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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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11/2018 第119期

專題:中梵關係與宗教自由

目錄
  • 編者的話/蔡耀昌
  • 聚焦鏡:中梵關係與宗教自由
  1. 「中梵的臨時協議」是統戰的勝利嗎?/梁潔芬修女
  2. 甘浩望神父:支持中梵臨時協議/樹
  3. 大陸強拆十字架的兩個原因/方德豪
  • 民運望遠鏡: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前期會議
  1. 我在日內瓦的五天/何俊仁
  2. 十月聯合國中國人權之行/劉慧卿
  3. 中國勞權每況愈下/香港職工會聯盟
  • 再起西單
  1. 習近平難與鄧小平南巡媲美/劉銳紹
  2. 神州內望/韋斯


【編者的話】

/文:蔡耀昌

轉眼一年將盡。二零一八年,對於中國政局而言,是多變一年:年初,習近平挾其於中共十九大鞏固了「習核心」強大聲勢,於全國人大會議上通過修憲,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令習得以「終身掌權」;「習核心」向「習帝」轉化,令中國共產黨專政的訊息進一步強化,中國的人權民主再次出現重大倒退。但過了不久,意氣風發的「習班子」即面對中美貿易戰的重大挑戰;這兩個當今世上無論是經濟實力以至政治實力均是最強大的國家所爆發的貿易戰乃至可能的「新冷戰」,嚴重打亂習近平的「強國夢」和「中國夢」,未來走向如何仍有不少變數。

無論如何,我們更關注的是在中共專政下的人權發展。今期通訊,我們組織了兩大專題系列,值得讀者們細心閱讀。首先,關於中梵關係和宗教自由,包括兩位持不同意見的宗教界人士表達他們的觀點,有關分析均有其立足點及提出深遠意義;此外,關於近年內地政府透過「拆十字架」等方式打壓宗教自由,也值得更多人關注。第二個專題是跟進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中國的普遍定期審議,從文章可看到民間社會如何努力為中國人權發聲,亦希望國際社會繼續以人權這共同價值來關注中國。

展望明年,「六四」屠殺三十周年。我們依舊相信,我們仍然堅持:人民不會忘記!


聚焦鏡:中梵關係與宗教自由

「中梵的臨時協議」是統戰的勝利嗎?

/文:梁潔芬修女(香港教區耶穌寶血女修會,現任台灣文藻外語大學研究教授)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梵蒂岡聖座,簽訂一項有關指派中國主教問題的臨時協議。這歷史性協議指定由中國方面選出主教後,教宗可以接納或行使其否決權。還有對地下教會的處理一點沒有交代。但對七名主教在教律上是「被逐出教會」但蒙赦免,官復原職。

其實有關指派主教的中梵協議的內容,(由中方指派梵方肯首),早於二零一六年底傳出。這個協議沒有談及妥善處理地下主教和地下教會的問題。當時協議為自由派政評家例如林和立、秦家驄、桑普等猛烈批評,認為教宗和梵蒂岡官員,對共產執政的中國政治運作,缺乏適當的認知。他們對這個中梵合同內容憂心忡忡。因為將委任主教權雙手奉上給北京的領導人。那些負面的評論來自政治評論界和學術界人士,親自目睹北京如何在統戰上,無所不用其極的將香港特區大陸化,以至將《中英聯合聲明》的「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協議送進墳墓,而代之以習近平的「全權統治」。

所以筆者禁不住要問,現在中國的政治氣候,大力提倡中國化,能提供適宜及寬容的環境,去實施以謀求天主教自由發展的中梵協議嗎?拆教堂、毀堂頂的十字架,不許十八歲以下兒童進教堂,壓迫新疆的回教徒等等,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中國有誠意給予境內包括天主教在內的宗教真正的宗教自由嗎?果若如是,為何梵蒂岡在主權上如此讓步,但未必能贏到天主教的自由發展。因為習近平已將意識型態的安全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面,宗教活動為共產黨所牢控,天主教要為執政黨服務。中梵雙方在簽署協議後,在新聞發布中聲明協議的條款不公於眾,這是使全球的華人教友尤其是大陸和港澳特區教友憂心忡忡,更令人懷疑協議的內容有利中國而對教會不利。

這從中國的統戰政策發展,才可以解釋為何梵蒂岡有違聖教法典377及377.5條,將委任主教的權送給北京政府。人們有理由相信,協議合同內容說「教宗有決定權」“Veto Power of the Pope”,將逐漸變成「教宗沒有甚麼權」“no power from the Pope”。

人們有理由相信,協議合同內容說「教宗有決定權」“Veto Power of the Pope”,將逐漸變成「教宗沒有甚麼權」“no power from the Pope”。

本年八月美國政府轄下的「中美經濟及安全檢討委員會」,出版一份名為「中國海外的聯合戰線」的詳細研究報告,從中看到蛛絲馬跡梵蒂岡的歐籍官員所受的影響。這報告指出中國的統戰工作的幅度已遍及全球,照北京指令的中國路線而工作,在自由世界上誘使個別人士作自我約束,避免討論不利中共的事物,對北京政策不利的言論予以約制,對有利中方的言論予以宣揚,將敵對言論推到社會邊緣。報告指出魯汶是中國在歐洲統戰滲透工作的主要陣地 ,除報告指出的經濟間諜作滲透外,在魯汶的文化上和宗教界的滲透不言而喻!在魯汶大學從事有關研究中國問題的統戰滲透雖沒有說明,但熟識中國事務的就心知肚明所指何事。

因為教廷中的歐籍官員,傳統上面對的是孟什維克派的歐共,但現在和教廷糾纏的是布什維克派一黨專政的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取向上,兩派差異很大;加上近日中共強權政治下實施的反宗教措施的政治氣勢,就是與簽署協議所希冀獲得的宗教自由背道而馳,但仍簽訂臨時協議,相信這是中共統戰的成效。

在教廷不少有經驗的官員與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談判,但在與北京的談判中,梵蒂岡缺乏中國問題專家,例如中美建交談判的基辛格和中英為香港前途談判的嘉靈頓公爵等重量級中國通與中國周旋。教廷對在黑箱作業的中國高層政治,相信得知甚少,連在香港作中國政治評論的都稱中國政治是一本「無字天書」甚難解讀,在中共黨外圍工作的人,都要從多方面解讀中國的政治走勢,梵蒂岡中能讀能寫中文的,早被調走沒有參與工作小組和談判工作。教廷的歐籍官員大多數靠翻譯文件了解中國和北京溝通。另一邊廂,北京以「中國特色」的路線,以偷天換日的手法,在管治香港時,將《中英聯合聲明》中的「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原則,二十年後變成習近平宣布的「全面管治」 ,教廷有否想到今日的香港,可能是明日的中國天主教會?

教廷有否想到今日的香港,可能是明日的中國天主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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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浩望神父:支持中梵臨時協議

/文:樹(按:此文是篇訪問稿,得到甘神父同意刊出)

「甘仔」甘浩望神父一直嚮往共產主義的平等、國際主義精神,以及毛澤東「為人民服務」、「到群眾中去」的思想,因此從意大利跑到香港來,為的是可回中國大陸服務。

在中國斷斷續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甘仔,支持中梵是次簽署臨時協議,原因包括:

一、中國天主教會內部已分裂了近七十年,始終需要解決這問題。現任教宗方濟各不是突然地簽署協議,而是跟隨前兩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及本篤十六世促成「地上」和「地下」教會團體合一共融的步伐。中國政府內部也分不同派系,各派系一直透過宗教局及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利用「非法」和「合法」主教這遊戲來鞏固自己的影響力。教宗承認所有非法的主教,是非常聰明的做法,可終結這遊戲。以後,這些機關需要尋找其他方法來維繫權力。

二、教宗不是無條件地去接納七位非法主教,而是要他們先悔改。雖然一些非法主教有女友和子女,但世界各地不少主教神父在道德上都有問題(例如孌童),不能只針對這七位非法主教的道德問題。既然他們願意悔改,只有天主才能省察人心和審判人,我們無權審判。當然,如果這七位主教只聽命於政府,我們可繼續批評他們。

三、歷史上,有些國家(例如西班牙、葡萄牙)都曾由政府擁有主教任命權。雖然不知道這份協議的內容,亦不是說現時應由政府去任命主教,而教廷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梵二)發佈的文獻中,也說不再讓給任何政府任命主教的權利,但我們要知道教會曾有這樣的歷史,並且不能只批評共產政權,也應批評過往那些右派政府的做法。

四、正如共產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所說,歷史會在矛盾中得到發展,所有事情亦不是非黑即白。我們要相信教宗所作的決定,他對共產黨和中國不是全不了解。在找不到其他出路時,勇敢嘗試去簽署協議也是一個方法,讓歷史和時間去證明結果。這不是說以後共產黨做甚麼事,我們全部都要接受,而是應繼續發聲批評。但不論是共產黨或基督徒,都有一千種面孔,我們應保持著和一些良好主義之間的對話。

對於甘仔來說,簽署協議的最大意義是七位非法主教像浪子回頭般,得到教宗的寬免和接納,以及「地上」和「地下」教會團體可以走上合一的路程。至於日後如何選任主教,則不是甘仔最關心的問題。他說:「為何要經常提著主教?教會不是屬於主教,主教只是一種服務,教會是屬於普通教友,所有教友也可以做司祭和先知」、「堂區不是教會的唯一方式,教會也在基督徒基層團體、在金鐘連儂牆的彌撒中。我們要和群眾一起生活,即使主教很差勁,教友也可以繼續做事,我們應該擁有這自由。」

甘仔贊成中梵是次簽署協議的行動,但卻不在乎雙方日後要否建交。他甚至不贊成教會需要以「國家」的形態出現,並認為教會不需要梵蒂岡這地方。甘仔說:「教宗應是世界上的精神領袖,而不是一個國家的元首,這樣就沒有建交的問題存在。」

甘仔說:「教宗應是世界上的精神領袖,而不是一個國家的元首,這樣就沒有建交的問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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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梵關係重要記事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一九五七年成立「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通過了《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章程》和《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會議決定割斷政治上、經濟上和教廷的關係,同教廷保持純宗教的關係,實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方針,這標誌着中國天主教會自此走上「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其後改名為「中國天主教愛國會」。

一九五八年教宗庇護十二世發表《宗徒之長》通諭(又稱《致中國教會》通諭),稱自選自聖主教不合法,祝聖者和受祝聖者均自科絕罰,並指出「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的錯誤。此後,中國各地天主教召開大規模抗議大會,通過多份抗議書。一九五九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任命高理耀為駐台北的駐華教廷公使。

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大會第二千七百五十八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梵蒂岡撤回駐台灣的教廷大使葛錫迪,降低了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級別。

一九八零年中國成立「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和「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一九九八年中國天主教第六次代表會議修改通過《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章程》,其中第二條規定: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為中國天主教的全國性教務領導機構。」

一九八零年代,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授意下,教廷國務卿宣佈只要中國主教承認教宗的首席權,便可成為合法主教,此即針對中國的「非法可以變合法」方針。該方針被視為替中梵關係改善創造了基本條件。但中國政府對此作出抵制,直到二千年才結束抵制。

自二千年以後,中國政府放棄阻撓自選自聖主教尋求教廷承認的政策,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方面過去自選自聖的主教,可以較為公開地向梵蒂岡表示忠心,取得梵蒂岡方面認可為合法主教,這顯示中國政府開始淡化主教任命權的政治色彩。

二零零七年教宗本篤十六世向中國的天主教徒發出一封名為《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天主教主教、司鐸、度奉獻生活者、教友》的牧函,希望引導中國教會回歸正常的教會生活。該牧函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正式名稱,表明梵蒂岡方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合法地位的認可。

這封牧函發出後,中梵關係一路趨好。梵蒂岡同時發聲明教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不變。

二零一零年中梵雙方中斷官方接觸談判,其核心原因與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制度有關。中國天主教代表會議制,體現中國政府支持的中國天主教獨立自主自辦這一原則,在該制度下,主教團要向代表會議負責,違反天主教信仰原則和天主教法律。梵蒂岡方面對該制度無法接受。

梵蒂岡發表聲明批評「中國天主教第八次代表會議」的舉行,並重申中國政府認可的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和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不符合」天主教教義。

二零一四年中梵雙方恢復官方接觸談判。香港《文匯報》報道,中梵談判近四年的主教任命協議已經基本達成,協議已呈交給梵方,正在等待回應。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教廷官方媒體《梵蒂岡新聞》宣佈,教廷與中國針對主教任命問題簽署了一份臨時性協議,並以其落實情況進行定期性的評估,雙方協議的內文尚未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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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強拆十字架的兩個原因

/文:方德豪(時事評論員)

中國大陸自二零一四年起屢次爆發強拆十字架風波,基督教徒受到各種迫害,在就業、求學時都被迫「不認耶穌」。有教會在崇拜時被迫掛國旗、唱國歌;種種現象都可以回溯至兩個基本問題:基督教徒的數目和基督徒的「強烈向心性」。

中國廣義基督徒人數過去四十年急遽增加,估計數目已超出中國共產黨員數量,相信這也是近年大陸開始打壓基督教的主要因由。據從事多年家庭教會研究的大陸學者于建嶸在《基督教發展與中國社會穩定》一文(二零零八年末刊稿)中亦指出,三自教會人數是二千五百至三千萬,家庭教會人數在六千至七千萬,總人數近億。他又補充,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時,教徒人數在七十至一百萬左右,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人數已達到一千萬。但是從一九八零年代後期到現在,短短不到二十年間,信教人數劇增到一億。相比之下,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國共產黨員的人數為八千九百五十六萬四千人。基督教徒較共產黨人還要多,也難怪政權會感到寢食不安!

可圈可點的是,中國官方公布的基督徒數目,較于建嶸的要保守得多。國務院新聞辦今年四月三日發表《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提及,現時內地基督教徒人口約有三千八百萬,跟中國社會科學院二零一零年公佈,用數年時間進行入戶普查所得的基督徒數字二千三百萬相比,也高出六成多。但這還未計約六百萬的天主教徒,以及數目更多的地下基督教徒。究竟這是刻意淡化還是故意誤導外界,頗值得專家進一步探索。

大陸基督教徒對其所屬教會展現強烈的向心性,這令大陸當局十分憂心。就以二零一四年發生於浙江的「三江教堂被夷平教案」為例,這事本來只是一宗起源於地方官員「擺官威」(浙江書記夏寶龍嫌十字架「礙眼」,要求三江教會拆去)的偶發事件,但當地信眾展現了「寧死不從」的決心和令人吃驚的組織能力(發動大規模靜坐,並得到附近地區教徒前來聲援)。於是本來對基督教沒有這麼大戒心的中共,認定基督教是對其管治的威脅。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甚至認為:「不能把『宗教信仰自由』理解為『宗教自由』」!習近平在一次內部講話中提到:「信不信教,多少人信教,怎樣信教,從來就不只是個人的私事,更是重要的社會事務。」中國大陸當局做這麼多事,要求他們「不認耶穌」,其終極目標就是要確立基督徒的「終極忠誠」是對共產黨!

諷刺的是,習近平在二零一六年提出「四個自信」,即所謂「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連面對基本上不問世事的基督徒也感到不安,習近平到底有多「自信」,各位讀者自己判斷好了!

諷刺的是,習近平在二零一六年提出「四個自信」,即所謂「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連面對基本上不問世事的基督徒也感到不安,習近平到底有多「自信」,各位讀者自己判斷好了!

這種宗教迫害,並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基督教在早期的兩百多年中經歷了無數次苦難、逼迫以及民眾的暴力對待,許多基督徒為自己的信仰而捨身獻教。但這一切並沒有阻止基督教信仰的廣泛流傳,反而越來越多的人為教徒們的精神所感召,而古羅馬帝國卻在外族入侵、瘟疫和天災中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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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信仰的自由

中共與梵蒂岡簽署臨時協議,梵蒂岡接納所有愛國教會祝聖的主教,改善多年的矛盾關係。在中共政權推動下,傳統佛、道教在國內也重新興起,寺廟重新營運,也見香火鼎盛。在國外,中共以學術為名,積極開辦孔子學院,向世界弘揚漢語及「中華文化」。如此種種都擺出開放宗教自由的姿態。

然而國內宗教壓迫依舊,教堂被強拆十字架事件不斷;《聖經》因「含違規內容」在國內網購平台遭全面下架;寺廟住持由政府委派;而不管是甚麼宗教團體都必須要唱國歌、學習黨章;法輪功也未停止被打壓。在新疆,百萬人勞改營令世界嘩然。在西藏,宗教箝制從未放鬆。

多個國家的高等學府相繼停辦孔子學院,指責學院政治審查並損害學術自由,是中共宣傳意識形態的工具及帶有宗教歧視,可見成立孔子學院並非中國開放宗教自由的指標。

在中共的掌控下,任何宗教團體都必須認同黨為最高領導。中共的所謂開放宗教自由,只為要「切實加強黨對宗教工作的領導,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政策,而更深層意義是,中共是要控制宗教團體去加強箝制人民的意識形態。在今天的中國,宗教似有了更多選擇自由,卻從未放寬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小參考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聖教(天主教)法典三百七十七條
一項:教宗得自由任命主教,或批准依法選出的主教。
五項:今後不再授予國家政權任何選舉、任命、推薦或指定主教的權利及特恩。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梵二)
是天主教會第二十一次大公會議,也是距今最近召開的一次大公會議,於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由次任教宗保祿六世結束。
在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頒佈的《忝登伯鐸寶座》通諭中,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指出此次大公會議的目標是:「發揚聖道、整頓教化、革新紀律」。其最重要的結果,即是認同被傳教國之傳統可以與天主教、基督教相容,且可以互相援引。

地下教會
中國天主教地下教會是在中國大陸接受聖座領導的天主教會,他們不承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領導。他們自稱忠貞教會(意即忠於教宗領導)。由於他們的組織本身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相關法律或政策,因此只能「秘密」地進行活動,故被稱為地下教會。
由於立場的不同和統計的困難,人數有多種說法。其中一種觀點認為該教會大概有一千萬人左右。
地下教會質疑官方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合法性(認為官方教會不符合梵蒂岡方面的宗教法律的規定),但也由於本身不接受政府管制與干涉,所以在中國大陸境內按照《宗教事務條例》被視為非法,不時受到公安機關干預。

自科絕罰
犯某項罪行後立即觸發的絕罰(是天主教會的一種懲罰,把人排斥於信友的共融之外,俗稱逐出教會),現行法典中,自科絕罰有:背教、異端,或裂教;拋棄、拿取或保存聖體以作褻瀆;對教宗施以暴力;聖職人員赦免違反第六誡罪(毋行邪淫)的同犯;主教無教宗任命祝聖別人為主教,及被其祝聖為主教者;聽告解司鐸直接洩漏秘密;凡蓄意墮胎並完成墮胎行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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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望遠鏡: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前期會議

我在日內瓦的五天

/文:何俊仁(支聯會主席)

今年十月中旬,我代表「支聯會」和「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前赴日內瓦出席每四年一次由人權理事會(Human Rights Council)召開的普遍定期審議(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的前期會議。這次就審查中國舉辦的聽證會,是一個以非政府組織(NGO)主導的會議。發言者是理事會從多個報名參與的組織中,挑選出來的六個代表。他們在會上就中國的政治、社會的人權和自由狀況作報告評論,預計用時六十分鐘。其後,各成員國便可向十一月上旬正式召開的,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審議會議提出書面問題,而中國政府亦要就問題以發言回應。這個定期審議會議與國際條約機制不同。可以說,成員不能面對任何條約責任作違規審核。但「普遍定期審議」是要平等地使每個成員國,無論簽署了那個公約,都要定期每四年在人權問題上,被他國質詢,然後作出回應。

今次出席發言的六個代表中,有我熟識的「職工盟」代表林祖明,主要就大陸最近的工運、工人權益和中共對工會打壓的情況發言;有代表香港二十多個NGO的Justice Centre,就香港面對的政治干預和公民社會被壓迫的危機作描述。

此外,其他代表有關注西藏、新疆的宗教自由,和最近在新疆設立思想勞改營的狀況;亦有對政治異見人士的壓迫,及對學術自由被全面操控等,作出全面報告。

使我感到意外的,這次聽證會的出席甚為踴躍,會場座無虛設,可見到各國代表都有出席聆聽。猶記得,相對五年前,我是發言者之一,那次出席者只有約七成左右。相信在國際關係上,中國自從以強國崛起而要輸出中國發展模式後,最近已在國際間引起反彈,使中國將面對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就人權問題的質詢。當然出席者,亦有不少國家是在經濟上中國的投資和借貸對象,從而成為中國的依賴者(如非洲和一些「一帶一路」的國家)。據估計,正如五年前正式的審查會議上,由於太多國家在對話環節報名發言,最後每個參與發言的國家代表只得一分多鐘發言。更荒謬的是,大部分發言都是中國的「粉絲」,大讚中國人權已不斷改善。今年的形勢或許有些改善,但我相信基本上「普遍定期審議」下的對話機制,所能產生的作用有限。

這次我迢迢千里到日內瓦逗留五天,除了旁聽聽證會外,還個別約見十多個國家駐日內瓦大使,代表「支聯會」和「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表示重點關注的人權問題,包括希望聯合國爭取:(一)派團前往新疆了解思想改造營的情況;(二)因關注爭取改善新疆人權被判終身監禁的伊力哈木得到釋放;(三)在「七零九」大抓捕事件被失蹤超過三年的王全璋律師得到保釋;(四)中國撤銷兩條縱控和打壓律師的「管理辦法」及(五)中國立即確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我同行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代表劉慧卿和「職工盟」代表林祖明亦就香港的情況作了不少補充描述。

此外,我們三人亦會見了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的官員,包括副專員和特項工作的主管,作更深入的交流。

我們出席聽證會和與國家代表對話,是要表示我們對中國人權的關懷和承擔。這對負責向中國提出問題的國家,會產生一些督促和催化作用。我們希望能以誠意和努力帶來影響,促使各國向中國提出有意義的問題。總的來說,我們要利用香港這空間寸土必爭,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本份!

總的來說,我們要利用香港這空間寸土必爭,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本份!

後註:

十一月六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就中國人權進行普遍定期審議會議上,多國就我們提供的資料質詢,中國政府竟然說這些問題都有政治動機,更反駁新疆被關進思想教育營的人是接受職業訓練,同時指控維權律師以律師牌為犯法護身符。中共的謊言簡直無恥至極!

新疆百萬人被強制職業受訓?王全璋被失蹤三年,是他有護身符?

西方民主國家必須遏止中共輸出專政模式!

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十月聯合國中國人權之行

/文:劉慧卿(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代表)
今年十月,我和支聯會兼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主席何俊仁前往日內瓦,參加聯合國的中國定期審議前期會議,向多國政府進行游說,指出中國政府劣績斑斑的人權狀況;又指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受到嚴重挑戰,很多香港人,尤其是年青人,對未來充滿憂慮和悲觀。

中國第三次定期審議於十一月六日舉行,由各國政府向北京官員提出問題和建議,中國官員除了在會議上回應,亦於明年三月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大會回覆會接受多少項建議。

有人認為,到聯合國進行游說效用不大,因為北京不會理會。我三十年前已開始這工作,不單是自費,更贊助年青人前往,要他們認識游說的重要性,將中國和香港的人權問題帶到國際舞台。

到日內瓦之前,我在香港已約見多國駐港總領事,向他們介紹中國維權律師受打壓的苦況,和香港一國兩制受到衝擊,北京不停干預特區事務。與我們會面的政府包括美國、英國、比利時、德國、荷蘭、加拿大、法國、歐盟、瑞典、新西蘭和澳洲,他們會將我們的關注和建議向其政府反映。我們在日內瓦亦與這些國家官員會面,再次進行游說。

在多項人權問題,中共將超過一百萬名新疆維吾爾族人關押,再教育和施以酷刑最引起關注,議題在八月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聆訊引爆,在十一月的審議也成為焦點,我希望也有國家會提出維權律師和香港的問題。
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中國勞權每況愈下

/文:香港職工會聯盟

本年十一月六日,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UPR)就中國(包括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人權狀況進行第三次審議。過程中,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均可以向被審議的國家提出建議。而正式審議前,公民社會團體則被獲邀到日內瓦,向各國駐聯合國代表闡述對被審議國人權狀況的觀察。在本年十月九日舉行的審前會議中,香港職工會聯盟(以下簡稱「職工盟」)被選為有份發言的六個公民社會團體之一。

由於過去兩次審議中,只有少數國家就中國的勞工權益問題提出建議。因此,「職工盟」希望藉是次審前會議的機會,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勞工議題的關注。特別是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大規模逮捕勞權人士和近期深圳佳士勞工鬥爭中,更突顯了中國工人結社自由的權利,正在不斷萎縮之中。

「職工盟」代表林祖明在發言中強調,現行的《中國工會法》是對結社自由的侵犯。因為根據《工會法》,中國所有工會都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的領導(第四、九、十、十一條),完全剝奪工人組織和管理自主工會的權利。而國際勞工組織結社自由委員會亦曾多次指出《工會法》違反國際勞工組織有關結社自由的原則,並一再敦促中國政府修改。可惜中國政權至今依然充耳不聞。

同時,林祖明又以近期的深圳佳士工人抗爭為例,指出儘管工人嘗試按照《工會法》的規定組織工會,仍然被僱主無理解僱,及後更被警方拘捕。當地「全總」不但沒有為他們爭取復職或釋放,甚至勾結管方另組黃色工會。「全總」未能維護工人結社自由的權利,進一步證實了法制的荒謬性以及官僚主義的缺陷。

由於普遍定期審議機制,「職工盟」成功與國際社會接觸,並向多國代表闡述對中國勞工權利問題的立場和意見。

由於普遍定期審議機制,「職工盟」成功與國際社會接觸,並向多國代表闡述對中國勞工權利問題的立場和意見。雖然是次日內瓦之行的成果尚待觀察,但「職工盟」已成功地透過審前會議這場合,把世界工廠內工人所遇到的困難和挑戰,帶到國際關注的焦點。


再起西單

習近平難與鄧小平南巡媲美

/文:劉銳紹(時事評論員)

習近平趁港珠澳大橋通車之際南下,很多人把此行跟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比較。其實,無論從歷史意義、眼前需要、實質內容,以至長遠的效果來看,習近平此行根本無法與「鄧南巡」相提並論。所以,很多人只叫習近平這次行程為「南下」或「南行」,而不是「南巡」。

首先回顧「鄧南巡」的背景。一九九二年,即「六四」鎮壓後三年,鄧小平雖然把江澤民提升為總書記,但江也是保守人物,很快就跟保守派同一鼻孔出氣,鄧小平被重重包圍。他要說話,官媒也不替他發聲。後來,老鄧想到來一個「大南巡」,並利用香港和境外媒介替他發聲。

老鄧的部署十分周密,除了當年對外公開的情況外,還有一些內情多年後才陸續曝光:鄧本想派女兒鄧榕南下深圳了解情況和進行前期安排,但鄧榕平日陪伴老父左右,外界視她為鄧的傳話人;如果她突然「失蹤」,反會引起猜測。於是,改由大女兒鄧楠借公務之名南來。

此外,還有一個人十分重要,就是喬石。他掌管中國情治系統,在「六四」後幸保地位,還成為全國人大委員長。不過,他與江澤民關係甚差,所以鄧小平後來找他,他馬上協助秘密安排「鄧南巡」。

起初,老鄧只用「南下休息」、「避寒」之名,不張揚。到深圳之後,秘密部署的行動才揭開序幕;有人特地向香港傳媒(包括駐港外媒)放料:「老鄧在深圳!」港媒蜂擁北上,到處打聽,鄧小平繼續改革的聲音終於突破封鎖,並得到人民支持。如今想來,老鄧實際是借了香港的東風,才能起死回生。

後來,鄧小平再到廣州、湖南、上海等地。上海《解放日報》還刊登了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內容與當時的中央口徑不同。李鵬曾私下派《人民日報》社長高荻追查「皇甫平」是誰?為何如此斗膽?後來才知原來這些都是老鄧和喬石等人事先暗中安排的。

可見,當年「鄧南巡」的意義在於突破保守,但「習南下」卻完全沒有這種意味,因為習本人已經夠保守了,何來突破?老鄧當年沿途放話說:「要在內地創造幾個香港」,還說「誰不改革誰就要下台」。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當時也是支持鄧小平講話的有力人士。

可是,習近平今天卻走回頭路。在政治上,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間接恢復終身制,並嚴重破壞「一國兩制」。在經濟上,鄧小平要放開搞活,包括民營企業,但習近平則箝制他認為「富可敵國」的民營企業,最近跟美國打貿易戰才稍為放鬆一點。

在意識形態上,習近平大搞個人崇拜,修改黨章和《憲法》,吹噓沒有實質的「習思想」,還大力收緊輿論;法律則為我所用,變成整治異己的工具。

在外交上,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絕不當頭,冷靜觀察,沉著應付」,多年之後才有所作為。但習近平好大喜功,上台不久馬上推出「一帶一路」,還未站穩陣腳就左右開弓,引致美國提早向中國開火。

環顧今昔,「習南下」怎能跟「鄧南巡」相比呢? 

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神州內望

/文: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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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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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 第119期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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