肖建芳登上K9366次列車,卻被一夥不明身份人士冒充其家人綁架走。同日,郭興梅持票在廣安登K4608次列車時被限制,被送禁錮;同時被「接送」回渝的維權人士唐雲淑則至今下落不明。

重慶維權人士萬澤平三月一日外出旁聽庭審,至今處於失聯狀態。

●大陸在押良心犯近五百人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開始,維權網發動資訊義工、資訊員和編輯收集中國大陸已判在押政治犯、良心犯人員和數字,經過兩年多的不懈努力,獲得較為翔實的人員名單,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維權網發佈《中國大陸已判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報告》(第二十八期),名錄共四百七十六人;而大陸羈押未判及強迫失蹤人員共二百六十五人。

●京津任意羈押監禁維權人士

二月二十五日晚上,北京房山區閆村派出所四輛警車十幾名警員到信訪人居住的大董村埃戶搜查,沒有出示任何證件,把孫東升、楊金芝、楊兆芳、姜家文、李宏泉、郭平申、陳安琪等被強行押上員警送久敬莊,電話無法接通。

同日,天津維權人士鄭建慧遭刑事拘留,關押在河東區看守所。

上海公民沈豔秋二月二十六日乘車前往北京時,被虹橋火車站警方強行控制,隨後被帶去涼城派出所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擾亂公共秩序」。

●南京增派維穩人員到京抓人

南京不少上訪人士「兩會」期間到達北京,其中,在政府強拆房屋案中勝訴的江蘇南京維權人士吳菊芳,到永定門、國家圖書館等地灌製視頻,希望兩會了解民眾疾苦。事件引起南京當局的恐慌,派出大批維穩人馬在北京蹲守,直接到吳菊芳住宿的地方搜捕。

●陝西對越作戰老兵省政府請願

二月十六日,陝西省參加過對越戰爭的退伍老兵一百多人,到省政府請願,要求落實、提高對參戰退伍老兵的待遇。這些退伍老兵在省政府信訪接待室門前整齊列隊,有的穿着當年的軍裝,有的穿著迷彩服。隊伍兩端有數十名員警封堵警戒,停着多輛公安小轎車、指揮車和待命準備拉運請願者的公交大巴。


支青組通訊

為何仍堅持建設民主中國?

/文:蔡佳洋(支聯會青年組組員)

支聯會的工作除了爭取平反「六四」外,還有建設民主中國。近年,一些本土派人士多番攻擊支聯會的五大綱領之一 —— 建設民主中國。他們認為中國有民主與否都與他們無關。對於這種看法,我當然無法認同。

首先,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中國現時正由共產黨專政。中國的民主進程與我們香港絕對是息息相關。《基本法》保障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只是維持五十年不變,意味到了二零四七年,香港有可能會實行內地制度。屆時,我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可能會通通失去,可能連投票選立法會議員的權利都沒有。年輕人現時希望爭取香港有民主,可以沒有篩選地一人一票選特首和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我們希望能夠爭取到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一人一票選出國家主席和執政黨。現時阻礙香港有民主的正正就是共產黨,只要中國有民主,香港有民主亦不會是一件難事。

其次,我們身為中國人,建設民主中國是我們的責任。自從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中國在經濟和軍事方面逐漸富強起來。可是,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等問題一直為人詬病。一個國家若要走向文明,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這些問題必須解決。身處内地的同胞,受制於內地專制政權,難以公開表達對民主的訴求。不少內地維權人士如劉曉波、胡佳、許志永等都因爭取人權和推動民主發展而被判罪入獄。難得我們身處香港,至今仍享有言論和集會自由,我們更應該好好珍惜機會,勇於發聲。若果我們現在不發聲,到了二零四七年,恐怕連發聲的機會都沒有。

即使建設民主中國是一件十分艱鉅的事,但我們亦應繼續爭取。

即使建設民主中國是一件十分艱鉅的事,但我們亦應繼續爭取。就好像上世紀推翻帝制也看似是一件難以實現的事,但憑著孫中山先生的堅持和決心,最終都能成功推翻帝制。今天,建設民主中國亦看似是不太可能成功,但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下去,終有一天能夠實現。

對於有些本土派人士認為只需鼓吹香港獨立而無需建設民主中國,我並不認同。這要從可行性和原則性兩方面分析。首先,從可行性方面,試問香港有能力獨立嗎?在民生上,香港的食水、肉類、蔬菜等生活必須品都要靠內地供港。在國防上,香港沒有自己的軍隊,難以扺禦外敵入侵。其次,從原則性方面,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基本法》訂明的。國際上,至今仍無任何國家承認香港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鼓吹香港獨立不但無助改善現時的政治制度,反而給予中共藉口加快推行《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從而進一步收緊我們現時享有的自由。

最後,我希望大家能夠堅持建設民主中國,相信終有一天,中國和香港都會有真正的民主。


檔案速遞:「六四」29周年悼念活動

【悼六四! 抗威權!】悼念「六四」二十九周年
Mourn June 4th , Resist Authoritarianism – The 29th Anniversary of JUNE 4

更新消息請留意 https://hka8964.wordpress.com/6429-2/

今年是「六四」屠殺二十九周年,支聯會定出「悼六四!抗威權!」為主題,與人民站在一起,與公義並肩同行,對抗「新時代」的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香港人民挺著脊梁,堅定地拒絕屈服、向強權說不!我們不忘初心,抗威權、爭民主!

二十九年來,香港是全世界及全中國唯一能每年舉辦數以十萬人的燭光悼念集會的地方,以良心和勇氣向強權說「不」!為不能發聲的人民(包括「六四」死難者和家屬,如天安門母親)發聲,拒絕向暴政屈服!香港市民在八九民運、「六四」鎮壓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承擔了維護歷史真相、拒絕遺忘、反對扭曲篡改歷史的重要責任。這不單是中國,更是世界公民應有的神聖任務!

支聯會呼籲各界人士,各盡所能,動員親友出席「六四」悼念活動,特別是5月27日(星期日)的愛國民主大遊行和6月4日(星期一)舉行的燭光悼念集會,以及聯署「平反六四」廣告。

支聯會悼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的各項活動,需要大量義務工作人員協助工作,請大家積極參與。有意協助工作的朋友請電27826111與支聯會秘書處職員聯絡,以便能恰當分配人手。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27826111與秘書處職員聯絡。

活動總覽

2018年4月5日(四) – 清明節獻花暨圖片展
2018年4月15日(日) – 「毋忘六四」29周年長跑
2018年4月20日(五)至6月10日(日) – 「六四紀念館」專題展:「六四解碼──改革開放40年與六四」
2018年5月份 – 巡迴各區宣傳
2018年5月4日(五) – 洗刷「國殤之柱」
2018年5月4、11、18、25日(逢星期五) – 「習近平專政下『新時代』的分析」系列講座
2018年5月20日(日) – 民主風箏行動
2018年5月25日(五)和6月4日(一) – 「平反六四」聯署廣告
2018年5月27日(日) – 愛國民主大遊行
2018年6月4日(一) – 「六四」二十九周年燭光悼念集會


港支聯通訊 第116期 2018/02

PDF版本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目錄

  1. 悼六四抗威權,我們選擇與公義同行/何俊仁
  2.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蔡耀昌
  3. 「民主女神」的前世今生/
  4. 支聯會2017年活動回顧/煒煒
  • 聚焦鏡
  1. 以惡法治國/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2. 廢法廿年︰看中、港兩地走過的「集體談判」路/香港職工會聯盟
  • 再起西單
  1. 低端人口,患難見國情/呂秉權
  2. 神州內望/韋斯


【編者的話】

/文:麥海華

支聯會每年在維多利亞公園年宵花市都會擺檔,銷售民運書籍、紀念品;主席及常委為市民寫賀年揮春,漫畫家馬龍及尊子也義務為大家畫肖像;亦會派發支聯會宣傳及活動訊息。

去年,我們將攤位布置成一個迷你「六四紀念館」,以負片形式展示一些與八九民運及「六四」屠殺有關的相片,邀請市民用手機「負片」功能還原「真相」,吸引過萬市民入內參觀及瀏覽,當中大部份是年青人。以新穎形式讓他們增加對八九民運及「六四」屠殺的認識,效果不錯。

今年年宵攤位除了繼續往年的銷售和寫揮春、畫肖像等活動之外,更想到介紹民主女神像。當年,北京學生在運動後期,製作民主女神像,成為八九民運重要標誌。民主女神像雖然在「六四」屠殺夜被坦克碾碎,但這個民運的靈魂代表卻在香港重新被豎立起來,象徵民主的再生及發揚光大。

當然,民主女神像在香港的重塑,也曾遭官方的打壓強搶,但由於有市民的支持及傳媒的報導,最終才能得以保存,並在各大專院校存放。及後,多個民主女神像在美加等地被重新製作及豎立,反映人心不死,民主將會重臨中國大地的盼望。

今期作者「青」的「民主女神的前世今生」就為大家介紹「民主女神」的創作意念、參考的背景及在香港及美加等地民主女神像的重生。若各位到支聯會年宵攤位參觀,將會體會到我們為大家以別開生面的方式展現「民主女神」的前世和今生,更讓大家思考象徵符號對社會運動的作用。

今年是中共改革開放四十年,將會有大事宣傳的活動鋪天蓋地的展現和推出。

但除了強調經濟的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外,對貪污腐敗的根源,權力缺乏制衡,卻鮮有面對。觀乎近年來,國內對人民權利的踐踏,對維權人士以至維權律師的大抓捕,對教堂十字架的掃平,對教會的打壓,對低端人口的驅趕,以至製訂《國歌法》以嚴刑峻法懲罰違規者,都是走向極權專政的表現,而不是朝著與民為善的開放民主的方式來管治國家。

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在展望來年工作時,提出「與人民站在一起,與公義並肩同行」的原則,對抗「新時代」的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香港人民挺著脊梁,堅定地拒絕屈服、向強權說不!我們不忘初心,抗威權、爭民主!」他又說:「我們要不斷推展大家珍惜的文明價值觀,維護歷史事實的真相,並努力使我們的奮鬥目標和努力,得以承傳。」

「我們期待有一天,與大家再到天安門廣場,慶祝民主的建立,見證『人民真正站起來!』」

(此為網上版全文刊載。因版面所限,文章内容在印刷本中有所刪減。)


民運望遠鏡

悼六四  抗威權 我們選擇與公義同行

/文:何俊仁(支聯會主席)

「六四」屠殺後二十八年來,爭取「平反六四、實現民主」的支聯會,持續不斷奮力抗爭!

多年來,不時聽到支持當年鎮壓的一種招安説法:「你們看不見在『六四』平亂後,國家可以繼續穩定發展,今天才有如此富強的祖國嗎?為何你們如此頑固,要硬對抗,而不選擇與國家驕傲地站在一起!」

我們毫不猶豫回答:「我們選擇與人民站在一起、與公義並肩同行。」今天,大家見到的強大國家,其實是一部操控社會、鎮壓人民、掠奪經濟和壟斷政治的龐大機器!活在一個連基本自由人權也沒有保障的國家,人民可以享受幸福和尊嚴嗎?今天的中國人民,難道只能有溫飽的生存權嗎?

在「新時代」的個人獨裁、一黨專政下,無權無聲的人民,有如被封閉的高速列車,送入一條無盡頭、不見光的隧道中!在無聲漆黑的大地上,人民只得活著地等待。

在位於邊陲的香港,以萬計人民利用這小小的自由空間,每年「六四」齊集維園,以希望的燭光照耀漆黑的內地,以熱誠的吶喊和歌聲,激盪寂靜的神州!

香港人民挺著脊梁,堅定地拒絕屈服,向強權説不!我們不忘初心,抗威權、爭民主!

香港和內地同胞是生命的共同體,我們要繼續負起歷史給予我們的使命!

我們要不斷推動大家珍惜的文明價值觀,維護歷史事實的真相,並努力使我們的奮鬥目標和努力,得以承傳。

支聨會繼續與香港以及海外的民間組織,互動合作,發揮團結的力量!我們和大家選擇與公義同行,仰天無悔!我們期待有一天,與大家再到天安門廣場,慶祝民主的建立,見證「人民真正站起來!」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民運望遠鏡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文: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曾有人說,今年肯定是香港重要的法律年,因為有影響深遠又甚具爭議涉及中港關係的立法將會相繼提出,這包括「一地兩檢」立法、《國歌法》本地立法及傳聞即將捲土重來的《廿三條》立法等。本文將集中論及《國歌法》相關問題,包括其立法目的是否合理及立法對人權自由的影響。

說到《國歌法》,首先值得問的是:為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近七十年一直未有立法,而直到去年九月才由人大常委會制訂《國歌法》?事實上,半個多世紀以來沒有《國歌法》這全國性法律,並不等於中國沒有國歌以至相關規定,因為早於一九四九年通過的《關於中國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中已提及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沒有《國歌法》,多年來並未出現重大的實踐問題。之所以在去年制訂《國歌法》,相信原因有二:第一,加強國家意識(甚至黨國意識);第二,因應香港近年出現的「自決港獨潮」以及在一些場合有人對國歌的侮辱,因此要透過立法加上刑罰規定予以遏止。但這一來,《國歌法》(尤其需要在香港立法實施)便毫無疑問會引起香港人對限制言論表達自由的憂慮。

根據香港法律團體「法政匯思」早前所作的研究,顯示並不是所有國家均有《國歌法》的規管(如英國、澳洲、南韓等國便沒有類似立法),而一些有《國歌法》的國家就違反規定所訂立的罰則也相對輕微(如罰款了事);但相對來說,去年人大常委會制訂的《國歌法》及其後就《刑法》所作的修改,綜合起來規定「在公共場合侮辱國歌情節嚴重的,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而估計當香港特區要就《國歌法》進行本地立法時,也很可能將違反法例的最高刑罰訂為入獄三年。

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論自由,該法第三十九條亦確保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規定於九七後繼續有效,而《公約》第十九條則清晰保障言論及表達等自由;雖然《公約》規定的言論表達自由並非絕對自由和權利,但如實施限制則要合法和有合理目的等(如真的涉及對國家安全的即時和嚴重損害),因此如將人大常委會制訂的《國歌法》的條文規定沒有加以考慮人權保障的情況下在香港進行本地立法,則是對香港人權的重大衝擊。

說到底,是不是尊重國歌,主要是國家認同是否足夠的問題,而不能單靠法律武器行事。

而關於國歌與國家認同的關係,也不能不回顧一下現時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作詞人田漢的悲慘經歷:作為全國知名的劇作家,與不少文化人一樣,難逃被中共打壓的命運;文化大革命期間,田漢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鬥倒批臭,受盡折磨侮辱,兒子更公開宣布與他劃清界線;田漢在囚室一樣的醫院病房中度過生命最後的歲月,死時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田漢被打倒後,其填詞的《義勇軍進行曲》曾一度不能再唱,並將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改為「起來!忠於毛主席的紅衛兵」,及至「文革」後才恢復《義勇軍進行曲》舊詞。說到對國歌的尊重,諷刺的是,可能對其侮辱的始作俑者便是共產黨。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民運望遠鏡

「民主女神」的前世今生

/文:青

生命的真正終結不是死亡,而是遺忘,這是近期大熱動畫《玩轉極樂園》帶給人們的反思。一個人的生命如此,一尊雕像的「生命」也如此,是人們的紀念活動賦予雕像不死的生命、流動的意義。早前中文大學的民主女神像披上本港「良心犯」名單,令八九民運與當下香港的社運、學運有了連結;二十多年來,正是人們不遺忘,使得「民主女神」生生不息、遍地開花。今年支聯會的年宵攤位將化身迷你紀念館,細述「民主女神」的前世今生。

人民的廣場 人民的神像

「石膏塑成的民主神像,雖然不能永久保存,我們堅信,黑暗就會過去 ,曙光必定來臨……我們堅信,真正民主到來之日,我們一定會再來廣場,豎立起一座雄偉、高大、永遠的民主之神像。」

二十多年前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日,民主女神像昂然矗立於天安門廣場,學生朗讀《民主之神》宣言,似乎預見這座神像生命的短暫,也預示神像的「不亡」。

那是北京戒嚴第十天,廣場陷入混亂、骯髒、凋零的狀態,學生進退兩難,「民主女神」的誕生大大振奮人心。這座雕像由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中央戲劇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等院校二十多名學生,於中央美術學院內用三天三夜、不眠不休趕製出來。

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在數千市民護送下,雕像分四個部件用三輪車運往天安門廣場。學生赤手空拳,沒有起重裝備,只能靠繩索布條,運用槓桿原理裝嵌,把沉重的雕像一寸一寸拉上預先架好的棚架,十分吃力。五月三十日中午,經過十六小時裝嵌加工,神像終於挺立於天安門廣場,覆蓋神像的紅藍布幅在激昂的《國際歌》聲中徐徐拉下,現場歡聲雷動。學生在《民主之神》宣言指出,民主女神像是這次運動的象徵,奉獻給在廣場絕食的學生以及參與民主運動的民眾。

「民主女神」高約十米,雕像內模為泡沫塑料,石膏外層。神像外形頗為中性,臉形清秀,短髮飄揚,身披長袍,雙手高舉火炬。有說雕像是按「文革」期間政治犯張志新的形象創作,也有說雕像藍圖取自當時雕塑系學生的功課。

據《人民不會忘記》,有參與製作神像的學生不諱言,民主女神像的設計參考美國的自由女神像。「自由女神」右手伸直高舉火炬,左手擁書,書上寫着美國獨立的日子,是一個勝利宣言;「民主女神」則雙手微彎緊握火炬,展現出一份堅毅,有分析指當時運動正處於低潮,神像雙手擎火炬,似是表示要以雙倍勇氣和力量爭取自由民主。

民主女神像的擺位也凸顯這份抗爭精神,神像正面向着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兩者相距約三百米,遙遙對峙,象徵民主與專制的較量。

神像的豎立使廣場再度沸騰起來,數十萬巿民爭睹女神風采,自發守護神像。神像也引來官方強烈反彈,北京市天安門管理委員會發表聲明,指在廣場內聳立女神像是「對國家尊嚴與民族形象的污辱與踐踏」,《人民日報》於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連續三天發表文章抨擊。

五日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解放軍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輾碎,與無數抗爭者一同遭到「屠殺」。

「民主女神」 活在過去也活在當下

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像雖然只「存活」數天就被無情摧毀,但迅即在各地「復活」。「六四」屠殺後不久,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香港十多名藝術工作者及六十多名演藝學院學生合力製作,仿製民主女神像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在香港豎立起第一座「民主女神」,於維園舉行揭幕儀式,讓巿民參觀和哀悼北京死難者。

可惜首個「港版」民主女神像壽命也不長。據〈最終,一個香港人臉孔的民主女神像〉一文,當時社會氣氛仍然很緊張,藝術工作者在演藝學院後台製造雕像,不時傳聞有中共特工滲透,學院高層也施壓,以保安原因要求將女神像移走。一九八九年底,因未能申請永久擺放民主女神像的地點,神像被拆毀長埋地下。

一九九零年代初,支聯會義工以鐵絲網製成一個高六呎的民主女神像,在「中秋民主燈火行動」、「清明節獻花」和「六四」紀念活動等場合豎立。二零零四年五月一日,支聯會以玻璃纖維重塑一座高八呎的民主女神像,在山頂舉行揭幕儀式。

二零一零年「六四」前夕,銅鑼灣時代廣場展出旅美雕塑家陳維明以玻璃鋼製成的民主女神像,雕像連基座高六點四米,一手高舉火炬,一手擁着寫上「自由、民主、公義」的書本。由展出到落戶香港掀起不少風波。

五月二十九日,雕塑運抵時代廣場,未豎立已收到食環署警告,指違反娛樂場所條例 。警方到場搶走兩件展品,支聯會十三名常委及義工被捕。五月三十日,支聯會抬着另一尊民主女神像遊行,並於遊行結束後將神像送往時代廣場,警方再沒收女神像。「強搶民女」事件引起公憤,在輿論壓力下,警方無條件歸還女神像,提早開放維園供女神像展出。

中大學生會提出將陳維明的民主女神像移送中大長期擺放,與香港大學的「國殤之柱」互相呼應,但遭校方以「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為由拒絕,校內外群情洶湧,斥校方政治獻媚、打壓表達權利。當晚「六四」燭光集會後,中大學生會與逾千市民護送女神像入中大,豎立於大學火車站對出的大學廣場。

「民主女神」落戶中大後,逐漸融入學生的各種抗爭活動,不斷被賦予新意義;民主女神像超越了紀念「六四」單一歷史事件,成為追求自由與公義的標記。學生曾為女神像披上彩虹裙,表達對同志運動的支持;去年多名學生領袖和社運人士被檢控入獄,女神像被圍上寫有百多個名字的黑白橫額,聲援香港新一代良心犯。

除了香港,「民主女神」的身影也見於全球各地,包括美國三藩市唐人街「花園角廣場」、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以及加拿大溫哥華卑詩大學、多倫多約克大學和卡加利卡加利大學等,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於澳洲悉尼揭幕,由陳維明製作的民主女神像。

「民主女神」的足跡愈走愈廣,但二零一二年進入台灣金門之時卻遇到阻礙。陳維明曾和金門政府簽訂協議,雙方合作投資在金門海岸線上建立一座高六十四米的民主女神像,以紀念「六四」並彰顯台灣作為中國「民主燈塔」的作用。然而合約生效不到一天就被喊停,當時馬英九政府被指屈從北京壓力而毀約。

不知何年何月,民主女神像才能重新屹立於北京天安門廣場?屆時你心目中的「民主女神」是何模樣?是重現一九八九年的民主女神像,還是女神一手高舉自由火炬,另一手擁着《零八憲章》?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民運望遠鏡

支聯會2017年活動回顧

文:煒煒

1. 臨時「六四紀念館」
艱苦經營兩年的「六四紀念館」,在業主立案法團的訴訟纏擾下,終在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閉館。紀念館雖暫時關閉,但支聯會去年於不同地點設置臨時「六四紀念館」,傳承歷史真相。
支聯會常委總結以往籌辦臨時「六四紀念館」的經驗,認為仍是需要盡快覓址重開永久紀念館,並以長期的公開展覽活動凝聚支持力量和發揮影響力。紀念館正進行「眾籌」,以物色更大面積的地方重新開館,延續傳遞「六四」真相的使命。現已有一些選擇和構思,希望「六四紀念館」的重開,可於「六四」三十周年前實現。

・迷你「六四紀念館」
去年的維園年宵攤位布置成迷你「六四紀念館」,主題是「毋忘六四,還原真相」,市民用手機「負片」功能還原「真相」。

・尖沙咀「六四紀念館」導覽紀錄片
由資深傳媒人、曾採訪八九學運記者謝志峰製作的尖沙咀「六四紀念館」導覽紀錄片,載於去年新版的電腦和手機兩用「六四」記憶棒,即使原紀念館被迫關閉,紀念館內貌和內容均保存下來,透過謝志峰親自導覽,認識八九民運及「六四」屠殺歷史,並了解中國最新的人權狀況。

・「六四紀念館」專題展
去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五日,支聯會與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合辦「六四紀念館」專題展,主題是「六四關我?事」。專題展以互動形式向公眾介紹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歷史,讓參觀者思考「六四」與個人、香港和中國的關係,期盼以史為鑑,共同探討如何建立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
專題展內容包括:命運抉擇體驗(擋不擋坦克?絕食不絕食?撤離不撤離?)、八九民運時間廊。專題展更獲多個藝術團體和藝術家支持,於展覽期間在創意藝術中心舉行多項「六四」相關活動,包括紀錄片放映、真人圖書館、音樂工作坊、一人一故事劇場等。展覽期間支聯會獲熱心人士借出「銘記八酒六四」紀念酒於「六四紀念館」展出。

2. 「六四」二十八周年悼念活動
「六四」屠殺踏入二十八周年,支聯會以「平反六四、結束專政」為主題,制止中共逃責,追究屠殺責任,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民,建設民主中國。「六四」二十八周年悼念活動包括:

・ 清明節獻花
二零一七年四月四日清明節是「四五天安門事件」四十一周年,支聯會於尖沙咀鐘樓旁舉行「清明節獻花」活動,搭建「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紀念碑,並陳列中共建政以來的政治運動、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事件以及香港市民支援民主運動的展板。透過獻花及展覽,追思曾為爭取民主犧牲的烈士,表達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奮戰不息的決心。

・「毋忘六四」二十八周年長跑
支聯會於四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喻意8.9)舉行「毋忘六四」二十八周年長跑,希望以長跑運動永不言棄的信念,結合八九民運精神,盡力完成目標。路線途經多個香港市民支援八九民運遊行集會的歷史地標。讓跑手、市民和遊客重拾那段「不想回憶・未敢忘記」時刻。全程約十五公里。

・愛國民主大遊行、「習近平政權下的公民社會」座談會
五月二十八日,支聯會一如以往在「六四」前的周日舉辦「愛國民主大遊行」,跟過去兩年開始採用的遊行路線一樣,遊行目的地為西區中聯辦。遊行於下午三時正由灣仔修頓籃球場集合出發,沿軒尼詩道、金鐘道、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西、西邊街,遊行至西區中聯辦抗議,約一千人參與。遊行開始前,於下午一時正至二時半於修頓籃球場舉行「習近平政權下的公民社會」座談會。

・「六四」二十八周年燭光悼念集會
支聯會於六月四日晚上八時在維園足球場舉行「『六四』二十八周年燭光悼念集會」,約十一萬人出席。支聯會為響應環保,在維園入口設置二維碼供市民掃描取得網上版場刊,減少紙張;支聯會網站設有電子閃動「燭光」圖片,供市民下載以代替現場點燃蠟燭,但現場仍備有傳統蠟燭供市民使用。

3. 悼念劉曉波、還劉霞自由
去年,劉曉波不幸病逝,事件震撼全球。在他病重期間,支聯會發起到中聯辦抗議、舉行燭光集會、郵寄市民簽名的明信片、中聯辦外接力靜坐等行動,爭取劉曉波可在太太劉霞的陪同下出國治病。支聯會常委亦先後會見多位外國駐港使節,要求他們國家的首長在G20高峰會上遊說習近平允許劉曉波出國就醫。劉曉波最終於七月十三日病重離世。隨後,支聯會舉辦了燭光遊行、七日祭、海祭以至百日祭等悼念活動。未來,將持續爭取劉霞可以自由出國。

4. 聲援內地維權人士
自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共更進一步走向極權專政,內地民間社會被全面封殺打壓。支聯會堅持在香港聲援內地良心犯及維權人士,不僅由於在港仍有發聲的自由,更因在中共高壓統治之下,內地與香港人權捍衛者都是命運共同體。

支聯會二零一七年曾聲援內地良心犯及維權人士,包括:符海陸、陳兵、羅富譽、張雋勇;王全璋;吳淦;姚文田;唐荊陵;黃琦;秦永敏;劉賢斌;郭飛雄;林祖戀等。

「銘記八酒六四」: 符海陸、陳兵、羅富譽、張雋勇
符海陸、 陳兵、 羅富譽、張雋勇因在二零一六年設計、製作、包裝及網上宣傳售賣「銘記八酒六四」白酒,先後被神秘帶走,失蹤一個多月後始被當局正式「逮捕」,罪名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未受審已被定罪,至今仍然在囚。
陳兵是當年八九學運領袖,在囚異見人士陳衛的孿生弟弟。他與律師會面時表示:「紀念六四,永不放棄對真相的追求,是我身爲八九學子必然的選擇。如果要因此判刑,不管是五年還是十年,都是我應當的承擔,只是愧對家人。」

「七零九大抓捕」:王全璋、吳淦
王全璋和吳淦皆於「七零九維權律師大抓捕」案中被拘捕者,事件由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起,中國公安局帶走不同地區的維權律師、維權人士等。當中王全璋是迄今唯一沒有任何音訊人士,自被捕以來一直未能見自己的律師,也不像其他人有影片流出。有推測指王全璋案已在二零一七年中秘密開庭,但消息一直無法證實。吳淦一直拒絕官派律師,拒絕拍攝認罪視頻,更透過律師發表《開庭前聲明》,明言公安作出「各種程式違法、酷刑、虐待、侵佔我財物、強迫我採訪、強迫我放棄自己請律師的權利」等行為。吳淦案於去年八月十四日秘密開庭,天津二中院官方微博發佈新聞稿,指稱「被告人認可其行為觸犯了刑事法律,構成了犯罪」。秘密庭審是對被告人訴訟權利的最大侵害,中國法院此等單方面的發佈更是毫無公信力可言。 他們案件仍未宣判,二人卻一直被囚至今。

香港書商:姚文田
七十七歲香港書商姚文田擬出版《中國教父習近平》,二零一三年十月被誘騙到內地後拘捕,二零一五年五月被深圳市中級法院以「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及罰款二十五萬元人民幣。姚文田患心臟病及哮喘,現住監獄醫院,但當局一直拒絕讓他保外就醫。

發起公民不合作運動:唐荊陵
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的唐荊陵律師,二零一七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五年徒刑。去年七月唐荊陵家屬探望得知唐多次發生心臟赤痛,監獄檢驗有胃炎及便血,家屬要求複製病歷被拒,而唐在獄中病況反映監獄、看守所飲食和居住、管理、人權等多方面出現嚴重問題,一個健康的人被折磨出現多種病。

・ 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創始人:黃琦
「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創始人黃琦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檢控,身患嚴重腎炎、糖尿病、嚴重的腦血栓、心肌炎、冠心病、肺氣腫等多種病患。黃琦母親浦文清擔心兒子像劉曉波死在獄中,希望當局能從人道主義出發,釋放黃琦。

內地著名異見人士 :秦永敏
秦永敏是自七十年代以來一直堅持發聲的異見人士,四十多年來曾被抓捕、拘禁三十九次之多, 被囚共二十二 年。二零一五年一月被指「接受外媒採訪及寫文章過多」被行政拘留,後來被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他在十天行政拘留期滿後並未獲釋,被「失蹤」兩年之久。去年十二月其辯護律師藺其磊收到法院致電通知,指秦永敏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將召開第二次庭前會議,但案件至今仍未有開庭的具體時間。

四川異見人士及《零八憲章》首批簽署人:劉賢斌
劉賢斌自「六四」屠殺後被中國政府三次拘捕,輾轉入獄超過二十五年,將於二零二零年出獄。至今,劉賢斌人生近二分一時間在獄中度過,妻子陳明先和女兒陳橋亦因劉賢斌關係成為監控對象,公安多次上門搜查。一家人聚少離多,陳明先說一家人從未共度新年,連一餐團圓飯也沒有,只曾在獄中和劉賢斌吃過一頓火鍋。

廣東法律工作者:郭飛雄
郭飛雄因援助被官商搶地的太石村村民,多次被公安非法禁錮。二零零六年,郭飛雄被廣州公安暴力毆打。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再次被捕,並被公安施以酷刑。首先是坐老虎凳四個小時,手被反綁背後成三百六十度吊起。公安還用高壓電警棍兩次電擊他的生殖器。因參與《南方週末》抗議事件,二零一三年八月八日被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刑拘,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被判刑六年。

烏坎村維權領袖:林祖戀
林祖戀是廣東汕尾陸豐烏坎村維權事件主角、村民推選的烏坎村前村委會主任。烏坎村事件是在二零一一年因烏坎村土地被村委會成員私下變賣而起,林組戀幫助村民討回被侵佔土地。二零一六年六月,林祖戀準備帶領村民上訪前夕,被當局指控涉嫌受賄、串通投標及借學校工程受賄八萬元人民幣,深夜荷槍實彈把他從家中帶走,再安排他在電視「認罪」。其後他因「受賄」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兩罪被判囚三年一個月。林最初認罪不上訴,但其後突然提出上訴。二審駁回,維持原判,在陽江監獄服刑。去年年中他於獄中跌倒致左膝骨折,送到廣州做手術,其間又驗出患肺結核,家屬希望申請已屆七十三歲高齡的林祖戀保外就醫,但認為過程艱難,並無把握。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聚焦鏡

以惡法治國

/文: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過去數十年來,中國政府一直高談建設中國法治制度,習近平自二零一三年掌權以來,尤其如是,二零一七年中共「十九大」更說要全面依法治國。多年來,中國普羅大眾都渴望個人權利能愈來愈受法律保障,以及政府權力能更受到法律約束,但時至今天,大家的期望卻悉數落空。

的而且確,自習上任以來,中國政府更頻繁地訂立各種法律及行政法規。截至二零一七年初,第十二屆全國人大 (1) 期間共立法及修法多達六十多部,為人熟知的包括:《網絡安全法》、《國家安全法》、《人口和計劃生育法》、《反恐怖主義法》及《反間諜法》等等。(2) 然而,法律多寡卻不能反映一個地方的法治程度。要衡量法治程度,我們還要看該地的法律有否好好保障人權以及政府是否於法律上問責。以此標準來說,中國政府過去的工作非但沒有推進法治,近年更有以「惡法」治國的趨勢。

所謂「惡法」治國,就是透過訂立或修改法律肆意擴大政府權力,從而將一些原本屬於違反人權的行為定為「合法」。這些惡法要不是以含糊不清的條文賦予相關部門廣泛的執法權力,就是要把原本受憲法保障的公民言論及活動納入政府設立的監控機制之中,上述的法律中不少屬於至少其中一類。

以《網絡安全法》為例,此法訂明個人及組織使用網路時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並要對其網絡行為負責任;另外按該法第五十八條所述,政府可因「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秩序」在特定區域對網絡通信採取限制。但至於甚麼是「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及「社會公共秩序」,法例語焉不詳,結果很多時都容讓執法機關自行詮釋,這些含糊不清的字眼往往成為執法機關濫權的法理依據。在《網絡安全法》下,後果可以是個人用戶因在網絡上寫下「習包子」而被行政拘留或被判入獄。而另一個會出現的情況是當中國某地區有群體示威,只要公安認定該次示威屬國家安全事件或違反社會公共秩序,經國務院批准後,便可以限制該地區網絡服務(即是斷網),實施消息封鎖。但遺憾的是這些任意限制公民的言論自由及通訊自由的行為仍然是「合法」的。

近年新增限制公民活動的法律還有在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這組法律規定境外民間團體必須接受公安的管理才可合法營運,而其活動更必須受到公安監督。中國政府立此法律的用意顯然易見,就是要將原先帶有批判力的民間團體納入政府的監控之下,並以「合法」之名以期削弱公民社會監督違反人權的空間和能力。

說穿了,中國政府的所謂「依法治國」其實只是把法律用作工具,把蠶食公民權利和窒礙公民社會健康發展的措施合理合法化的把戲,旨在於外界批評其人權狀況時能用上一句「中國政府會依法處理,不容外國對中國司法制度說三道四」回應。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本身是多項國際人權公約的締約成員,落實基本人權乃其義務。故此,中國政府應該做的是修改有漏洞的法律,使其符合國際人權標準,而不是利用法律作掩飾。加上基本人權屬普世價值,任何政府作出違反人權原則的行為也應受到譴責,並不存在因為該等行為合法而不用追究。現在中國政府這種惡法治國的管治模式無疑是本末倒置。

1.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任期從2013年3月到2018年3月
2. 中國公民憲法法律實施監督意見書2017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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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法廿年︰看中、港兩地走過的「集體談判」路

/文:香港職工會聯盟

二零一七年是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周年,也是集體談判權被廢除二十周年。二十年前的十月,臨時立法會通過廢除剛立法四個月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法例。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國政府對集體談判權的法例,何其忌憚,決心廢之而後快。

勞動三權(自由結社權、罷工權和集體談判權)為國際公認的公民權利,也是國際勞工組織(簡稱ILO)所提倡的基本人權。其中集體談判權更受到ILO重視,在國際勞工公約中,便有兩條保障此方面的權利(第九十八和一五四號公約),極力向會員國推廣。「六七暴動」之前,香港一直沒有勞工法例,要到一九六八年才立法制訂《僱傭條例》。

戰後出生的年輕一代開始重視自身權利,拒絕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直接推動獨立工運的發展。為文憑教師爭取合理薪酬成就「教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創立。同年(一九七三年)大東電報局自發成立職員會,並透過工業行動迫使資方簽署第一份勞資協議,為集體談判在香港的首例。「六四」後,不同行業的獨立工會共同組成「職工盟」(香港職工會聯盟),成為香港自主獨立工運大旗手,堅持推動在香港落實勞動三權,終在主權移交前通過《集體談判權》的私人條例草案。獨立工運即是獨立於政權和政黨的民間力量,是一種社會改良的健康力量。然而,無論對於行政主導和中央集體的體制來說,卻是一種禁忌。

主權移交後,香港特區政府利用中央欽點的臨時立法會廢除《集體談判權》,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短命的法例。但仍無阻工人運動爭取集體談判權;經歷兩次全球金融風暴和沙士,政府和財團不斷利用「共渡時艱」欺騙工人,但經濟復甦後工資增長卻停滯不前,扎鐵工人、國泰空中服務員、葵涌碼頭工人等罷工,一浪接一浪成功迫使壟斷商會、跨國財團和亞洲首富讓步,訂立勞資集體協議。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後過渡期成長的一代(通稱七十、八十後)漸漸成為工會的主力。廢法二十年後的今日,爭取集體談判權的力量開始匯流,並由年輕人奪回本屬於工人的勞動權利和工作間的民主協約權。

與香港一河之隔的中國大陸,自中共奪取政權後,以壟斷「人民」的名義專政,在建政初年就剝奪工人的罷工權,只容許工人參與生產管理和集體合同的制訂,同時禁止中華全國總工會(簡稱「全總」)以外的工會成立。自此,中國工人只能談利益分配,卻被剝奪勞動三權,這個限制至今仍存在。

「文革」後的中國猶如一片廢墟,鄧小平為了融入國際資本主義的遊戲,以改革開放名義,取消與國企工人的潛在協議,打破他們的鐵飯碗。「六四」後為了招商引資,更威迫利誘農民工進入城市打工,為外資提供廉價勞動力,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流動工人群體。自此,過去的勞動法規失去效用,中國政府在一九九四年頒佈《新勞動法》、二零零八年頒佈《新勞動合同法》,為新環境劃定新的規則。

自二零一零年富士康「十六連跳」和本田南海汽車廠罷工開始,廣東以至全國各地野貓式罷工不斷,曝露了「全總」代表不了工人的事實。故此,勞動三權的倡議再次被提上議程,集體談判條例再被重新考慮,最後在「勞資政工」等力量互相角力下,二零一五年廣東省正式頒佈《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既承認工人一方可以派出談判代表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也確立中國特色的集體談判模式——「勞資政工」這四個主體的結構形態,間接承認「全總」不能代表工人。

天下沒有免費午餐,中共也不會白白賜予權利,就如上文提及的立法,也是中國工人以抗爭和被鎮壓的血淚換來的。

鄧小平為了延續改革開放,強迫三千萬國企工人下崗,國企工人則發起罷工潮維權。為了與工人重新立約,制定新勞動法,工人以「依法維權」口號,推動新一輪維權行動,讓地方政府官僚疲於奔命,最後被迫推出一個更具體的新勞動合同法。但新生代農民工並不滿足於此,自二零一零年以更激烈罷工方法,曝露「全總」的不作為,並要求新的勞資協商機制,爭取集體談判權。中國政府以抓捕、鎮壓、起訴、監控等暴力方式,打壓協助工人維權的勞權人士和民間團體,卻仍然難以平息罷工,最終只能推出一個四不像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再起西單

「低端人口」,患難見國情

/ 文:呂秉權(浸大新聞系高級講師)

早前,北京等大城市驅趕「低端人口」,上演了「中國式排華」,在寒冬中讓原來的「國家主人」無家可歸,流離失所。但「低端人口」其實並不低端,而且曾經是上賓,看看中國國旗和《憲法》就略知一二。

國旗上有五顆星,一大四小。大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星分別代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共產黨起家,就是靠農民和工人,所以他們是被化成國旗上的星星,天天被高掛;中國《憲法》總綱第一條開宗明義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可是,當權者這次鐵了心、紅了眼的對待中國農民工,正好印證國旗上的中國、《憲法》裏的中國與實際上的中國是兩碼子的事。

一個國家真實面貌的反映,往往不在於其GDP、導彈炮艦、偉大基建和官方說辭,政府的真面目,人民最入心的,是你如何對待他們,除了「同富貴」,有時更重要的是在困難之時,政權如何與百姓「共患難」。

今次的「患難」,由北京的兩場大火講起。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北京京郊大興區一間公寓發生大火,造成十九人死亡。此前再早八天,首都機場所在的順義區發生另一場大火,當時正值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明報》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此頗為不滿,要求習辦向上任大約半年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問話,問「這把火是燒給誰看的?」

自此,北京展開為期四十日的安全隱患整治行動,驅趕數以萬計的所謂「低端人口」,勒令他們短時間搬走,不從者就斷水斷電、半夜突襲、強行清走。在北京隆冬零度以下的氣溫,大批農民工扶老攜幼,流離失所,飢寒交迫,財物被毀,尊嚴掃地。

事後,內地過百名知識分子,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等發起聯署,指事件違法違憲及嚴重踐踏人權。北京市安全生產的負責人否認是驅趕「低端人口」,說只是為了民眾安全,但就承認基層幹部工作急切,為民眾帶來困難。但否認還否認,官方的文件和掛出的橫額「清退低端,人人有責」已是明證。

很喜歡《聖經》中有關善待小兄弟的道理,耶穌說:「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中國政府有善待「小兄弟」嗎?「祖國母親」怎麼對待自己的「子女」呢?

一個億萬富豪,雖然腰纏萬貫,但如果他有錢無品,對僕人呼呼喝喝,見乞丐就一腳踢開其「行乞缽」,恃勢凌人,你會尊重他嗎?

六年前的隆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曾經踏雪到河北的貧困縣,與窮苦人家同坐炕上,塑造與窮人同甘共苦的形象。習當時說:「對困難群眾,我們要格外關注、格外關愛、格外關心,千方百計幫助他們排憂解難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時刻放在心上,把黨和政府的溫暖送到千家萬戶。」

去年底,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新上任,習近平又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

如今,這一大批所謂的「低端人口」都掉了隊、被嫌棄。

聽其言,不如觀其行。

觀其行,勝過官話萬語千言。

患難見真性,老百姓看得更真。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神州內望。

文:韋斯

「七零九案」王全璋被失蹤近千日
至今年一月十二日,「七零九案」王全璋律師被失蹤九百一十七天。當天委託程海律師、藺其磊律師及「七零九」家屬、友人,前往天津第二看守所探望王全璋遭拒,律師到法院閱卷亦遭拒。王全璋被失蹤一直音信全無,生死不明,海內外輿論強烈關注。即使如此,中共當局仍我行我素,執法犯法,視法律如廢紙,踐踏人權肆無忌憚。
原珊珊(「七零九」謝燕益妻子)一月十二日說:「『七零九』一個都不能少。現在全璋的兒子高燒不退第三天,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已經分身乏術。」

史庭福宣講「六四」案開庭審理
二零一七年六月四日,在南京江東門大屠殺紀念館門前宣講「六四」屠殺真相,次日即被當局抓捕羈押的維權人士史庭福涉嫌「尋釁滋事罪」一案,於一月十二日在南京市雨花區法院公開開庭。
史庭福曾在蘇州「四.二九」祭奠林昭時被帶走。

維權許光利被湖北警方批捕
湖北維權人士許光利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購買廣東清遠開往衡陽的車票後就失去聯繫。後獲悉被荊門警方刑事拘留。一月十一日家屬得到批捕通知書,罪名是涉嫌「尋釁滋事罪」。
二零一七年七月許光利曾在瀋陽祭奠病逝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其後一度被當局關押。一個月後另一名維權人士吳淦在天津受審,許光利抵達當地即被當局抓捕,關押十多個小時後獲釋。

老兵抗拆自衛殺人上訴駁回
山東村民丁漢忠遭強拆,被多人用木棍、鐵鍁等圍毆,還有人用鐵鍁鏟破他的頭,「鮮血頓時流滿整個頭部」,情急之下,出於本能隨手從摸起一把鐮刀,在身前亂掄以自衛,致拆遷人員死亡。案件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日宣判,被告由一審的死刑,改判為死緩。

余文生遭酷刑提起國家賠償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北京律師余文生因涉嫌支持「香港佔中」被北京市公安局大興分局抓捕,同年十月十四日被刑事拘留,十一月二十日批准逮捕,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日被取保候審,共被羈押九十九天,一年左右無法正常工作。今年一月十日,余文生就遭受酷刑提起的國家賠償申請書,要求被侵犯人身自由賠償二萬五千元、賠償收入損失六萬五千元、疲勞審訊精神損害費一萬元、遭受酷刑及身體造成傷害(小腸疝氣)精神損害費一百四十萬元等。
余文生被羈押期間遭酷刑,家和律師事務所均被搜查,物品被抄,被關死囚牢六十一天,提審近二百次,每天經常被提訊十六、七個小時,無法保證睡眠,不能見律師。

洛陽天寒地凍一夜強拆四戶
一月八日晚上八時到次日凌晨,洛陽市洛龍區強拆隊伍,將練莊村四戶農家夷為平地。天寒地凍的洛陽又增添四戶無家可歸的農民。
強拆隊伍手持盾牌、鋼叉;有的配備強光手電、滅火器;還有消防車待命。村民報警,民警到場竟置若罔聞,村民求救無果。

吉林上千教師冒雪上訪維權
一月八日上午,吉林省被辭退的民辦代課和幼兒園教師以及在職的代課教師李昱、陳昌文等近千人,冒雪在零下近二十度,到長春市信訪局集體上訪討公道。
教師代表要求:沒有到達退休年齡的合格老師返回工作崗位、為所有老師辦理養老保險、解決所有老師的醫療保險等。省信訪局答覆,教師聚眾上訪就是非法上訪;民辦教師被辭退是必然趨勢。「談判」不歡而散。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檔案速遞:「六四」29周年悼念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