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支聯通訊 第117期 20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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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04/2018 第117期

目錄

  • 民運望遠鏡:悼六四抗威權
  1. 紀念「六四」,還權於民/王超華(八九學運學生領袖)
  2. 堅守希望—紀念「六四」二十九周年/胡平(《北京之春》榮譽主編)
  3. 悼「六四」、抗威權 香港在中國威權統治下的前景及我們的應對/程翔(資深評論員)
  • 民運望遠鏡:「六四紀念館」專題展
  1. 從解密「六四」到解碼「改革開放」/
  • 聚焦鏡: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
  1. 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中國侵犯人權事件簿/鄒幸彤(支聯會副主席)
  • 聚焦鏡:人大、政協兩會
  1. 修憲是為民還是為黨?/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 再起西單
  1. 維權律師「擾亂法庭秩序」?/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2. 從「清理低端人口」看習近平「新時代特色」的大躍進/香港職工會聯盟
  3. 神州內望/韋斯
  • 支青組通訊
  1. 為何仍堅持建設民主中國?/蔡佳洋(支聯會青年組組員)


【編者的話】

/文:盧偉明

執筆之時,新任全國人大常委、民建聯前主席譚耀宗指,中國《憲法》修改後,將來叫「結束一黨專政」口號或違反《憲法》及《基本法》,甚至可能被取消參選立法會資格。支聯會強烈譴責譚耀宗的言論,並重申:我們不會被嚇倒,也絕不會在立場上有任何退縮!支聯會將繼續高舉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在內的「五大綱領」,堅持到底、抗爭到底!

支聯會將繼續高舉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在內的「五大綱領」,堅持到底、抗爭到底!

「六四」廿九周年的主題:「悼六四!抗威權!」王超華說,紀念「六四」的意義,就是人民抓住一切可能機會,為自己正名,為自己爭取權利。胡平指出,我們要懷抱希望,在人世間,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程翔告訴大家,在中國威權統治下,我們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以抗衡任何肆意擠壓我們「兩制」空間的壓力。三篇文章,三個角度,評析主題,值得細讀。

今年「六四紀念館」專題展,將以「改革開放」四十年為題,回顧及反思當中的得與失,八九民運作為分水嶺,揭示哪些矛盾,帶出哪些啟示?同場亦會展出各國的「六四」解密檔案,進一步還原歷史真相。誠邀大家到來參觀!


民運望遠鏡:悼六四抗威權

紀念「六四」,還權於民

/文:王超華(八九學運學生領袖)

「八九.六四」已經過去了二十九年,但是我們沒有忘記。當年以北京天安門廣場為焦點,遍及全中國一百多個城市的民主抗爭運動,在社會和民眾中注入高揚的理想主義精神,最終凝聚在那位震撼世界的「坦克人」形象中——面對軍事強權和血腥的暴力鎮壓,北京市民一次再次衝上街頭,用肉身和意志力向強權宣告,他們不相信中國的人民只能屈服於恐懼,只能做強權統治下的精神奴隸。

這種信念其來有自。從晚清梁啓超「新民說」開啓民智,到「五四」提倡個性解放,近現代中國一系列革命與改革的傳統中,個體獨立與民族解放兩條思想脈絡始終齊頭並進。沒有國民個體積極參與的革命,如何能稱為「國民革命」?即使共產黨領導的「翻身解放」,也有《國際歌》高唱的「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與後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一樣,大聲疾呼「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站起來。這一脈絡到了一九八九年,就有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在床單做成的旗幟上,濃墨重筆錄下詩人北島的名句:「決不跪在地上,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好阻擋自由的風」。

在這種信念的背後,是全世界現代國家政體變革的大趨勢,從孤家寡人「朕即國家」向人民主權的國族國家轉變。主權在民是中國自辛亥革命結束滿清皇朝統治一百多年以來,政體沿革中的深層基礎,是威權統治百般騰挪也擺脫不掉的隱然約束。從政治理念來說,主權在民規定了統治者必須經由自下而上的授權程序獲取正當性。無論今日習近平及中共多麼渴望獨攬一切,他們仍需每次從基層換屆選舉開始進入權力更迭的表面程序,就是這種隱形制約的作用。修憲也是如此,他們仍需煞費苦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走表決通過的過場。這些表面文章在中共並不情願的情況下顯示出其嚴密控制輿論以強姦民意的修憲實質。

在政治實踐和制度設計上,主權在民必須有制度保障,確認每一個合法公民既能享受在公共議題上政治表達的自由,又能在有保障的程序過程中,定期實施政治參與的實際作為。正是在這些方面,北京當局一方面指使各級地方政府以各種手段打壓爭取參選、爭取實質民主的獨立人士,一方面在關鍵時刻直接插手強力施壓。這也是北京近年來針對香港民主化要求所採取的對應策略。獨裁專權勢力決不可能自動放棄手中的權力,但他們打著「人民」旗號剝奪公民群體實施主權授予施政正當性的渠道和程序,必然會遇到反抗。人民會抓住一切可能機會,為自己正名,為自己爭取權利。這正是紀念「六四」的意義——

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還政於民,還權於民!


民運望遠鏡:悼六四抗威權

堅守希望—紀念「六四」二十九周年

/文:胡平(《北京之春》榮譽主編)

收到《港支聯通訊》紀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約稿信,我立即回信答應下來。然而等我坐到桌前,打開電腦,卻遲遲難以開篇。

過去二十八年,每到「六四」,我都要寫文章紀念。同一個題目的文章,我已經寫了二十八年,該說的好像都說過了,如果不是為了應景,還有必要再寫一篇嗎?

我以為還有必要。因為在中國,「六四」還沒有成為歷史,那個殺人的政府還坐在台上,還在繼續壓迫人民,死難者的名譽還在蒙受玷污死不瞑目,自由鬥士還身陷牢獄或流亡海外,正義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碼的伸張。在中國,「六四」還不是過去完成時,而是現在進行時。寫文章紀念「六四」,不但是紀念,而且也是抗爭。

毋庸諱言,在「六四」二十九年後的今天,中國的民主化前景似乎比過去更黯淡。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懷抱希望。

在一九八六年完成的一部自傳性談話錄裏,哈維爾談到了希望。哈維爾說:「我經常(特別是在極為無望時,比如在監獄中)想到的那種希望是一種精神的,而不是現實世界的。我們內心要麼有希望,要麼就沒有希望,它是靈魂的一個尺度,它不是基於對世界的觀察或對環境的估量。希望不是預言,而是精神的定向,心靈的定向。它超越直接經驗的世界,存在於這個世界以外的地方。」哈維爾強調說:「在這個更深刻的意義上講,希望不是一帆風順時的歡樂,或對有望早日成功的企業進行投資的誠意,而是一種為某種事物奮鬥的能力,之所以要為之奮鬥並不是由於這種事物有成功的機會,而只是因為它是好的。越是在不利的環境中,所表現出的希望就越深刻。希望決不是人像樂觀一樣的東西。它不是對某個事物會有好的結果的確信,而是對某個事物是有意義的把握,不管其結果如何。簡而言之,我認為,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希望,可以說是,我們從別的地方獲得的希望,它是唯一可以是我們免遭滅頂和激勵我們行善的東西,是人的精神及其成就所能達到驚人的範圍之源泉。最重要的,是這種希望給了我們力量去生活,去嘗試新事物,即使是處在向我們現在所處的這麼沒有希望的環境中。」

在這段談話裏,哈維爾指出,希望不是現實的,而是超現實的。希望不是經驗的,而是先驗的我們懷抱某種希望,並不是因為它已經存在於現實之中,我們要在現實中佔據一個好位置;我們懷抱某種希望,也不是因為在現實中有一種運動正在向它靠攏,我們要先走一步,提前到達目的地,我們堅守一種希望,是因為我們深信它是好的,是正義的我們願意為它而奮鬥,我們不但知道,沒有我們的奮鬥,我們的希望就不會實現;我們還知道,有了我們的奮鬥,我們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會實現,但是我們仍然願意為它而奮鬥,因為我們的奮鬥本身就具有偉大的意義。一個堅守希望的人當然希望他從事的事業能夠成功,但與此同時他又能不計成敗,甚至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是在這種看上去沒有希望的環境中,希望才最能顯現出它的全部力量。

當哈維爾發表上述談話時,距離「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已經十八年,全世界的共產專制政權還沒有一個垮台的。在當時,哈維爾們的抗爭被很多人認為是沒有成功希望的。相比之下,今天我們面對的形勢無論如何總要好多了。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更沒有理由灰心,更沒有理由失望。我們要堅守希望。在人世間,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民運望遠鏡:悼六四抗威權

悼「六四」、抗威權 香港在中國威權統治下的前景及我們的應對

/文:程翔(資深評論員)

中共最近悍然修憲,取消領導人任期限制,為復辟終身制掃除障礙,使國家進一步走向威權化。這個發展使中國政治上倒退到四十年前的局面,使人對中國的前途頓生悲觀情緒。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雖然《基本法》第五條白紙黑字說我們不實行社會主義,但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政治在倒退,也就必然會影響到我們。

首先,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環境將受到嚴重的腐蝕。

甚麼是「一國兩制」的政治環境?在一個國家之內要容納一個不同制度的香港,而這兩者意識形態上是南轅北轍,甚至可以說是敵對的,必須有賴強勢的一方具備高度的政治包容(political inclusiveness)和寬鬆(political tolerance)才能夠接受一個與它(在意識形態上)「篤口篤鼻」的異體。當年「一國兩制」這個模式的產生,正是在全國走出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災難不久,大家深刻體會到獨裁政治體制的弊端,所以都銳意改革,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比較寬鬆包容的政治環境。這個時候,中共對資本主義香港抱有很大的好感,這可從鄧小平幾句話看出:

一.像「文革」這種災難在西方是不可能發生的(這是承認中國制度的缺陷);

二.中國到下世紀中葉也要實行普選(這是承認普選是中國應該走的路);

三.中國在內地要製造幾個香港(這是充分反映對香港的肯定和欣賞);

正因為中國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又充分肯定香港的作用,所以在這種很包容寬鬆的大環境下就產生「一國兩制」的構想。換言之,「一國兩制」成功不成功,很關鍵的一條就是看中國是否繼續在政治上走改革開放的路線。

很不幸,我們不但看不到政治上向前行的跡象,反而看到政治上出現嚴重倒退的事實。當國家出現這種倒退時,「一國兩制」所賴以生存的政治環境||政治包容和政治寬鬆||就不復存在了,這就無可避免地影響到香港「兩制」的政治空間。國家在倒退時,我們也就無法獨善其身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香港人應該怎樣做?筆者的答案是: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以抗衡任何肆意擠壓我們「兩制」空間的壓力。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一.拒絕遺忘歷史;

二.拒絕做冷漠的旁觀者;

三.拒絕「平庸之惡」;

四.時刻警惕滑向邪惡;

五.拒絕接受統戰。

只要每個公民:牢記歷史教訓,看到我們這個國家在專政獨裁的制度下所經歷過的苦難,誓言要防止歷史悲劇捲土重來。有這個決心之後,大家不做冷漠的旁觀者,拒不犯納粹黨官的「平庸之惡」,時刻夕惕若厲,避免自己不自覺地走向邪惡。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拒絕接受統戰,一旦接受統戰,我們就無法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


民運望遠鏡:「六四紀念館」專題展

從解密「六四」到解碼「改革開放」

/文:青

香港民主派在立法會補選受到歷史性的挫敗,同一天,全國人大通過修憲大開歷史倒車。帝制回魂,民主退潮,中國將往何處去?不但港人憂心,也令全世界疑慮。

四十年前的一九七八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批判「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確定解放思想的指導方針,將工作重點由思想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標誌着改革開放的開始。改革開放一項最重要成果是一九八二年修憲,鄧小平看到毛澤東終身在位的危害,刪除了《憲法》條文內有關「中共執政」的論述,重設國家主席一職並規定其「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然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卻通過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並將「中共領導」重新寫入《憲法》條文。

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中共以推翻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來作「紀念」,歷史彷彿跟人民開了個大玩笑。檢視這四十年來的歷史,不能不提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一九七八年以來的改革其實不是連續過程,而是以「六四」為分界線,前後是兩回事。

「六四」前(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九年)是改革開放頭十年,也是思想解放的十年。中共鑑於「文革」的慘痛敎訓,在推動經濟、政治現代化方面作出多項嘗試,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上台,政治氣氛趨鬆動,中共「十三大」報告更提出「黨政分開」改革方案。

當然,這時期的政治改革只是一小步,權力架構並沒有根本改變,鄧小平繼續垂簾聽政。事實上,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也開始引發矛盾,特權階層利用關係倒賣物資(即「官倒」),貪污嚴峻,物價飛漲。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猝逝,學生由悼念胡耀邦進而提出反貪腐、反官倒,再進一步要求政治改革。評論員劉曉竹認為,「六四」提出的政治議題符合改革開放的內在邏輯,「改革開放不是吃飽肚子就完事了,吃飽肚子只是開始。『六四』是改革開放的政治意識的覺醒。」

面對民間強大改革呼聲,中共當權者沒有順應歷史潮流,反而選擇了武力鎮壓,政治改革的勢頭戛然而止。「六四」後西方國家制裁,中國經濟發展遭受重挫,鄧小平被逼於一九九二年發表南巡講話,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放言「誰不改革誰下台」。然而這已是變了質的改革開放,以經濟掛帥,政治發展嚴重滯後,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貧富懸殊加劇。

憲政學者張博樹指出,八九民運一個很重要的口號是反腐敗,而要遏制腐敗就必須推動政治改革。習近平的反貪腐似乎是順應社會要求,也做出一些成績,但仍舊是運動式、選擇性的,不是制度性反腐。習在打壓民主改革的意義上,和當年鄧小平鎮壓民運一脈相承;兩者都是為了壟斷公權力、維持黨的領導,這種對權力的壟斷是造成今天中國所有問題的最根本原因。

時至今日,中國政治再走「文革」回頭路。如果說,在「六四」屠殺後,改革開放即使未「死」也已變了質,那麼中共這次修憲會否進一步促使改革開放的「死亡」?要了解改革開放的歷程和走向,「六四」無疑是個重要切入點。支聯會今年繼續與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合辦「六四紀念館」專題展,以數據、圖表形式解說改革開放,也會介紹各國的「六四」解密檔案,令參觀者對「六四」屠殺有進一步認識,由解密「六四」進而解碼國情。

「六四紀念館」專題展
主題:「六四」解碼──改革開放四十年與「六四」
展期:2018年4月20日(星期五)至6 月10日(星期日)
地點:社區文化發展中心 L208 D室(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8 D室)
查詢:25496489

詳情:http://64museum.blogspot.hk
恒生捐款戶口:368-286498-001


聚焦鏡: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

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中國侵犯人權事件簿

/文:鄒幸彤(支聯會副主席)

今年十至十一月,中國政府將要接受聯合國的普遍定期審議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普遍定期審議由人權理事會主持,審議所有聯合國成員國的人權記錄,最終目標是改善各國人權狀況,並設法解決各地發生的侵犯人權事件。就即將對中國進行的普遍定期審議,支聯會將會向聯合國提交報告,重點提出四點問題:

一.對行動者的司法逼害

二.法律以外的打壓手段

三.對民間組織的嚴控

四.政府逃責

對行動者的司法逼害

在習近平治下,對民間行動者的大規模抓捕幾成常態。比較突出的例子有二零一四年因「雨傘運動」引起的掃蕩 ,有逾百人被捕、二零一五年「七零九大抓捕」,二百七十人受影響、二零一五年末打壓勞工團體,十七人被捕,以及二零一七抓捕劉曉波的悼念者,十五人被捕。

以往當局只對最知名異見者如劉曉波動用「煽動顛覆國家」等大罪,但自二零一四年以來,不少沒有公開政治訴求的草根工作者、非政府組織者甚至宗教人士都「被顛覆」。這類案例包括新疆草根行動者張海濤,因向境外發布身邊訊息被以「煽顛罪」重判十九年、「七零九大抓捕」被捕民間組織者吳淦,以「顛覆罪」判刑八年、地下教會長老胡石根,「顛覆罪」判七年半、因組黨被控「顛覆罪」的呂耿松,判刑十一年,以及權利運動負責人甄江華,以「煽顛罪」被捕逾半年,至今和外界無任何聯繫。

國家安全罪名遭濫用,因為在這類罪名下,不少被羈押人的權利均不受保障,比如會見律師、保釋、通知家屬、以及公開審訊的權利。最恐怖的條款為刑事訴訟法修訂後加入的第七十三條「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一條款等同在秘密場所關押嫌疑人,關押場所不受監管,酷刑時有發生。

警察羈押嫌疑人的權力亦常被濫用。警察可以對重大嫌犯拘留三十天後才「正式逮捕」。。海祭劉曉波之後的抓捕就是一例。

正式逮捕和起訴後,嫌疑人亦要面臨長時間的審前或定罪前羈押。即使被判無罪或緩刑(如李和平律師),審前羈押期間家人不能探視。

庭審亦被當局矮化成公關表演。那些願意認罪及按預先寫好的講稿道歉的人,才可以得到「公開審訊」的機會。不願合作的行動者則會被秘密審訊。

法律以外的打壓手段

在所謂敏感時期,包括「六四」、兩會,或各種大小型國際及黨內會議,中國政府均會非法軟禁民間行動者或帶他們去「旅遊」。被軟禁時間最長及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劉霞,自劉曉波二零一零年獲諾貝爾獎後就被軟禁至今,在曉波逝世後一段日子亦被旅遊。

另外常用伎倆就是對家人、房東及僱主的滋擾及施壓。行動者及家人亦常在沒有任何理由或手續下被禁止出國。

另外各種「法制學習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以學習名義關押「不穩定分子」。這種情況以新疆特別嚴重。被羈押者的人權完全不受保障。

中共更將這類非法手段輸出海外,跨境抓捕。最著名的案例是銅鑼灣書店,其中兩人分別從香港和泰國被捕送回國內。

對民間組織的嚴控

《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實施,為國內公民社會組織敲起喪鐘。連同二零一六年通過的《慈善法》,民間組織在籌款、與境外合作等方面,面臨日益嚴苛的限制。不少非政府組織要不被逼關閉,要不走進地下。

對權利型非政府組織的打壓尤其嚴重。自二零一五年以來,不少報導和紀錄人權侵犯和維權行動的組織備受打壓,成員有的被捕,有的被驅逐出境,有的甚至被失蹤。包括「六四天網」的黃琦、非新聞的盧昱宇、民生觀察的劉飛躍、玫瑰團隊的秦永敏及其妻子趙素利、權利運動的甄江華,以及人權衛士緊急援助協會的Peter Dahlin 及王全璋。這一系列抓捕後,民間獨立訊息渠道幾近全滅,行動者和維權者日益孤立。

政府逃責

中國缺乏系統機制處理政府的濫權以及追究責任;反之受害者往往在問責及尋求真相的過程中被逼害和被噤聲。最著名的事例是對「六四」屠殺的處理;難屬被禁止談論他們的親人,其他人亦往往因悼念「六四」而被迫害。

二零一四年,浦志強與十幾位朋友在北京參與「六四研討會」,其後九人被捕,浦志強則於被羈押一年半後判緩刑,律師證被吊銷。二零一五年,陳雲飛及二十多名友人為「六四」死難學生肖傑掃墓,陳雲飛被判刑四年。二零一六年,符海陸、張雋勇、羅富譽及陳兵因製作「銘記八酒六四」白酒,被控煽動顛覆國家,至今在押候審。二零一七年,李小玲及友人到天安門廣場點蠟燭舉牌,旋即被捕,羈押至今。

欠缺問責情況亦反映於各種離奇死亡案件。如李旺陽、張六毛及曹順利。劉曉波的「死亡直播」亦是一例;死後極速被火化及海葬,讓外界無從追查他患病原因及獄中待遇。另一異見人士楊天水在囚期間被診斷腦癌,不久即逝世及被海葬。


聚焦鏡:人大、政協兩會

修憲是為民還是為黨?

/文: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今年三月十一日,中國全國人大會議通過由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提交的修改《中國憲法》建議,這是繼二零零四年後再一次就一九八二年制訂的《八二憲法》所作出的修改。

今次修憲,無疑是繼一九八二年全面修訂《中國憲法》後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爭議的一次修憲。不僅因為今次修憲涉及對原來《憲法》本文有二十一處修訂之多,當中尤以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任期限制,十分清楚是為習近平「度身訂造」令他得以「三位一體」(即同時出任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及中央軍委主席等三個黨國重要職位)不斷連任下去;更甚的是,從整體修憲內容來看,今次修憲更是對《八二憲法》的重大顛覆和倒退。

認識中國現代史的人均知道,《八二憲法》是對原先訂立《七五憲法》及《七八憲法》的大幅修改,主因是七十年代制訂的兩部所謂《憲法》,均有十分強烈的「文革」及毛澤東時代的色彩,因此自七十年代末全面落實開放改革總路線、否決及積極清除「文革」遺害的前提下,修憲成為必要之舉。《八二憲法》本身當然與現代化民主法治國家的《憲法》比較仍有十分大的距離,但畢竟是汲取了毛澤東時代和「文革」時期的歷史教訓而局部減弱了共黨專制及個人專權色彩。當中,最突出的兩部分是:第一,在《憲法》正式條文中不再有涉及共產黨領導的規定與提述(當然在《憲法》序言中把「四個堅持」等寫了進去,但畢竟跟正式條文規定還是有所距離);第二,規定國家主要領導人(包括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和副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的任期限制。

而今次所謂習近平新時代主導下的修憲,不僅將所謂「習思想」寫入了《憲法》序言,尤其令人感到「開歷史倒車」的包括:

第1, 在《憲法》第一條增寫:「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及

第2, 在《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

有人說,就算不修訂《憲法》第一條,共產黨領導根本已是事實存在;不錯,「一黨專政」的存在是現實,但筆者認為,寫入《憲法》將之更為合法化,則是更不能接受的。也有人說,國家主席只是虛位,掌實際最高權力的中共總書記一職本身亦沒有任期限制,因此改不改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其實意義不大;不過,筆者認為,由鄧小平晚年到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實際上在「三位一體」運作下已建立了每一國家領導人任期以十年為限的規定和規範,因此習近平今次修憲令自己以及其繼任人可以邁向終身制,絕對是開歷史倒車。


再起西單

維權律師「擾亂法庭秩序」?

/ 文: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近日內地維權法律界鬧得最火熱的定必是有律師及公民發起聯署要求罷免現任司法部部長張軍。在此之前,已有五位被司法部門打壓的律師及實習人員向張軍發公開信,指張軍正帶領司法部門對律師進行運動式的打壓。這封公開信提到近半年多名律師被司法部門立案調查,暫停執業,甚至吊銷或註銷其執業證。多名受打壓的律師中,最令筆者注意是被當地司法部門以「擾亂法庭秩序」或「干擾訴訟活動正常進行」施以處罰及將被處罰的三位律師:李金星律師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被濟南市司法局暫停執業一年;隋牧青律師在二零一八年二月被廣東省司法廳吊銷執業證;文東海律師則在二零一七年九月被長沙市司法局指「案情重大」處罰他。

相信有不少讀者心裏都有疑問:三位律師為甚麼要「擾亂法庭秩序」?他們是不是真的「擾亂法庭秩序」?

三位律師都是為「敏感案件」的受害人辯護之後被指控「擾亂法庭秩序」。李金星及隋牧青分別代理「新公民運動」的郭飛雄及丁家喜,文東海則是代理法輪功案件。值得注意是三宗案件的審訊都非常不公,三宗審訊的法官極明顯地偏向檢控一方,對辯護律師提出的意見充耳不聞,亦完全無視當事人及其律師在審訊上的權利。

以郭飛雄案為例,郭飛雄一開始是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被起訴,但去到最後一次審訊臨近宣判時,法官卻說因檢察院指控的事實不構成「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而將定罪改為「尋釁滋事罪」,然後即場詢問律師意見。李金星律師要求更多時間準備辯護意見,理由是法庭臨時改變控罪,但又沒有給予律師足夠時間準備,對當事人嚴重不公,但法官卻一口拒絕要求。李律師及後要求法官迴避,法官也不接納,當李律師追問法理解釋時,法官馬上終止李律師發言。另一位律師隋牧青的遭遇差不多,主審法官先是拒絕辯護律師複製案卷材料及拒絕通知證人出庭作證,審訊過程更不斷打斷隋律師的發言。

文東海律師面對的法官更為過分。柏為良法官居然在審訊開始前威脅文律師的當事人,命令當事人在庭上不准提法輪功的事情,不准做無罪辯護,更指如果做無罪辯護,他也不會採納,並誣陷文律師是「來搞事的」,教唆她解聘文律師。文律師在庭上申請柏為良迴避時,柏為良又公然違法自行駁回其申請。

從上述三宗案件可看出三人面對的法官沒有不偏不倚地根據法律行使權力。他們發出的命令並未保障各方在審訊上應有的訴訟權利,反而是限制辯護律師及當事人的權利。事實上,由法官拒絕公平對待辯護律師及當事人那一刻開始,法庭秩序已經受到最根本性的破壞。所以,三名律師力竭聲嘶向法官指出其違法之處及一而再闡述自己的法理觀點,實不應被視為「擾亂法庭秩序」。相反,他們的行為是將被法官破壞的法庭秩序回歸法律所規定的模樣,並挽回法庭於公眾眼中的尊嚴。

我們或會認為法庭都是至高無上,法庭內所有人,哪怕是律師,都必須聽從法官的指示並絕對不能擾亂法庭秩序。這觀念恐怕只是基於法治先進地方的法庭總能公正地審理案件。但在欠缺司法獨立的地方例如中國,法官可以為包庇政府而有法不依,他們命令的法庭秩序也可以與公正審訊背道而馳。此情況下,假若連以法律為專業的律師都對法官的違法行為默不作聲,試問又有誰能及時糾正法官並避免不公義的出現?


再起西單

從「清理低端人口」看習近平「新時代特色」的大躍進

/ 文:香港職工會聯盟

去年秋冬之交,新上任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為了打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北京,一口氣強推三項極具爭議的政策。這些政策不但暴露出習近平政權施政的盲動,同時亦揭示中國「新時代」的城市管理政策對基層工人的歧視。

為配合國家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作為首都的北京市帶頭推行城市改造和調整人口政策,以吸引更多中產階層和專業人士進駐和留守。首先,華北地區去年強推「煤改氣」的措施,試圖減低民眾燒煤取暖的比例,藉以改善北京的空氣污染問題。早於去年秋天,政府人員已勒令學校、企業和家庭關閉燒煤的爐子和鍋爐,改用天然氣。當局更拆除和搬走大量燃煤設備,以確保不會有人違命燒煤。然而,今年冬天提早到來,部分供氣設施未及完成,加上天然氣供應未能追上新增的需求,導致大量民眾被迫在寒冬中走上街頭曬太陽或在寓所內點火取暖,製造不少城中隱患。

十一月十八日,北京大興區發生大火,奪去十九條人命。官方調查認為大火由電線短路引致,但短路成因至今仍未公佈。有揣測指因天然氣管道在強推「煤改氣」後未及鋪好,民眾改用電爐取暖,導致老化的電線短路起火。姑勿論如何,大火後所引發的「清理低端人口」大規模強拆和驅逐行動,卻造成更大的人道災難。發生大火的大興區,正是北京近郊的城鄉結合區域。由於租金相對便宜,故吸引大量由外地到北京打工的低收入人士居住。為調整人口政策,北京市以大火為由,首先在大興區內強推整治工程。以停水停電、破壞門窗、清拆民房等強制手段,驅逐外來人口,造成成千上萬的低入息人士在寒冬中流離失所、露宿街頭。行動後,當局更禁止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向受影響災民提供援助;曾聲援與協助災民的大學師生亦遭秋後算帳,被校方警告和列入黑名單。

北京市政府強拆成風,繼「清理低端人口」後,又以打造視覺清朗的城市天際線為名,於十一月底展開了另一波「清理廣告招牌」行動。行動中,市內過萬個招牌於十日內被清拆,當中不乏具歷史意義的百年老店,甚至公營事業的招牌。即使是已領有當局批准的招牌也無一倖存。這突如其來的政策對一些小本經營的小商戶來說,令他們投放在訂造和安裝招牌的投資,轉眼間付諸一炬。

新任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早於九十年代尾已在習近平麾下工作,被視為「之江新軍」一員。他的施政理念,或多或少承載了習近平的執政意志。蔡奇為了在短時間達成冒進的政治目標,不惜以強制、強推的手段急於求成,完全沒有考慮或評估過人民的承受能力。這種以運動形式推行政令的手法,猶如「大躍進」式的盲動工程。再者,在缺乏民主諮詢和監督的情況下,人民的權益往往成為政令的犧牲品。同時,這些政策亦突顯中國「新時代」一線城市的管理方針,就是以「高端」、知識型的勞動力,取代「低端」、勞工密集型的勞動力。北京市政府過份冒進地推行城市改造和經濟結構轉型,忽略了基層服務業對支援城市運作的重要性,突顯其政策制訂的不足。然而,簡單地把市內一切不穩定因素掃出門外,卻只是掩耳盜鈴的做法。反之,為低收入工人提供優質的住房條件和創造更多尊嚴的基層服務業職位,從根本改善貧富差距的問題,才是完善城市管理應有之道。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職工盟、工黨連同其他團體五十多名代表到灣仔會展,向到訪的北京市市長陳吉寧抗議。


。神州內望。

/文:韋斯

前言

一年一度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於三月三日起在北京召開,開會前夕和會議期間,中共當局把維穩當作頭等重要大事之一,從北京到全國各地,出動所有警力、維穩力量,大量抓捕拘禁維權人士、上訪人士,雞犬不寧,民間怨聲載道。

● 攔訪截訪升級失地農民被拘  

三月七日,全國「兩會」期間,各地黨委、政府、公安等部門借維穩名義,運用「大資料」對信訪維權人士的攔訪與截訪活動,達到白色恐怖狀態,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公安搞出攔訪截訪升級版,將六十七歲要到北京的失地農民陳巧蘭抓捕拘留十五天。

●上海拆遷戶在京被毆打拘禁

三月五日,上海維權人士陳國英去天安門,被天安門公安分局員警送到久敬莊黑監獄。隨後被上海市政府駐京辦截訪人員把陳國英轉移到上海市政府設立在北京市接濟管理服務中心內的黑監獄繼續關押。三月六日,陳國英遭上海市政府駐京辦六名男人暴力毆打。陳國英撥打報警電話「一一零」求助,員警不作處理。

陳國英在上海市靜安區的住房二零一二年被拆遷,至今未得到安置補償。

●河南安徽告官人士在京被捕

三月五日凌晨,河南省洛陽訪民韋漢卿、韋妙武、孫新苗、雷彩虹等七人因在京控告洛陽市政法委書記尤清立、市公安局副局長張延璞製造各種冤假錯案,被北京市大興區龐各莊派出所警員從出租屋內抓走。隨後被洛陽截訪人員強行綁架回原籍,途中所有人手機均處於關機狀態,去向不明。

三月一日下午,安徽民選村長、為村民維權的王鳳雲,在北京市大興區新宮附近暫住處,被七八個不明身份人士強行架走,第二天其家屬收到宿州市公安局埇橋分局的刑事拘留通知書,理由王鳳雲涉嫌「尋釁滋事罪」。

●遼寧組建特戰隊堵上訪人士

今年全國「兩會」前夕,遼寧增添暴力維穩新力量,成立堵截信訪維權人士的特戰隊,把大批到北京上訪人士攔截在本省,其中,營口市鮁魚圈區蘆屯鎮維權人士劉純寶已買好三月二日火車票,前去火車站的路上被這支維穩特戰隊攔截,囚禁在「宏威旅館」黑監獄。

●重慶追截大批到京上訪人士

「兩會」前夕,重慶當局嚴密關注維權人士的動向,一旦發現他們要乘坐火車,便強行攔截。二月二十五日,維權人士肖建芳登上K9366次列車,卻被一夥不明身份人士冒充其家人綁架走。同日,郭興梅持票在廣安登K4608次列車時被限制,被送禁錮;同時被「接送」回渝的維權人士唐雲淑則至今下落不明。

重慶維權人士萬澤平三月一日外出旁聽庭審,至今處於失聯狀態。

●大陸在押良心犯近五百人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開始,維權網發動資訊義工、資訊員和編輯收集中國大陸已判在押政治犯、良心犯人員和數字,經過兩年多的不懈努力,獲得較為翔實的人員名單,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維權網發佈《中國大陸已判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報告》(第二十八期),名錄共四百七十六人;而大陸羈押未判及強迫失蹤人員共二百六十五人。

●京津任意羈押監禁維權人士

二月二十五日晚上,北京房山區閆村派出所四輛警車十幾名警員到信訪人居住的大董村埃戶搜查,沒有出示任何證件,把孫東升、楊金芝、楊兆芳、姜家文、李宏泉、郭平申、陳安琪等被強行押上員警送久敬莊,電話無法接通。

同日,天津維權人士鄭建慧遭刑事拘留,關押在河東區看守所。

上海公民沈豔秋二月二十六日乘車前往北京時,被虹橋火車站警方強行控制,隨後被帶去涼城派出所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擾亂公共秩序」。

●南京增派維穩人員到京抓人

南京不少上訪人士「兩會」期間到達北京,其中,在政府強拆房屋案中勝訴的江蘇南京維權人士吳菊芳,到永定門、國家圖書館等地灌製視頻,希望兩會了解民眾疾苦。事件引起南京當局的恐慌,派出大批維穩人馬在北京蹲守,直接到吳菊芳住宿的地方搜捕。

●陝西對越作戰老兵省政府請願

二月十六日,陝西省參加過對越戰爭的退伍老兵一百多人,到省政府請願,要求落實、提高對參戰退伍老兵的待遇。這些退伍老兵在省政府信訪接待室門前整齊列隊,有的穿着當年的軍裝,有的穿著迷彩服。隊伍兩端有數十名員警封堵警戒,停着多輛公安小轎車、指揮車和待命準備拉運請願者的公交大巴。


支青組通訊

為何仍堅持建設民主中國?

/文:蔡佳洋(支聯會青年組組員)

支聯會的工作除了爭取平反「六四」外,還有建設民主中國。近年,一些本土派人士多番攻擊支聯會的五大綱領之一 —— 建設民主中國。他們認為中國有民主與否都與他們無關。對於這種看法,我當然無法認同。

首先,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中國現時正由共產黨專政。中國的民主進程與我們香港絕對是息息相關。《基本法》保障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只是維持五十年不變,意味到了二零四七年,香港有可能會實行內地制度。屆時,我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可能會通通失去,可能連投票選立法會議員的權利都沒有。年輕人現時希望爭取香港有民主,可以沒有篩選地一人一票選特首和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我們希望能夠爭取到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一人一票選出國家主席和執政黨。現時阻礙香港有民主的正正就是共產黨,只要中國有民主,香港有民主亦不會是一件難事。

其次,我們身為中國人,建設民主中國是我們的責任。自從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中國在經濟和軍事方面逐漸富強起來。可是,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等問題一直為人詬病。一個國家若要走向文明,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這些問題必須解決。身處内地的同胞,受制於內地專制政權,難以公開表達對民主的訴求。不少內地維權人士如劉曉波、胡佳、許志永等都因爭取人權和推動民主發展而被判罪入獄。難得我們身處香港,至今仍享有言論和集會自由,我們更應該好好珍惜機會,勇於發聲。若果我們現在不發聲,到了二零四七年,恐怕連發聲的機會都沒有。

即使建設民主中國是一件十分艱鉅的事,但我們亦應繼續爭取。

即使建設民主中國是一件十分艱鉅的事,但我們亦應繼續爭取。就好像上世紀推翻帝制也看似是一件難以實現的事,但憑著孫中山先生的堅持和決心,最終都能成功推翻帝制。今天,建設民主中國亦看似是不太可能成功,但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下去,終有一天能夠實現。

對於有些本土派人士認為只需鼓吹香港獨立而無需建設民主中國,我並不認同。這要從可行性和原則性兩方面分析。首先,從可行性方面,試問香港有能力獨立嗎?在民生上,香港的食水、肉類、蔬菜等生活必須品都要靠內地供港。在國防上,香港沒有自己的軍隊,難以扺禦外敵入侵。其次,從原則性方面,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基本法》訂明的。國際上,至今仍無任何國家承認香港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鼓吹香港獨立不但無助改善現時的政治制度,反而給予中共藉口加快推行《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從而進一步收緊我們現時享有的自由。

最後,我希望大家能夠堅持建設民主中國,相信終有一天,中國和香港都會有真正的民主。


檔案速遞:「六四」29周年悼念活動

【悼六四! 抗威權!】悼念「六四」二十九周年
Mourn June 4th , Resist Authoritarianism – The 29th Anniversary of JUNE 4

更新消息請留意 https://hka8964.wordpress.com/6429-2/

今年是「六四」屠殺二十九周年,支聯會定出「悼六四!抗威權!」為主題,與人民站在一起,與公義並肩同行,對抗「新時代」的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香港人民挺著脊梁,堅定地拒絕屈服、向強權說不!我們不忘初心,抗威權、爭民主!

二十九年來,香港是全世界及全中國唯一能每年舉辦數以十萬人的燭光悼念集會的地方,以良心和勇氣向強權說「不」!為不能發聲的人民(包括「六四」死難者和家屬,如天安門母親)發聲,拒絕向暴政屈服!香港市民在八九民運、「六四」鎮壓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承擔了維護歷史真相、拒絕遺忘、反對扭曲篡改歷史的重要責任。這不單是中國,更是世界公民應有的神聖任務!

支聯會呼籲各界人士,各盡所能,動員親友出席「六四」悼念活動,特別是5月27日(星期日)的愛國民主大遊行和6月4日(星期一)舉行的燭光悼念集會,以及聯署「平反六四」廣告。

支聯會悼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的各項活動,需要大量義務工作人員協助工作,請大家積極參與。有意協助工作的朋友請電27826111與支聯會秘書處職員聯絡,以便能恰當分配人手。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27826111與秘書處職員聯絡。

活動總覽

2018年4月5日(四) – 清明節獻花暨圖片展
2018年4月15日(日) – 「毋忘六四」29周年長跑
2018年4月20日(五)至6月10日(日) – 「六四紀念館」專題展:「六四解碼──改革開放40年與六四」
2018年5月份 – 巡迴各區宣傳
2018年5月4日(五) – 洗刷「國殤之柱」
2018年5月4、11、18、25日(逢星期五) – 「習近平專政下『新時代』的分析」系列講座
2018年5月20日(日) – 民主風箏行動
2018年5月25日(五)和6月4日(一) – 「平反六四」聯署廣告
2018年5月27日(日) – 愛國民主大遊行
2018年6月4日(一) – 「六四」二十九周年燭光悼念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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