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支聯通訊 第115期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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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11/2017 第115期

目錄

  1. 中共「十九大」的「新時代」/鄭宇碩
  • 民運望遠鏡
  1. 「天安門母親」生者與死者/
  2. 尋找北京的《逆權司機》/盧偉明
  • 再起西單
  1. 暴力以外的行政處罰/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2. 塞班島中國工入工潮 揭示中資海外投資五大問題/香港職工會聯盟
  3. 神州內望/韋斯
  4. 從民主牆事件回望民主牆運動/蔡耀昌
  • 支青組通訊
  1. 從大學生角度看民主牆爭論/蔡佳洋


【編者的話】

/文:蔡耀昌

有說:我們進入了新時代。有說:今次大會落實了新老交替。有說:我們需要新的核心。有說: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有說: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有說: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有說: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

不知不覺間,我們真的進入了更為嚴重的「口號時代」。那些簡單又看似很有道理的口號,表面上是有其吸引力的;然而,再問、再深究,大多是空洞又不明所以的語言文字,到底當中有何含義,恐怕只能由當權者詮釋。在這「口號時代」,人們只能愈發不斷被迫「被相信」,只能「不要問,只要信」。

「口號化時代」,也很容易讓我們墮入「非黑即白」的邏輯,不僅輕易高舉「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的簡單論述,也往往合理化在「偉大理想」的旗幟下一切手段均屬合理的迷思中。

大家都在說: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然而,值得時刻反思追問的是:真的仍在「不忘初心」地實踐嗎?抑或是「初心易得,始終難守」?

在這愈趨混沌紛亂的時代,要拒絕「口號至上」,我們必須全面拒絕犬儒,必須拒絕一切惟我想法是不可挑戰的「強盜邏輯」,必須有更寬大的胸襟去認知社會上的多元性,必須明白群體協作往往較高舉核心更為可持續。無疑,在當前大氣候下,這真的有如逆水行舟。民繼續與海外支援民運團體一起攜手,為平反「六四」及中國民主而繼續努力!

 


中共「十九大」的「新時代」

/文:鄭宇碩

「十九大」結束,習近平大權獨攬。人事安排上不須要考慮派系平衡。江澤民的舊人均因年紀老邁下野,胡錦濤的團派勢力大降,胡春華不能進入政治局常委,李源潮退任,孫政才在「十九大」前被褫奪公職。

習近平的舊部和親信大舉進入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五年前習近平初任黨總書記,在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並無穩定多數支持。今天基本上沒有任何派系或領導人有力挑戰習近平。當然,大權獨攬自然要承擔所有政策失誤的責任。

沒有挑戰者並不意味整個黨政機器能如臂使指。打貪運動對整體幹部的積極性自然有所損傷;中共要求各級幹部申報資產以及是否擁有外國護照和外國居留權,歷經廿多年而幾乎無進展;「見到紅燈就繞路走」的現象在幹部層中仍然普遍。這就是大權在握的領導人要面對的挑戰。

過去五年,習近平身兼多個中共中央領導小組的召集人,而以親信出任這些領導小組的辦公室主任。「十九大」前大幅調整軍方的重要任命,總參謀長和總政治部主任權力受到削弱,現在兩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均沒有再兼任實職,胡錦濤時期作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被架空的現象將不復見。

年前取得領導「核心」的稱號後,「十九大」修改黨章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列為黨的領導思想,地位直追毛澤東,甚至可說是超越鄧小平。躊躇滿志,自然不再韜光養晦,打算大有作為。

習近平的「中國夢」就是強國夢,他「十九大」的報告清楚提倡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來增強中共政權和個人政治地位的正當性。鑑於「新常態」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維持每年百分之六至七左右,習近平將更銳意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十九大」的報告提出建立「世界一流軍隊」的目標,以及世紀中把中國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這都是第一次出現在重要的黨文件。過去只是說世紀中力求達到中等的發達國家水平。建立「世界一流軍隊」需要龐大的資源;過去冷戰時代美蘇爭霸,蘇聯雖然在軍事力量趕超美國,但終於因為經濟疲弱而導致政權崩潰。

今天中國急於建立「世界一流軍隊」,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中國一眾鄰國的「中國威脅論」會更有市場。現階段中國領導層對東南亞國家經濟靠近中國,安全靠近美國感到不滿;隨著中國發展軍事力量,鄰近國家的對沖政策會更形顯著。

為提升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習近平大概會繼續增加和推動「一帶一路」計劃。現階段的中國是否應該更務實地把資源投放於改善國民生活?事實上國內不少知識分子對中國龐大的外援計劃私下提出批評的意見。

為減少國民就貧富越趨懸殊的不滿,習近平政府過去五年繼續胡溫時期大力改善社會保障網的政策。在經濟增長放緩的階段,習近平政府希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會高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會高於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會高於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

「十九大」前夕,官媒發文猛烈抨擊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習近平則持續強調其「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國內主流媒體和大學校園的「七不准」之類的禁忌會更加嚴峻。習近平上任之初,一些知識分子對他從事政治改革尚抱有一點希望;三數年後,這點希望已幻滅。目前擔心的是公民社會的發展是不是會遭遇到更大的打壓。

在充滿自信以及反對西方普世價值的氛圍下,政改討論的空間越來越小,連賀衛方都自動封筆。維權律師、獨立的勞工組織、地下教會等力量成為鎮壓的主要目標,來自西方教會和非政府組織的援助大部分被切斷或嚴密監控。

對港政策顯然會繼續強硬路線;對台政策正醞釀變化,蔡英文政府拒絕承認「九二共識」甚至推動憲政討論,很可能會引致更多的制裁。香港特區預期會忠實執行中央的強硬路線,民主運動要面對一個困難的時期。

今後五年,習近平的統治預期大致鞏固。但大權獨攬自會吸引國內外各種壓力。經濟放緩會削弱中共政權滿足人民改善生活訴求的能力,對外的好大喜功不容易取得突破,放棄政治改革和加強壓迫公民社會只會讓社會積累更多的不滿。大權獨攬、充滿自信、好大喜功,就是危機的開始。

 


「天安門母親」——生者與死者

/文:青

「這是最後的告別/但只是單方面的話訣/我們凝視著您/您已雙目緊閉/讓我們/獻上一束鮮花/八枝馬蹄蓮/九朵黃菊花/六枝白鬱金香/四朵紅玫瑰……」

這首暗含「八九六四」的藏頭詩,是「天安門母親」獻給「六四」死難者吳向東的父親吳學漢的。「六四」難屬以這首小詩寄託對死者的哀思,呼喚生者的良知;並以此昭示世人,在這個世界上曾經有一位青年和一位父親,他們已經死了,是為了甚麼死的。

如今,這位青年的母親也隨着他們的步伐離去。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天安門母親」徐玨因肝癌在家中離世,終年七十七歲。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徐玨的長子吳向東於木樨地中彈身亡,年僅二十一歲;六年後,她的丈夫吳學漢抑鬱患癌、抱憾辭世,終年五十五歲。

自此,「天安門母親」再痛失一人。二十八年來,「六四」難屬一個個老去、離世,「天安門母親」群體已有四十八人含恨而終。「我選擇記錄死亡」,丁子霖表示,她要把「六四」死難者的名字從塵埃裏挖掘出來,記下他們的故事。如今要記錄的不只「六四」死難者,還有死難者的家屬,包括在生的和死去的。

生者與死者,一直是「天安門母親」的關鍵詞。這個因「六四」死難者而凝聚在一起的群體,所做的一切都圍繞著生者與死者,為死者討公道,為生者求正義,為死者也為生者的尊嚴而堅韌地抗爭。每年的「六四」祭文,「天安門母親」聯署名單中有生者亦有死者;二十八周年祭文,在已故難友名單最新添上的名字是「徐玨」,該名單第一位正是吳學漢。這對「六四」難屬都是優秀地質工作者,一生勤勉仁厚,在「六四」後承受巨大痛苦,最終喪子之冤情未能等到昭雪的一天,他們的事迹豈能就此被湮没?

「六四」十周年時,徐玨曾寫過一篇證詞揭發屠殺內幕:「長安街上到處血跡斑斑,路面被坦克碾壓得印痕累累,長安街兩側商店的房牆上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她與吳學漢心急如焚地尋找兒子,「每個醫院門口都貼著死傷者名單,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可憐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模糊,睜著大大眼睛的年青人」,最後他們在復興醫院的自行車棚發現兒子的屍體,「我頓時頭腦裹一聲『轟』響,倒下不省人事了。」

愛兒枉死槍下,給兩老帶來致命打擊。短短數月,吳學漢的一頭黑髮變成乾柴般的白髮,變得體弱多病、萎靡不振;徐玨的頭痛愈益劇烈,到了精神完全崩潰的邊緣。直至加入「天安門母親」,他們重新獲得力量,由消沉悲哀轉而變得堅強、有信心有希望,並成為群體的核心成員。

多年來,兩人拚盡全力為兒子討公道。吳學漢於重病期間仍掙扎着要到大街上貼小字報,臨終前叮囑妻子:「你要與丁、蔣老師及難友們融合在一起,一定要為死去的親人討回公道!」丈夫去世後,徐玨獨力苦撐。一九九七年的「六四」,她一身黑衣,單車車兜裏裝着鮮花、祭品,兩邊車把上懸掛着兩條白紙黑字的條幅,上聯為「六月雪,六四英魂遊長安」,下聯為「孤母淚,愛子灑血夫相隨」。她一路騎車往八寶山人民公墓,前後左右都有警車「護航」,但如丁子霖所言,她已不再懼怕,因為最寶貴的已經失去。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徐玨的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多名「天安門母親」成員到場悼念。丁子霖因身體抱恙,未能參加告別式,用碳素筆寫了一封信泣別「好姐妹」:我無力挽住你生命的腳步,只得祈願你放心地走吧,而且要一路走好……我會竭盡全力去實現你那未竟的遺願。

徐玨在丈夫逝世一年後,衝破重重阻力,將那首以「八九六四」開頭的藏頭小詩刻在吳學漢的墓碑上。如今徐玨逝世,她的小兒子吳衛東為母親舉行的追思會遭到警方阻攔,警察更阻止他們為徐玨單獨立碑及刻上名字,否則會將吳學漢的墓碑推倒,吳衛東唯有暫時放棄立碑。

由刻上「六四」藏頭詩的墓碑,到不准「六四」難屬的墓碑刻名,二十多年來中共的人權到底退步了多少?!

港支聯通訊 第115期 2017/11


尋找北京的《逆權司機》

/文:盧偉明(教協副總幹事)

最近在香港上映的南韓電影《逆權司機》,引起社會熱議。在南韓,《逆權司機》榮獲第二十六屆釜日電影獎及第五十四屆大鐘獎最佳電影。南韓總統文在寅觀賞這部電影後,作出以下評價:「當年人民起義的真相,至今仍未完全展露於人前,這個是我們將來必須面對的任務,而我相信這部電影將有助我們去完成這項任務。」

經歷過八九民運的香港人,不難對《逆權司機》中的片段產生共鳴:新聞封鎖、通訊封鎖、追捕外國記者、軍人虐打槍殺學生、市民冒死送傷者到醫院……等。這些片段,不但反映一九八零年「光州事件」的殘暴,更勾起不少港人對二十八年前北京天安門的慘痛記憶。
即使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期間,曾經在不同佔領區駐紮過的年輕人,亦會從電影中找到似曾相識的畫面:有人送食物到廣場、市民隔道讓有需要的車輛駛過、廣場上各式活動、軍車發射催淚彈後軍人追捕學生……等。這些片段,既反映「光州事件」期間廣場民眾無私的一面,亦勾起大家對警察暴力的憤恨。

《逆權司機》有不少令我感動的情節,凸顯在極權政府下,每一個平凡人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不因善小而不為,最終成功改變南韓的歷史。一位的士司機,本來討厭大學生請願,因為親眼目睹政權的殘暴不仁,而冒死送德國記者離開光州、離開南韓。德國記者為著採訪真相,突破新聞封鎖,冒死進出光州,最終讓唯一影像發布世界。即使嚴守軍紀的路障軍人,亦受到良知的呼喚,在最關鍵一刻,讓這部的士駛離光州。眾多這些人物,在歷史上無名無姓,卻為了保存歷史真相,發揮自身的作用,良知衝破極權,改寫「光州事件」,開啟南韓的民主化。

最後想說說北京的「逆權司機」。在《沒有太陽的日子》電影中,電影導演張堅庭有以下的一段口述:「整個過程,(司機)不斷在罵解放軍,由飯店去機場,有些司機……開價幾百到幾千港幣車費,他則按錶收費,下車時,他跟我們說:你們要把看到的,回到香港,都告訴全世界人知道。這句話,我在不同報紙……記者,學者,都一定聽到有人說:你們回去,一定要把你們看到的,都告訴全世界人知道。」

祝願這位北京的「逆權司機」身體健康!平反「六四」的一天,希望能再次跟你在北京相聚!


暴力以外的行政處罰

文: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七零九事件」讓國際社會認識到中國執法機關的濫權濫捕,包括威脅、違法禁錮以至酷刑對待維權律師、人權捍衛者及其親友。但較少人看到中國政府如何利用行政規章及法例監控律師日常生活及工作,從而使他們不得不活在其操控之下。

二零一六年中國司法部修改了兩份規範律師及律師事務所的規例,分別是《律師執業管理辦法》及《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並於同年十一月實施。此次修改新增了多項規範律師及律師事務所政治意識形態的條文,包括將「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法治」寫成為「基本從業要求」,更甚者是規定律師「不得發表否定憲法確立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原則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不得利用網絡,媒體挑動對黨和政府的不滿」及律師事務所「不得放任、縱容」上述行為。

兩份《辦法》實施約九個月後,司法部以及全國律師協會向各地司法廳(局)和律師協會發表《關於進一步加強律師懲戒工作的通知》,指明各地要嚴格執行兩份《辦法》的規定。各地律師協會要切實懲戒律師及律所,不只積極處理投訴,更要主動調查律師違規,連網絡上的線索也不能放過。至於司法廳就要負責監督律師協會,並核實律協的調查結果及作出處罰。

然而,司法廳(局)本身為政府機關,律師協會又是被政府控制的傀儡組織。在中國政治體制的現況下,兩者毫無獨立性可言。加上兩份《辦法》新增及修改的條文內容含糊,司法廳(局)及律師協會極有可能濫用條文來對付與官方持相反意見的律師。除了去年因「擾亂法庭秩序,干擾訴訟活動」被濟南市司法局停止執業一年的李金星律師之外,近期再有兩位維權律師——吳有水律師及祝聖武律師因網上言論被處罰。

吳有水於七月被浙江省律師協會以他在微博上發表「對黨和政府部門的負面評價,傳播社會負能量,嚴重損害律師形象」等「不當言論」而暫停他的會員資格九個月;祝聖武則在九月被山東省司法廳以他在微博上發表「否定憲法確立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原則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而被吊銷律師執業證,這也使他成為第一位因網上言論而被吊證的律師。

表面看來,律協及司法廳對吳、祝的處罰符合新規例,但魔鬼永遠在細節。律協及司法廳是基於吳、祝二人言論屬「不當言論並損害律師形象」或「危害國家安全而判以懲罰,但這類指控相當武斷。以祝律師為例,山東省司法廳引用的微博言論都是祝律對中國共產黨、政府及領導人的批評,但目前指控卻未有證據顯示言論會對國家安全帶來實質而客觀威脅。此外,批評政府或政黨是中國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範圍之內,任何人也不應因行使這項公民權利而受到處罰。司法廳最後在沒有事實基礎及未有考慮憲法保障的自由下堅持實施吊證,明顯是濫權行為。而更重要是兩位律師的網上言論從頭到尾都不屬於律協及司法局的監督範圍。現行的《律師法》及剛修改的《律師執業管理辦法》都沒有明文規定司法行政機關及律師協會有權監督律師執業以外的活動。換言之,這兩次處罰有越權之嫌。

中國政府在「七零九」的暴行引起了國際社會史無前例的反彈,結果自己亦變得聲名狼藉。目前所見,中國政府似乎有可能改變打壓的策略,利用細微的行政手段打壓往往令公眾難以監察。希望大家譴責政府暴力之餘,也關注對維權律師的不合理行政處罰。

港支聯通訊 第115期 2017/11


塞班島中國工人工潮 揭示中資海外投資五大問題

/文:香港職工會聯盟

今年夏天,在美國屬土的渡假天堂塞班島爆發一場中國移民勞工工潮。多名受聘於外判商國企中冶集團、南京倍立達和蘇州金螳螂的中國建築工人,在承建港企博華太平洋國際的賭場項目中被拖欠薪金和勞工保險。根據人民網的報導,這些工人在離開中國前已支付了一萬元人民幣中介費,中介公司並承諾會以遠低於當地最低工資的三百元人民幣日薪聘用工人。但抵埗後,工人不但發現自己已淪為非法勞工,而且日薪更只得二百元人民幣。今年三月,一名工人在工地從高處墮下死亡,觸發工人對承判商的不滿,發起抗爭。

近年,為配合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構想,中資企業積極往海外投資。中資企業不但在外地設廠以轉移內地不斷上漲的勞動成本,更透過拓展新興市場以消化國內過剩的產能和勞動力。同時,這些投資也為當地的勞務市場、環境保育帶來不少影響,塞班島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其他中資企業因侵犯勞工權益而觸發勞資糾紛的情況亦屢見不鮮。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資本和生產鏈的全球性流動已成為當今經濟結構的常態。世界各國的跨國企業甚至中小企,早在數十年前已積極在全球各地尋找廉價的勞動力和開拓新興市場。這些跨國企業,往往不惜剝削工人的基本權益以達至利潤最大化的目的。例如為蘋果公司生產配件的血汗工場和韓國企業的軍事式管理早已臭名昭著。但隨著中國近年迅速崛起,中資企業在海外的行為亦逐漸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但與其他國家在海外投資的經驗有所不同,中資企業在「走出去」時所面對的問題,大致可歸納為下列五點︰

一・無視當地勞動法規

由於中國有法不依的情況甚為普遍,故當中資企業前往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時,亦往往嘗試透過逃避當地法規以減低勞動成本。從大部分牽涉中資企業的勞資糾紛中,均發生在法制相對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已可見一斑。當遇上勞資糾紛時,中資企業亦經常透過賄賂當地官員試圖解決事端,加劇企業與當地工人的矛盾。二零一七年一月,杭州百藝紡織製衣位於緬甸的工廠因沒有遵照當地勞動法支付工資,並解僱該廠工會主席而引發為期三個星期的罷工。

二・無視工會和集體談判權

中資企業對工會的打壓也十分普遍。由於文化和語言溝通的差異,中國僱主一般比較抗拒參與集體談判。解僱工人或工會領袖,成為中資企業解決勞資糾紛慣常採用的手段。寧夏中銀絨業股份位於柬埔寨的工廠,在二零一五年九月則以參與當地成衣工人民主工會聯盟(C.CAWDU)的活動為由,非法解僱四十七名工人及三名工會領袖。

三・大量輸入中國移工

為消化國內過剩的勞動力,中資企業在外地承辦基建項目時,往往從國內輸入移民工參與建設。據統計,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底,中國共有七百九十六萬名工人曾通過勞務合作公司被派往海外工作;而透過非法途徑出國勞務的工人更是不計其數,難免令當地工人帶來中國工人「搶飯碗」的負面印象。加上兩地工人在條件待遇和生活文化的落差,容易觸發兩地工人的磨擦。二零一六年八月,在非洲肯亞承建鐵路的中國路橋集團(國企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旗下子公司)所聘用的當地工人,因不滿惡劣工作環境、薪酬和輸入中國勞工等議題發起罷工,並襲擊派駐當地的中國移工,釀成十四名中國工人受傷。同時,在勞務中介和分判制度的重重剝削下,來自中國的移工亦同時成為被剝削的受害者,塞班島中國工人的狀況便是一例。

四・分判制度剝削工人

與其他跨國投資集中於製造業有異,中國企業在海外投入大量資源承辦基建項目,並引入分判制度招聘工人。分判商層層剝削、權責不清,導致工人的就業、薪酬、職業安全均得不到應有的保障,成為勞資糾紛的溫床。上述有關塞班島和肯亞的工潮,便是發生在建築地盤行業。

五・缺乏企業社會責任文化

如前述,跨國企業在外地剝削工人早有先例,而且亦不局限於中資企業。但與其他已發展國家不同,中國並不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成員國,其企業因此不受該組織對跨國企業行為指引的規管。國際間現行對跨國企業的監察機制,對中資企業來說並不適用。同時,由於中國仍未發展出成熟的公民社會,其消費者運動並不具備足夠力量制衡企業的行為,導致中資企業未能發展出一套有效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文化。因此,中資企業除了仍然忌諱來自國際和當地的輿論壓力,以及國企仍需在海外保存國家形象外,中資企業在海外的行為根本不受任何機制約束。

在國內公民社會和獨立工會力量仍未趨成熟之際,國際輿論和當地工會/勞工組織成為制衡中資企業在海外行為的唯一力量。故此,在未來的日子,我們須更進一步連結各地工會和勞工組織,揭示和關注中資企業在海外剝削工人權益的行為,並支援當地工人的抗爭,令中資企業正視集體談判和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港支聯通訊 第115期 2017/11


神州內望

/文:韋斯

「維穩」專輯

(引言)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夕,從北京到全國各地的公安、國保、國安加強「維穩」,採取強硬非法措施,拘留、逮捕、強制旅遊大批異見和維權人士,使許多異見者、維權律師失蹤失聯,嚴重侵犯公民權利。「十九大」的召開,中共又欠下人民一筆血債。

各地關押大批民主維權人士

中共「十九大」前,到處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廣東民主人士徐琳、江西劉四仿因為合作歌曲而被警方帶走關押。江西民主人士楊霆劍被非法刑事拘留,廣州拈花時評群主張廣紅遭警方非法扣押。進入公眾視野的侵犯人權案例不一而足。

還有民主人士袁兵、陳劍雄、梁一鳴等因到公安局討說法被抓捕;
杭州維權人士李青遭非法拘禁;
徐琳證實遭刑事拘留,劉四仿尚無下落;
蘇北環保衛士嵇書龍中秋節前遭截訪失自由;
珠海傷殘軍人陳風強因坐維穩人員車輛失去聯絡;
反腐維權聯盟馬波救助訪友被押回原籍;
福建公民活動活躍人士何宗旺被拘留十五天;
山東濰坊案最後一位被羈押人李燕軍刑滿釋放;
湖北維權人士譚秀萍再遭綁架後失蹤。

癌症訪民視頻上傳微信被拘
「十九大」前,天津當局維穩愈來愈瘋狂,癌症訪民姚麗娟因拍攝視頻上傳微信竟遭刑事拘留。十月十日,天津公安及社會閒雜人將姚麗娟軟禁在家監控,姚堅決抗爭對監控人員錄影,並上網發微信給朋友,當地公安竟然氣急敗壞,先傳喚後刑拘姚麗娟。身患癌症的姚麗娟現被關押在天津看守所。

哈爾濱民主人士于雲峰被押
十月九日,黑龍江哈爾濱知名民主人士于雲峰遭哈爾濱市公安局香坊分局以「尋釁滋事」有關被帶走。其五部手機均遭扣押。于雲峰現年四十七歲,是哈爾濱著名民主人士,多年來直言抨擊時政,幫助民運人士。二零一一年七月因言獲罪,被哈爾濱市當局判處勞教兩年。二零一七年,于雲峰又因為在微信群轉發謝陽律師受酷刑的消息,於兩會前夕被抓進拘留所行政拘留十天。

一夜搜捕三十訪民押送久敬莊
十月八日,北京警方為「十九大」維穩立了新功,僅北京市房山區一個長陽派出所,就在訪民聚集地搜出三十位各地訪民,送久敬莊,等待各地截訪人員押回。一個派出所一晚就搜捕訪民三十多人,可見冤假錯案造成社會矛盾的嚴重程度!

港支聯通訊 第115期 2017/11


從民主牆事件回望民主牆運動

/文: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今年踏入九月新學年剛開始,香港不少大學校園先後發生所謂「民主牆事件」:首先由香港中文大學校園有關港獨的宣傳與反宣傳,到部分其他大學校園有關詛咒他們的大字報內容,一時間引領各方面討論大學民主牆的角色及使用時的規範問題。

由於筆者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負責人,因此部分傳媒曾訪問筆者談談我們昔日校園民主牆的安排及對近期情況的評論;就此,筆者反覆提出以下幾方面值得各方參考的觀點:

第一,有別於現時不少大學校園民主牆是任人張貼的做法,筆者記得作為大學生的三十年前,至少中文大學的民主牆使用是有若干規範的。那時,同學要張貼大字報,是先交給學生會,由學生會把關並代為張貼,除非涉及失實或誹謗內容,否則學生會一般會按同學意願整份大字報貼出;另方面,發表大字報的同學要具名,因公開發表言論者身分可以確立表達言論者也願意負上責任的態度。

第二,筆者認為,民主牆屬理性辯論地方,因此大字報內容(以至回應內容)不應變為「口號式」宣傳,而應陳述有關觀點的理據,以促進良性討論。

筆者相信,大學校園是學生實踐民主和維護人權的地方,校園民主牆正是發揮言論自由的重要場地,應善加利用;但正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有關言論自由的規定,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但有關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包括尊重他人及保障公共秩序等。

說到香港各大學校園的民主牆,筆者也無法查究是那個年代的產物;但筆者估計,這與中國大陸七十年代末的「民主牆運動」應有所關連。事實上,說到言論表達自由,中國於文化大革命後一度於北京西單出現的「民主牆運動」,可說是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鋒。

透過大字報表達政治觀念及評論時事,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乃是普遍現象,當時屬於所謂「四大自由」之一。「文革」後,四人幫倒台,但其時共產黨上層的保守力量仍佔主導;因此,無論是黨內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一度希望借助民間聲音制衡以華國鋒為主的保守派,而民間也確實有不少積累已久的民怨需要公開表達,因而造就了一段時間各方面所容許及期待的民間議政場所,這便是「西單民主牆運動」發生的背景。

據了解,最早的大字報是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時出現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紀念堂工地圍牆上。後來,該圍牆被拆除,民眾便把大字報貼到西單公共汽車總站背後工地的圍牆上,令西單那面牆壁迅速成為一種象徵,後被稱為「民主牆」。西單的大字報表達民眾對「文革」以來亂局的不滿,及後發展到對當時政治走向的批評,最後更進一步演變為獨立民間社團的定期非正式出版物。人們更將那段時間的民主牆運動稱為「北京之春」,與一九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一樣。

可惜,於鄧小平全面掌權後,便開始打壓「民主牆運動」,將部分積極於民主牆發表意見的人士關進監牢,其後更禁止以大字報等方式公開表達意見。大約四十年前的今天,中國仍然不容許言論和出版自由,現時甚至有復辟當年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政治氣候;中國的人權自由,經歷近半個世紀,看來是不進反退,真的令人十分唏噓!

港支聯通訊 第115期 2017/11


從大學生角度看民主牆爭論

/文:蔡佳洋(支聯會青年組組員)

今年九月開學,各間大學的民主牆陸續出現一些支持港獨的標語和辱罵字句,事件由校園層面引發到社會上的激烈爭論。

在眾多事件中,以教育大學出現有關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的涼薄字句最受社會關注。雖然至今仍未能證實是教育大學學生所為,但若果真是他們做的,確實令人擔憂。即使政見不同,我們亦不應幸災樂禍。教育大學的學生日後將會投身社會成為教師,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作為一位未來的教師應該懂得理性地分辨是非黑白,不應讓仇恨掩蓋理智和同理心。若果他們抱著這種偏激的想法,我們又怎能放心把下一代交到他們手上呢?不過,我並不認同有校長表示因此而永不錄用教大畢業生的做法。我相信如此偏激的學生只佔少數。大多數教大學生都不會如此是非不分。若因此而剝奪他們的工作和實習機會,對其他教大學生實在不公平。

香港是一個擁有言論自由的地方,任何人都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不過,在享有言論自由的同時,亦應尊重別人,有些言論可能並沒有違反法例,但亦不見得是文明人應有的表現。辱罵別人對事情毫無用處,只會產生紛爭和矛盾。只有理性的討論才能令事情變得美好。大家若認為自己的立場是對的,應該用理據去說服别人,而非辱罵不同政見人士。

民主牆設立的目的是提供一個平台讓學生和教職員就時事和校政互相交流看法。不論持甚麼政治立場,只要是在該大學就讀的學生和任職的教職員就可以在民主牆上張貼沒有違規的內容,發表意見。若果不認同別人張貼的內容,可以在旁邊發表自己的看法回應,而不應把它撕走。不過,有些人把重複的內容貼滿整幅民主牆,以霸佔的方式阻止別人張貼其他內容,令其他人被逼張貼在現有內容之上。不同政見人士不斷重複遮蓋別人張貼的內容,造成民主牆一片混亂,更由文字上的罵戰引伸至言語上的罵戰。幸好,事件並未引致肢體衝突,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學生會作為民主牆的管理者,應以中立態度管理民主牆,不應對政治立場相近的違規言論坐視不理,而對政治立場相反的言論加以打壓。以中大民主牆為例,民主牆上被人貼滿了內容相同的港獨海報,持不同意見的內地留學生因沒有位置張貼,所以把寫有「CUSU IS NOT CU」的單張貼在港獨海報之上。後來,中大學生會發聲明指該單張遮蓋他人的內容,是粗暴阻礙其他意見表達。相反,把重複的港獨海報貼滿民主牆的人士難道不是同樣粗暴阻礙其他意見表達?為何中大學生會不譴責呢?由此可見,中大學生會在處理此事上有雙重標準。據我所知,現時民主牆的規則是列明禁止張貼帶有人身攻擊和侮辱性的內容,張貼人需在張貼內容上署名。而且,規則對於張貼內容的篇幅大小和期限亦都設有限制,但作為管理者的學生會明顯沒有嚴格執行。以城大民主牆為例,我曾見過有些文章張貼了數個月都沒有被移除。學生會應加強巡查民主牆,確保違規的內容能及時移除,並加設罰則去懲處張貼違規內容的人。他們亦應加強清理民主牆上的過期內容,讓其他同學都能有空間發表意見。

大學應捍衛學術自由,讓不同政見人士都能自由討論。校方不應干預民主牆上的內容,但應該督促學生會妥善管理民主牆,把違規和過期的言論移除,讓其他人都有公平發表意見的機會。

最後,我希望大家都能和平地善用民主牆發表意見,讓民主牆真正成為一個可以就着時事和校政互相交流看法的好地方。

港支聯通訊 第115期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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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 第115期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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