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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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09/2018 第118期

目錄

  • 聚焦鏡
  1. 中共權鬥風雲/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2. 超限管制下的內地維權律師/一名維權律師
  • 再起西單
  1. 不可不知的打壓律師新形勢/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2. 全總佳士「工商勾結」剝奪工人結社自由權利/香港職工會聯盟
  3. 神州內望/韋斯

【編者的話】

/文:盧偉明

中秋臨近,本是人月兩團圓的節日,然而,在中國的異見及維權人士,大多沒有與家人團聚的福份。本期《港支聯通訊》特意向大家介紹四位內地朋友:秦永敏、胡石根、陳西及劉賢斌,他們在內地均已被囚禁超過二十年,希望大家認識他們,記著他們為中國民主的付出,為後來者指引方向、開拓前路。

另外,我們亦找來一位內地維權律師撰文,分享他們在內地超限管制下的艱難處境。「維權律師是公民權利的有利延伸,其作為公權力的監督、制約、平衡的角色不容替代。」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的文章,更進一步描述內地打壓維權律師的伎倆。他們的困境,卻反映內地法治之路崎嶇不平。

去年十九大後,中共「一黨專政」再一次走回頭路,變成像毛時代的「一人專政」。面對中美貿易戰及高科技問題等紛爭,中共的「制度自信」仍然存在嗎?請大家讀一讀蔡耀昌的〈中共權鬥風雲〉。

明年是「六四」三十周年,支聯會已著手籌備各項悼念活動,如大家對悼念活動有任何建議,歡迎向我們提出。人民不會忘記!

 


民運望遠鏡

人權珠峰上的Greenboots

近日香港民族黨遭封殺一事鬧得沸沸揚揚,威權統治步步逼近,港人驚覺結社組黨的自由逐漸失去;愈來愈多固有權利需要我們去捍衛。其實,在黨禁森嚴的內地,早於九十年代已掀起一場組黨運動,一批先行者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在「六四」屠殺後萬馬齊瘖的年代,這些人奮袂而起將黑暗撕開一個裂縫,自己卻面臨無盡黑獄。

這些人,由於坐牢的時間太長,長期消失於人們的視線,以致一般人對他們的理解不多,甚至漸漸忘記他們仍在獄中苦苦撐着。譬如迄今坐牢約二十年的劉賢斌、胡石根和陳西。

這些人,將他們的美好年華、家庭、事業耗在牢籠裏,甚至賠上寶貴生命。譬如於獄中「被病逝」的劉曉波和楊天水,又如捱過二十二年黑牢、出獄僅一年多就「被自殺」的李旺陽。

這些人的生命軌跡有很多共通之處,都因二十九年前那場屠殺改寫了命運,在屠殺後挺身而出,積極參與結社組黨,嘗試保存、集結內地民間反對力量。組建反對黨,意味改變一黨專政的根本結構,使中共感受到真正威脅,也因此他們所受的打壓異常殘酷。

這些人於獄中所遭受的酷刑煎熬,他們那份坐穿牢底的堅韌,都超乎一般人的經驗和想像,以致他們的事蹟看似很遙遠,但又懾人心魄。這使人想起在通往珠穆朗瑪峰的路上,一些先行者的遺體,頑強地倒在向着珠峰的方向,有名無名,都成為後來者的「路標」,當中一個必經「路標」被稱為Green Boots;在人權、民主路上前仆後繼的勇士也如是,有名無名,都為後來者指引方向、開拓道路,都應該被銘記。

人權珠峰上的Greenboots

秦永敏:將坐牢的路走到底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一日,在人們視線消失三年多的內地異議人士秦永敏,一頭白髮站在被告席上,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三年!由七十年代至今,秦永敏最少被拘禁四十五次,在監獄度過逾二十五年,每一次都是刑滿出獄;到下一次刑滿出獄時,秦永敏將是已七十五歲的老人。

秦永敏命途多舛,中學時期遭逢「文革」浩劫,不足十六歲就被迫到農村「插隊落戶」,至一九七六年才被招收到武漢鋼鐵公司當工人。一九七八年參加「民主牆運動」發表大字報,一九七九年創辦並主編民間刊物《鐘聲》,在各地民刊相繼遭鎮壓的情況下堅持出刊。一九八二年三月,他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囚八年。

出獄後他繼續寫作,一九九三年十一月起草《和平憲章》,要求制定法律法規切實保障公民的言論、新聞出版、集會、結社等《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當中包括平反「六四」和釋放政治犯。徵集簽名開始後不久,秦永敏即被捕,隨後被判處勞動教養二年,在勞教所多次遭毒打,致左側睾丸碎裂,一九九五年底勞教期滿獲釋。

《和平憲章》的發表未有引起很多迴響,但四川維權人士劉賢斌認為這是民運史上一件大事。「六四」後,內地民運或瓦解或被迫轉入地下,秦永敏等人所領導的《和平憲章》運動,以公民身份大膽地發出不同聲音,是「六四」後走出恐懼的第一批戰士,這種公開抗爭的方式為後來的民主運動樹立典範。

一九九八年,內地出現一場頗具規模的公開組黨運動,這與當時相對寛鬆的政治環境、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等有關。關於這波組黨潮的利弊,民運界有不同評價,然而中國從此有了第一支真正的反對黨——中國民主黨。浙江民運人士率先拉開序幕,多地響應,秦永敏等人在湖北發起註冊「中國民主黨湖北省籌委會」,後又申請註冊「中國民主黨湖北黨部」,惜這波組黨潮旋即遭到嚴厲打壓。當年十一月秦永敏被捕,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二年。他在獄中拒不認罪,不時遭到虐待,一隻眼睛幾乎失明,至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底刑滿出獄。

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可以被打敗,這話用在秦永敏身上再恰當不過。二零一三年他東山再起,發起註冊「中國人權觀察」組織,並推動「和平轉型」公開簽名及網上「玫瑰團隊」群組討論等活動。二零一五年一月八日,當局以「接受外媒採訪及寫文章過多」為由將他行政拘留,其妻趙素利隨後「被失蹤」長達三年,直至今年秦永敏一案開庭前才「獲釋」。

判決書指控秦永敏為實現多元化民主政治,將自己所寫的《論中國向憲政民主制的和平轉型》、《和平憲章(草案)》等文章彙編成書在香港出版。流亡美國的「中國人權觀察」副理事長張家瑞狠批判決「荒謬可笑」,「用和平轉型的方式讓中國進入一個民主社會,竟然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罪」。

溫和的政治主張背後,是異常堅定的獻身精神。曾節明在〈秦永敏先生印象記〉一文中有這麼一段,「我曾經問秦永敏先生:其他的國內民主黨組黨領袖都出國了,你為甚麼還不出國呢?老秦回答:中國一天不民主,我一天不出國!他們出國自有他們的道理,我不出國也有我的道理,各有各的用處。我個人喜歡的風格是:反正走上了坐牢的路,那就走到底;不管走哪條路,總要走出點名堂來。」
秦永敏小檔案
●1953年8月11日生於湖北武漢市。
●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中國人權觀察」創辦人;1999年於獄中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拒絕監獄局的出國條件;2018年獲「劉曉波良知獎」。
●刑期:迄今坐牢逾25年
.1981年被以「編輯出版非法刊物」罪名逮捕,1982年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8年,1989年4月刑滿出獄。
.1993年參與發起《和平憲章》運動,被控擾亂社會治安罪,判處「勞動教養」2年,1995年底獲釋。
.1998年創辦《中國人權觀察》通訊,後成立中國民主黨湖北省黨部,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2年,2010年11月29日刑滿出獄。
.2015年1月因「接受外媒採訪及寫文章過多」被行政拘留,2018年7月11日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3年,刑期至2028年1月20日。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胡石根:能活着走出監獄嗎?

在坐牢這條路上義無反顧地走下去的,還有胡石根長老。胡石根出身貧寒,父親死於大饑荒,他九歲才讀小學,十六歲入汽車廠當工人,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九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獲分配到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大學)教書,很快就升為副教授。這位才學淵博、與現任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曾為同班同學的大學教授,大可以「學而優則仕」青雲直上,但他卻選擇投身民運,因「六四」而改變了一生。

一九八九年,胡石根因參與八九民運,在「六四」後受清查,遭行政記過處分。一九九一年,胡石根先後和王國齊、康玉春、劉京生、陳衛、趙昕等人秘密組建中國自由民主黨、中華進步同盟、中國自由工會等組織,印刷、張貼和郵寄大量傳單,宣傳自由民主、批判專制獨裁、呼籲平反「六四」。一九九二年「六四」三周年之際,他們準備用遙控模型飛機在天安門廣場上空散發傳單,因事機泄露,胡石根於當年五月二十七日被拘留,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為「反革命集團首犯」,以「組織丶領導反革命集團」和「反革命宣傳煽動」兩罪併罰重判二十年。

在「六四」屠殺所造成的巨大恐懼下,以結社方式作出反抗,需具備極大勇氣。胡石根的組黨行動因而遭遇重重挫折,而當局對胡石根的判決,也是「六四」後政治犯中最重的一宗。

流亡海外的歷史學者吳仁華憶述,胡石根唯一給人深刻的印象就是「倔」。他的倔,表現在敢於法庭上大喊「打倒共產黨」;他的倔,表現在始終不低頭,服刑期間每年均以絕食紀念「六四」、抗拒改造,因而遭到虐待,經常被戴上手銬腳鐐,關入「小號」單獨監禁,甚至遭受毆打;他的倔,也使他在家庭方面付出慘重代價。妻子苦勸無果,在他出獄前跟他離婚,女兒也不理解他,甚至在他出獄後不願見面。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六日,經歷病危和數次減刑,在囚禁十六年三個月後,胡石根拖着病體走出監獄大門。出獄後他繼續活躍於維權、民運圈子,積極參與以「同城飯醉」為主要活動方式的新公民運動,也因此當局對他的打壓未曾稍歇。在二零一一年「茉莉花革命」大抓捕期間,他曾被秘密關押近兩個月,受盡酷刑折磨。二零一五年的「七零九大抓捕」,胡石根亦未能倖免,二零一六年八月三日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七年六個月。當局指控他透過地下教會傳播「推牆」思想理論,新華社的報道稱胡石根堅信「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這評語正凸顯他的堅韌不拔。如胡石根的朋友所說,他只是從小監獄回到大監獄,並無可避免地照舊行走在大監獄通往小監獄的路上。

然而多次進出監獄,胡石根孱弱之軀已不堪再受摧殘。胡的親友近期探監後得悉,他冠心病反復發作,身體極度不適,每晚只能以坐姿睡覺來緩解疼痛。家人數度為他申請保外就醫,但監獄方都以「七零九案全部結案了再說」為由拒絕。在劉曉波、楊天水相繼於獄中「被病逝」後,外界擔憂胡石根這次能否捱過刑期,活著走出監獄。

胡石根小檔案
●1954年11月14日生於江西南昌縣。
●曾任職北京語言學院(今北京語言大學);現為雅和博教會長老。
●1991年發起組建中國自由民主黨,以及外圍組織中華進步同盟、中國自由工會籌備委員會。
●刑期:迄今坐牢約20年
.1992年5月27日因計劃在天安門廣場散發民主傳單被捕。1994年12月被以「組織和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等罪判刑20年,2008年8月26日獲減刑釋放。
.2014年5月因參加「六四研討會」被刑捕,同年6月5日獲釋。
.2015年7月在「709大抓捕」中被拘,2016年8月3日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7年6個月。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陳西:民運和家庭 兩難抉擇

同樣被「六四」槍聲改寫一生,同樣在「六四」後的肅殺政治環境下逆流而上,與胡石根同年出生的陳西,服刑年期也將直追胡石根——二十三年!

一九八九年民運期間,陳西在貴陽組織「貴州愛國民主聯合會」,積極支持學生反腐敗、爭民主,更發動上千人參與抗暴政罷工。「六四」鎮壓後,陳西於六月十三日被捕,一九九零年五月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一九九二年出獄。
出獄不到三年,陳西再次被捕,這次是因為籌組中國民主黨貴州分部。這個短命的政黨還未正式公開成立,其骨幹成員便已落網,所做過的事只是發出兩封公開信及在天安門廣場散發傳單,但陳西依然被指控「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於一九九六年三月被重判十年,至二零零五年刑滿出獄。
「你過去十三年的監禁,對這個家的傷害已經夠大了。」二零零五年陳西甫出獄,岳父就給了他兩個選擇:一是從今以後不參加任何民主活動,一是與這個家庭徹底脫離關係。陳西陷入兩難,民運和家庭他都無法放棄,幸好他的女兒選擇站在父親一邊,妻子張群選也表示理解,「如果說他的坐牢能夠換來更多人的覺醒,我為有這樣的丈夫而感到驕傲。」

結果,陳西在出獄後,毫不猶豫地再次投身民主、人權工作。他發起多屆「貴州人權研討會」,除了每周固定的公民集會,還舉辦多次「六四」紀念研討會。他也是《零八憲章》首批簽署人之一,曾寫過〈我們是馴獸師:寫給零八憲章的簽署者〉一文,認為人類最重要的歷史是實現對統治者的馴服,「《零八憲章》就是我們為中國的統治者們設計的籠子,我們簽署者的使命是要像馴獸師一樣,把中國的統治者關進籠子裏。」

二零一一年中國基層人大代表換屆,出現了頗大規模的獨立候選人參選潮,是民間力量挑戰強權的又一次嘗試。貴州人權研討會通過民主程序推舉陳西、李任科、吳玉琴、徐國慶四人為獨立候選人,但旋即遭到當局壓制,陳西遭警方非法抄家、帶走,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被捕;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日前夕,貴州人權研討會被當局定性為「非法社團組織」;十二月二十六日,法庭只經過兩個多小時庭審、僅憑三十六篇文章就宣判陳西「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三次牢獄之災使陳西的身體嚴重受損,其家人透露,二零一四年底到監獄探視時,陳西已瘦弱得不成樣子,看上去體重不到一百一十斤。貴州是個苦寒之地,陳西所處的囚室遠離食堂,每天只能吃冷菜冷飯,沒有熱水用,每到冬季手腳出現凍瘡,監獄裏的單薄衣物、被子不足以禦寒,家人多次送衣送被都遭到拒絕。與此同時,獄方刻意安排八名質素極差的刑事犯負責看管他,他在獄中一直受到嚴格限制,不可與外界打電話、寫信,妻子也只能在嚴密監控下與他會見二十分鐘。

據維權網報道,在身心飽受摧殘下,陳西主動提出保外就醫的要求,家人也為此奔波,卻不得要領,難道獄方要陳西成為第二個劉曉波、楊天水?

陳西小檔案
●1954年2月29日生於貴州貴陽市,原名陳友才。
●退伍軍人;原貴州省圖騰科技實業公司董事長;貴州人權研討會發起人;《零八憲章》首批簽署人。
●刑期:迄今坐牢20年
.1989年組織「貴州愛國民主聯合會」聲援民運,「六四」後被捕,判刑3年,1992年6月刑滿釋放。
.1995年因組織「中國民主黨貴州分部」,公開要求平反「六四」再次被捕,1996年3月被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判刑10年,2005年刑滿出獄。
.2011年10月5日,因不滿當地基層人大代表選舉內定候選人,宣布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遭當局壓制。同年11月29日被捕,被控在境外網站發表36篇具敏感性、煽動性文章,2011年12月26日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0年,刑期至2021年10月。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劉賢斌:「不存在」而又無所不在

現年五十歲的劉賢斌,人生的一半時間幾乎都在獄中度過。與他結髮二十多年的妻子陳明先形容自己猶如愛上一個「不存在」的人;然而當劉賢斌第三度被重判入獄時,海內外發起接力絕食聲援,「我是劉賢斌」的聲音傳遍全球各地,一時間,他又似乎無所不在。

劉賢斌參與民主抗爭,同樣始於二十九年前那場運動,自此沒有退下來。八九民運爆發之際,二十一歲的劉賢斌正就讀中國人民大學,他一頭栽進學運,遊行、絕食、阻擋軍車入城,「六四」屠殺後逃回四川,於成都抗議政府武力鎮壓,與陳衛創辦《民主論壇》,一九九一年四月被捕,並被人民大學開除,一九九二年底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囚二年半,自此開始他進進出出牢獄的顛簸生涯。

一九九八年,劉賢斌加入秦永敏主辦的「中國人權觀察」,在秦永敏被捕後成立臨時總部繼續出版通訊,一九九九年因參與創建中國民主黨四川省黨部被捕,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十三年。劉賢斌於獄中獲三次減刑,在坐牢九年四個月後,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出獄。出獄後,他不顧尚處被剝奪政治權利三年附加刑的監控風險,參與《零八憲章》聯署,成為首批簽署人之一,並連續發表《出獄一百天》、《血與火的洗禮——我在一九八九年》、《我的民運二十年》等文章,二零零九年獲流亡海外的「八九一代」學生評選的第九屆「中國青年人權獎」。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獄不到兩年,劉賢斌第三次被捕。

一如既往,劉賢斌坦然面對牢獄,這次連上訴也沒有,留下一篇〈像一個公民一樣去生活和戰鬥〉的自辯文字。妻子陳明先則寫下那篇催人淚下、叫人不忍卒讀的文章〈我和劉賢斌的聚散人生——謹以此文獻給所有異見人士的妻子〉,「記得一段描寫俄羅斯異見人士妻子的文字,說她的臉上再也看不出快樂和悲傷。我想我也終將變成那個麻木的老婦人,因為從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到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只有一年零七個月又二十二天的時間,我和賢斌還在走向對方的路上。」

從一九九一年第一次被捕至今,二十七年來,劉賢斌在監獄外的時間不到六年。二十多年來,劉賢斌未曾與妻女一起團圓過年,甚至未能見到母親最後一面。楊寬興在〈劉賢斌入獄七年憶〉一文中寫得真切:「在中國,如果你選擇做一個民運分子,會有人歡呼,也會有人辱罵,但是,當你身陷牢獄的時候,全世界終究會因為無可奈何而寂靜下來,所有的苦難與等待,只能由你和你的家人承擔。」

劉賢斌不像劉曉波、高智晟、胡佳等那麼知名,擁有強大的國際影響力,卻在海內外民運界贏得一致讚許。他的中學同學兼多年戰友陳衛分析,「賢斌不是一個理論家,他的政治追求來源於他的良知和常識感,所以他從來沒有豪言壯語。他是用行動來詮釋人生的,所以他是一個走在路上的人,不過他走的道路異常艱難和危險。」正因為劉賢斌默默無聞地做着最具風險的事,所以贏得那麼多人的心。

流亡海外的八九學運領袖王丹,今年六月寫了一篇〈睡在我心中的兄弟〉,紀念劉賢斌監獄生涯的二十周年,「有時候我想,一個憨厚的人,其實往往是最倔強的人。這樣的人不跟你吵不跟你鬧,也根本說不過你,但是只要他認准了一條路,他一定不會回頭,不管付出什甚麼代價。一個政權,怕的就是這種人。」的確,因劉賢斌被重判而引發的聲勢浩大的「我是劉賢斌」聲援行動,本身已是一場深刻的公民教育運動,足以令中共當權者畏懼。

劉賢斌小檔案
●1968年10月2日生於四川遂寧市,別名劉陳,筆名萬賢明。
●中國民主黨西南籌委會組建人;《零八憲章》首批簽署人;2010年獲「劉曉波寫作勇氣獎」。
●刑期:迄今坐牢逾20年
.積極參與八九民運,1991年4月15日被捕,1992年12月28日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刑2年6個月,1993年10月刑滿釋放。
.1998年加入「中國人權觀察」,1999年因參與創建中國民主黨四川省黨部被捕,1999年8月6日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3年,2008年11月6日獲減刑釋放。
.2008年成為《零八憲章》首批簽署人之一,2010年6月28日被抄家及刑拘,2011年3月25日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0年,刑期至2020年6月27日。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聚焦鏡

中共權鬥風雲

/文: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習近平上台五年多以來,被指不斷鞏固權力。去年中共十九大,不僅通過繼續由習出任黨總書記,更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到了今年初全國人大會議,有關「習思想」更進一步加入到《憲法》中,同時在爭議聲中通過修憲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制」。其時,人們均聯想到中國「帝制」重臨,中共「一黨專政」再一次走回頭路變為像毛時代的「一人專政」。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幾個月後,尤其隨著中美貿易戰及就高科技問題等的紛爭不斷激化,使得早幾年中共陸續加強宣傳的所謂「制度自信」以至對習的「個人崇拜」在今年中一下子「急煞車」——不再對外提「中國製造二零二五」、曾一度大鑼大鼓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遲遲不出台,內地不少地方標誌對習「個人崇拜」的畫像不再公開展示,更多人敢於公開批評黨中央以至習近平的施政問題等。在紛亂的六月至七月期間,更有不少「小道消息」指習權力不穩,甚至黨內反對習的力量藉習處理中美貿易戰不當為由,將在七月底召開的「北戴河會議」期間將習推下台;一時間,中共黨內權鬥風雲又再被炒熱。

然而,事情的發展是,近期看到的政治情勢是習近平的權力基本上仍然穩固,甚至新一輪強調維護習近平作為黨中央核心的宣傳工作又再開展(例如今年九月二日《人民日報》頭版,單是習近平三字便出現了四十五次之多)。那麼,中共內部權鬥是否子虛烏有呢?

筆者相信,中共內部權鬥當然存在,而且在缺乏民主、公開制衡制度的中共,權鬥必然無日無之,鬥爭情況也會較我們在外間所知道更為慘烈。只是,如所有事情均簡單的把中共分成兩派,並把他們的力量對比化約為「你強便是我弱」、「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看來是對複雜政治形勢及中共內部專政網絡連繫的誤判。筆者不是中共問題專家,同時也自問並不熟悉中共內部的關係網絡和權鬥內情;筆者只想指出,從經驗看,很多時簡單的二分法並不準確,尤其我們依據這樣的二分法選取「支持誰」及「反對誰」,很可能陷入錯誤的發展方向。

回說近期中共在一些政策宣示方式的可能轉變,亳無疑問與當前中美貿易戰的加劇有關,而過程中亦清晰暴露出近年中共宣傳的「制度自信」缺乏客觀和現實基礎的「大躍進」式吹噓。中國人民如能藉當前面對的挑戰而深刻反思,準確認清自身的不足,並且重新思考「開放改革」、「與世界接軌」、「接納國際社會共有價值」的重要性,相信才是面向未來的重要一步。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聚焦鏡

超限管制下的內地維權律師

/文:一名維權律師
早在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官方智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所長袁鵬在《人民日報》海外版撰文,稱內地維權律師是美國藉以「自下而上」方式干擾中國崛起的五股勢力之首。

三年後,公安部牽頭,同時動員全方位官方媒體開展一場全國性的維權律師打壓行動,民間稱之為「七零九事件」。隨著疾風暴雨的抓捕、集體「失蹤」、電視認罪後,律師業全力管控進入頂層視野,三年以來各類管制措施急速強化和升級。

二零一六年九月,司法部層面發佈兩個管控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辦法》。次年一月,中華全國律師協會連續出台兩個行規,全方位對律師執業行為及言論作出全面管控。

司法部《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律師事務所應當建立健全重大疑難案件的請示報告、集體研究和檢查督導制度,規範受理程式,指導監督律師依法辦理重大疑難案件」。第五十條規定:律師事務所應當依法履行管理職責,教育管理本所律師依法、規範承辦業務,加強對本所律師執業活動的監督管理,不得放任、縱容本所律師有「採取煽動、教唆和組織當事人或者其他人員到司法機關或者其他國家機關擾亂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非法手段,聚眾滋事,製造影響,向有關部門施加壓力」等行為。

不僅如此,二零一六年末司法部還發佈《關於進一步加強律師協會建設的意見》,指令律協築牢織密律師執業活動監督,修訂相關律師行為規範和處分規則,要求細化行業處分依據,確保各類違法違規行為得到及時有效的懲戒。

全國律協在沒有向會員公開草案的情況下快速通過《律師執業行為規範》(試行)、《律師協會會員違規行為處分規則》(試行)。

該《行為規範》第六條規定:律師應當忠於憲法、法律,恪守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律師不得利用律師身份和以律師事務所名義炒作個案,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不得利用律師身份煽動、教唆、組織有關利益群體,干擾、破壞正常社會秩序,不得利用律師身份教唆、指使當事人串供、偽造證據,干擾正常司法活動。

該《處分規則》第三十四條規定:影響司法機關依法辦理案件,在多種情況下,可給予中止會員權利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的紀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取消會員資格的紀律處分。

司法部、全國律協將管制措施築牢、織密、細化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處罰、懲戒維權律師的高潮。不到一年多,山東、雲南、廣東、湖南各省司法廳先後啟動處罰程式,以發表「危害國家安全」言論、擾亂法庭秩序等為由,將祝聖武、王理乾律師、王龍得、隋牧青、文東海、楊金柱律師吊銷律師執業證書,其他因網路言論、法庭秩序已經或面臨行政處罰、行業懲戒的律師還有浙江吳有水、江西謝六生、廣東龐琨、河南姬來松、北京黎雄兵等律師。

維權律師是公民權利的有利延伸,其作為公權力的監督、制約、平衡的角色不容替代,他們在超限管制下的艱難前行表明內地法治之路註定不平坦。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再起西單

不可不知的打壓律師新形勢

/文:余風(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習近平在十九大開幕時的發言,共提及十九次「依法治國」。雖然所謂「依法治國」在習近平口中的社會主義新時代,不知葫蘆裏賣甚麼藥。但可以肯定的,是「七零九」大抓捕後中國政府排除異己未有手軟。以「依法治國」為名的制度性打壓,利用吊銷、註銷等一系列行政懲戒作為打壓的延續,並依靠年檢制度控制律師執業權及接案範圍,顯然是未來中國政府對付維權律師的維穩方針。

取消資格——吊銷與註銷律師執業證

二零一六年修訂的《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及《律師執業管理辦法》正是為日後的行政懲戒鋪路。各國對律師都有不同的行為規範,而行政懲戒就是對違規者的處分。但在中國,律師行為規範如今已然變成限制律師權利的工具,如《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條就禁止律師「採取煽動、教唆和組織當事人」到司法機關以聲援等方式向有關部門施加壓力,以此限制律師的言論自由。吊銷、註銷律師執業證的做法,是司法部最常用的手段,不僅直接褫奪當律師的資格,更直接危及他們的生計。

以往都有個別律師因為接手敏感案件而被吊銷執照的例子,不過這兩年卻是以更大規模出現。由二零一七年九月的十九大起至今年七月為止,已經有十六名維權律師及三間律師事務所收到吊銷及註銷執業證的通知,當中過半數與「七零九」案件關係密切。甚至,廣西唯一一所維權律師事務所「百舉鳴律師事務所」,更被南寧司法局在其辦公場所強逼解散,可見打壓力度之大。儘管中國政府對外宣稱召開聽證會,給予律師申辯機會,但聽證程序卻極不公開、不透明,形同虛設。

年檢制度

另一方面,年檢制度也嚴格規限律師的行為和接辦案件的政治敏感程度。年檢一般在每年的四月至五月期間進行,當中分為律師個人年檢,還有律師事務所年檢。不少維權律師為求通過,往往要作出妥協,例如退出已接辦的敏感案件,以及未來不再接敏感案件。若維權律師堅持到底,則可能被評為「不稱職」,甚或無法正常執業。例如廣東省的陳進學、陳科雲及劉正清先是暫緩考核,繼而被評為「不稱職」,令人憂慮會因此減少案件委托,影響生計。

另外,有律師指出,當局會以年檢結果為威脅向律所施壓,逼迫律所解聘「不聽話」的維權律師。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被解聘的律師若在六個月內未被其他律所聘用,執業證就會被註銷。當局正是用此方法令維權律師執業證被註銷,無法正常執業。然而,假如律所不肯就範,司法局還可以吊銷律所的執業資格。

年檢制度主要透過延遲通過、暫緩考核和不予通過等方式限制維權律師執業,從而影響他們的生計。根據已知的資料顯示,截至今年八月二十日,已確認有二十三名維權律師受年檢制度影響而無法正常執業,當中分別有十三名延遲通過、七名暫緩考核或不予通過,以及三名不允許參與年檢。

行政為名的政治打壓

行政懲戒和年檢制度對維權運動帶來打擊。在官方的審查下,維權律師不免面對生計的壓力,使維權案件更難找到代理律師。仍然願意接辦的律師也應接不暇,變相出現有案無人接的情況。同時,中國政府也特意針對新一批維權律師,企圖撲殺反對聲音於萌芽階段。

身在香港的我們,對這些以行政為名的政治打壓定必不會陌生。取消民選議員資格、剝奪候選人參與選舉權利、濫用《社團條例》取締異見政黨等,種種事實擺在眼前,政權將以更狡猾、更虛假,更多看似正當的手段來消滅依然敢於對社會提出疑問的人。在承受打壓方面,原來香港和中國是那麼接近。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再起西單

全總佳士「工商勾結」剝奪工人結社自由權利

/文:香港職工會聯盟
深圳佳士工人因自發組織工會而爆發的工人抗爭已擾攘超過一個月,但來自國內外的聲援與支持依然不絕。工人個多月來不斷抗爭,希望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成立一個由工人自發組織的工會。可惜,事件在中華全國總工會(下稱︰全總,中國唯一合法工會)和佳士管理層聯手打壓的情況下,工人結社自由的權利又再度被出賣。過程中,全總和佳士以極其卑鄙手段合謀取締由工人循合法程序成立的組織,及後更動用龐大的公權力鎮壓自發組織的工人領袖和聲援人士。工潮不但再度引證全總帶頭剝奪中國工人結社自由的權利,過程中更盡顯官方工會和資方勾結的醜態。

本年五月初,深圳佳士科技公司一群工友,因不滿公司不合理的勞動條件和嚴苛的管理政策,向當地人力資源部和區總工會求助,並得到坪山區總工會副主席黃建勛建議他們籌組工會。佳士工友不虞有詐,依法向街道總工會申請成立工會,並取得八十九名同工簽署《申請加入工會意願書》。豈料,全總卻與資方串通,另起爐灶成立工會籌備組,取締由工人自組成立的籌備會,並抹黑工人籌組工會過程,先有資方指控米久平等工人領袖以消防安全名義欺騙同工簽署同意書,後有全總聲稱米久平籌組工會的行為非法,要求米久平寫道歉信和澄清組織工會的行為並非得到區總工會指導。八月一日,龍田街道總工會正式批覆成立工會籌備小組,並由坪山區總工會副主席黃建勛出任小組組長,而副組長則由佳士總裁辦投資項目總監張志英出任,但兩人卻一直是打壓工人代表的主要打手。全總和佳士管理層密謀自組工會,就是要阻止基層工人把持工會的領導權,以杜絕工會日後組織工人爭取改善待遇的後患。

同時,帶頭成立工會的工人代表米久平和劉鵬華等六名工人領袖,先後因組織工會被調職,甚至被開除。不忿於被非法解僱的工人,回廠打算上班時,被資方派出的保安以至警察毆打。工人遂往派出所抗議警方毆打工人,多名示威者更在七月二十日被捕,後於二十一日獲釋。事件在網上瘋傳,得到來自全國的網民和學生廣泛支持。工人持續抗爭,左翼學生團體更組織聲援團,動員全國各地大學生前往深圳支援工人。深圳警方遂於七月二十七日採取行動,拘捕二十九名佳士工人、學生和其他工廠聲援的工人。及後,政府以「尋釁滋事罪」將他們刑事拘留,當中十四人至今未仍獲釋放。八月二十四日清晨,公安部門出動多名防暴警察,到聲援團位於惠州的住處,大規模搜捕聲援團成員,事件中超過五十名佳士工友和學生被捕。

根據《國際勞工公約》第八十七號規定,工人應享有自由組織工會的權利,但中國的《工會法》本身已限制工人只可以成立由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下的工會。因此,在無法成立自主工會的法律規範下,中國工人不論在法理和實際層面,均並不享有結社自由的權利。而事實上,中國絕大部分工會領導層,均是透過等額選舉(即是沒有競爭的選舉)由全總和資方欽點。佳士工潮中的工人,就連依法籌組工會的機會也被全總和資方密謀剝奪。而全總和企業之間的互相勾結,更是令人心寒。儘管全總近年多次號稱進行改革協助工人維權,但這次事件再次引證,全總只是不斷地複製同一套維穩模式——出賣工人和公民權利以解決勞資矛盾。但可恨的是,改善工人就業待遇本來就是全總應盡之責。全總在佳士工潮中卻「掉轉槍頭」打壓工人,恰恰突顯中國整個工會制度和工會法的荒謬。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神州內望。

/文:韋斯
新疆關押上百萬維吾爾族人

中共當局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修建大量政治再教育中心,不經任何司法程式隨意抓人,剝奪人身自由,形同監禁,且無明確「服刑 」期限。保守估計被關押人數在百萬以上,主要是維吾爾人,還 有哈薩克和回族人。被關押者包括農 民、工人、大中專院校及中小學生、老師、作家、藝術家 、學者、廳長、局長、村長,甚至一些維吾爾員警等。

被關押在再教育中心者被迫唱紅歌,學漢語,學習習近平思想;更被強迫吃豬肉、喝酒,還要吃一些不知名藥物。再教育 中心亦存在虐待與酷刑。

寧夏強拆違建清真寺惹民憤

寧夏同心縣韋州鎮政府發布清拆通知書,指韋州清真大寺未取得鄉村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築工程施工許可證,屬擅自違建,要求自行拆除,逾期則由官方強拆。另有學者指出,清拆原因涉及該寺獲取境外資金;以及該寺規模巨大,若拆除違建會起到警示作用。事件惹起當地民眾抗議。

黃琦頑疾纏身 母籲出獄治療

中國維權網站「六四天網」創辦人黃琦被關押看守所,身體浮腫,肌酐、尿酸仍未達正常標準。二零一零年,黃琦被確診患上一種無法治癒致命疾病,導致腎功受損。他還患上腦積水、心臟病、肺氣腫和肺炎。劉正清律師到看守所會見黃琦,得知家屬在看守所賬上為黃琦存了近二萬元,但不能自由支配,到目前為止只給了他八百元。黃琦母親再次呼籲當局釋放黃琦出獄治療。

德國留學生研究「七零九」被迫離境

北京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德國留學生穆達偉(David Missal),因研究題目涉及「七零九」維權律師抓捕事件及人權問題,關注中國維權律師和「七零九」家屬維權抗爭行動,八月十三日被中國當局拒發新簽證。原定留學計畫還有一年畢業的他被迫中斷學業離開中國。

聲援深圳佳士工會多人被捕

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多名工人七月下旬爭取成立工會,並抗議警方暴力執法,獲各地志願者組成的聲援團支持,其中聲援團成員沈夢雨八月九日被不明身份人士帶走後失聯。十一日,再有一批外地學生到當地聲援及抗議,要求釋放被捕工人和沈夢雨。

民主維權人士衛小兵被斷生計

八月九日,廣東惠州大批公安以消防安全為由,查封四川維權人士衛小兵的衣服工廠,斷了他的收入來源,工人無處上班。衛小兵因去年參與「廣州海祭劉曉波」而遭警方抓捕,被廣州當局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拘一個月。

陝西訪民劉順榮死在派出所

鎮安縣訪民劉順榮在米糧鎮做打掃衛生工作,八月七日打掃時被兩員警帶到鎮派出所,關進鄰縣柞水縣看守所,罪名是「在取保候審期間超出縣域繼續上訪」。劉順榮有高血壓等病,當天深夜,看守所將劉順榮送回家。第二天把劉順榮叫到派出所,死在半路上。

曹順利人權團隊反暴政

八月三日,中國曹順利人權團隊部分人權捍衛者第十四次上街呼籲:「解除黨禁報禁、立即釋放全國政治犯,才是真自信!」、「中國是世界上政治犯最多的國家,有政治犯的國家一定存在暴政!」她們抗議當局把追求民主、自由、捍衛人權的守法公民隨意抓捕、判刑、超期羈押、拖延審判、虐待折磨、毆打、強迫失蹤等各種酷刑。

民間統計大陸被判刑、逮捕未判、刑事拘留、強迫失蹤等政治犯、良心犯有七百五十三名,他們更遭受酷刑、虐待及與親人分離的肉體和精神雙重折磨。

民主人士姜野飛、董廣平被判刑

民主維權人士姜野飛、董廣平七月十三日被重慶法院分別處以六年六個月和三年六個月有期徒刑,各處罰金一千元。審判秘密進行。姜野飛、董廣平曾逃亡到泰國,已獲難民身份,後被強行引渡回國。重慶法院判處姜野飛、董廣平顛覆國家政權罪、偷越國境罪。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檔案速遞:中秋民主燈火行動、誠邀捐款、支聯會之友回條

港支聯通訊 第118期 2018/09

 

 


港支聯通訊 第117期 20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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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04/2018 第117期

目錄

  • 民運望遠鏡:悼六四抗威權
  1. 紀念「六四」,還權於民/王超華(八九學運學生領袖)
  2. 堅守希望—紀念「六四」二十九周年/胡平(《北京之春》榮譽主編)
  3. 悼「六四」、抗威權 香港在中國威權統治下的前景及我們的應對/程翔(資深評論員)
  • 民運望遠鏡:「六四紀念館」專題展
  1. 從解密「六四」到解碼「改革開放」/
  • 聚焦鏡: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
  1. 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中國侵犯人權事件簿/鄒幸彤(支聯會副主席)
  • 聚焦鏡:人大、政協兩會
  1. 修憲是為民還是為黨?/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 再起西單
  1. 維權律師「擾亂法庭秩序」?/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2. 從「清理低端人口」看習近平「新時代特色」的大躍進/香港職工會聯盟
  3. 神州內望/韋斯
  • 支青組通訊
  1. 為何仍堅持建設民主中國?/蔡佳洋(支聯會青年組組員)


【編者的話】

/文:盧偉明

執筆之時,新任全國人大常委、民建聯前主席譚耀宗指,中國《憲法》修改後,將來叫「結束一黨專政」口號或違反《憲法》及《基本法》,甚至可能被取消參選立法會資格。支聯會強烈譴責譚耀宗的言論,並重申:我們不會被嚇倒,也絕不會在立場上有任何退縮!支聯會將繼續高舉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在內的「五大綱領」,堅持到底、抗爭到底!

支聯會將繼續高舉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在內的「五大綱領」,堅持到底、抗爭到底!

「六四」廿九周年的主題:「悼六四!抗威權!」王超華說,紀念「六四」的意義,就是人民抓住一切可能機會,為自己正名,為自己爭取權利。胡平指出,我們要懷抱希望,在人世間,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程翔告訴大家,在中國威權統治下,我們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以抗衡任何肆意擠壓我們「兩制」空間的壓力。三篇文章,三個角度,評析主題,值得細讀。

今年「六四紀念館」專題展,將以「改革開放」四十年為題,回顧及反思當中的得與失,八九民運作為分水嶺,揭示哪些矛盾,帶出哪些啟示?同場亦會展出各國的「六四」解密檔案,進一步還原歷史真相。誠邀大家到來參觀!


民運望遠鏡:悼六四抗威權

紀念「六四」,還權於民

/文:王超華(八九學運學生領袖)

「八九.六四」已經過去了二十九年,但是我們沒有忘記。當年以北京天安門廣場為焦點,遍及全中國一百多個城市的民主抗爭運動,在社會和民眾中注入高揚的理想主義精神,最終凝聚在那位震撼世界的「坦克人」形象中——面對軍事強權和血腥的暴力鎮壓,北京市民一次再次衝上街頭,用肉身和意志力向強權宣告,他們不相信中國的人民只能屈服於恐懼,只能做強權統治下的精神奴隸。

這種信念其來有自。從晚清梁啓超「新民說」開啓民智,到「五四」提倡個性解放,近現代中國一系列革命與改革的傳統中,個體獨立與民族解放兩條思想脈絡始終齊頭並進。沒有國民個體積極參與的革命,如何能稱為「國民革命」?即使共產黨領導的「翻身解放」,也有《國際歌》高唱的「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與後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一樣,大聲疾呼「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站起來。這一脈絡到了一九八九年,就有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在床單做成的旗幟上,濃墨重筆錄下詩人北島的名句:「決不跪在地上,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好阻擋自由的風」。

在這種信念的背後,是全世界現代國家政體變革的大趨勢,從孤家寡人「朕即國家」向人民主權的國族國家轉變。主權在民是中國自辛亥革命結束滿清皇朝統治一百多年以來,政體沿革中的深層基礎,是威權統治百般騰挪也擺脫不掉的隱然約束。從政治理念來說,主權在民規定了統治者必須經由自下而上的授權程序獲取正當性。無論今日習近平及中共多麼渴望獨攬一切,他們仍需每次從基層換屆選舉開始進入權力更迭的表面程序,就是這種隱形制約的作用。修憲也是如此,他們仍需煞費苦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走表決通過的過場。這些表面文章在中共並不情願的情況下顯示出其嚴密控制輿論以強姦民意的修憲實質。

在政治實踐和制度設計上,主權在民必須有制度保障,確認每一個合法公民既能享受在公共議題上政治表達的自由,又能在有保障的程序過程中,定期實施政治參與的實際作為。正是在這些方面,北京當局一方面指使各級地方政府以各種手段打壓爭取參選、爭取實質民主的獨立人士,一方面在關鍵時刻直接插手強力施壓。這也是北京近年來針對香港民主化要求所採取的對應策略。獨裁專權勢力決不可能自動放棄手中的權力,但他們打著「人民」旗號剝奪公民群體實施主權授予施政正當性的渠道和程序,必然會遇到反抗。人民會抓住一切可能機會,為自己正名,為自己爭取權利。這正是紀念「六四」的意義——

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還政於民,還權於民!


民運望遠鏡:悼六四抗威權

堅守希望—紀念「六四」二十九周年

/文:胡平(《北京之春》榮譽主編)

收到《港支聯通訊》紀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約稿信,我立即回信答應下來。然而等我坐到桌前,打開電腦,卻遲遲難以開篇。

過去二十八年,每到「六四」,我都要寫文章紀念。同一個題目的文章,我已經寫了二十八年,該說的好像都說過了,如果不是為了應景,還有必要再寫一篇嗎?

我以為還有必要。因為在中國,「六四」還沒有成為歷史,那個殺人的政府還坐在台上,還在繼續壓迫人民,死難者的名譽還在蒙受玷污死不瞑目,自由鬥士還身陷牢獄或流亡海外,正義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哪怕是最起碼的伸張。在中國,「六四」還不是過去完成時,而是現在進行時。寫文章紀念「六四」,不但是紀念,而且也是抗爭。

毋庸諱言,在「六四」二十九年後的今天,中國的民主化前景似乎比過去更黯淡。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懷抱希望。

在一九八六年完成的一部自傳性談話錄裏,哈維爾談到了希望。哈維爾說:「我經常(特別是在極為無望時,比如在監獄中)想到的那種希望是一種精神的,而不是現實世界的。我們內心要麼有希望,要麼就沒有希望,它是靈魂的一個尺度,它不是基於對世界的觀察或對環境的估量。希望不是預言,而是精神的定向,心靈的定向。它超越直接經驗的世界,存在於這個世界以外的地方。」哈維爾強調說:「在這個更深刻的意義上講,希望不是一帆風順時的歡樂,或對有望早日成功的企業進行投資的誠意,而是一種為某種事物奮鬥的能力,之所以要為之奮鬥並不是由於這種事物有成功的機會,而只是因為它是好的。越是在不利的環境中,所表現出的希望就越深刻。希望決不是人像樂觀一樣的東西。它不是對某個事物會有好的結果的確信,而是對某個事物是有意義的把握,不管其結果如何。簡而言之,我認為,最深刻和最重要的希望,可以說是,我們從別的地方獲得的希望,它是唯一可以是我們免遭滅頂和激勵我們行善的東西,是人的精神及其成就所能達到驚人的範圍之源泉。最重要的,是這種希望給了我們力量去生活,去嘗試新事物,即使是處在向我們現在所處的這麼沒有希望的環境中。」

在這段談話裏,哈維爾指出,希望不是現實的,而是超現實的。希望不是經驗的,而是先驗的我們懷抱某種希望,並不是因為它已經存在於現實之中,我們要在現實中佔據一個好位置;我們懷抱某種希望,也不是因為在現實中有一種運動正在向它靠攏,我們要先走一步,提前到達目的地,我們堅守一種希望,是因為我們深信它是好的,是正義的我們願意為它而奮鬥,我們不但知道,沒有我們的奮鬥,我們的希望就不會實現;我們還知道,有了我們的奮鬥,我們的希望也未必就一定會實現,但是我們仍然願意為它而奮鬥,因為我們的奮鬥本身就具有偉大的意義。一個堅守希望的人當然希望他從事的事業能夠成功,但與此同時他又能不計成敗,甚至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正是在這種看上去沒有希望的環境中,希望才最能顯現出它的全部力量。

當哈維爾發表上述談話時,距離「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已經十八年,全世界的共產專制政權還沒有一個垮台的。在當時,哈維爾們的抗爭被很多人認為是沒有成功希望的。相比之下,今天我們面對的形勢無論如何總要好多了。因此,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們更沒有理由灰心,更沒有理由失望。我們要堅守希望。在人世間,希望就是最大的力量。


民運望遠鏡:悼六四抗威權

悼「六四」、抗威權 香港在中國威權統治下的前景及我們的應對

/文:程翔(資深評論員)

中共最近悍然修憲,取消領導人任期限制,為復辟終身制掃除障礙,使國家進一步走向威權化。這個發展使中國政治上倒退到四十年前的局面,使人對中國的前途頓生悲觀情緒。香港在「一國兩制」下,雖然《基本法》第五條白紙黑字說我們不實行社會主義,但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政治在倒退,也就必然會影響到我們。

首先,香港「一國兩制」的政治環境將受到嚴重的腐蝕。

甚麼是「一國兩制」的政治環境?在一個國家之內要容納一個不同制度的香港,而這兩者意識形態上是南轅北轍,甚至可以說是敵對的,必須有賴強勢的一方具備高度的政治包容(political inclusiveness)和寬鬆(political tolerance)才能夠接受一個與它(在意識形態上)「篤口篤鼻」的異體。當年「一國兩制」這個模式的產生,正是在全國走出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災難不久,大家深刻體會到獨裁政治體制的弊端,所以都銳意改革,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比較寬鬆包容的政治環境。這個時候,中共對資本主義香港抱有很大的好感,這可從鄧小平幾句話看出:

一.像「文革」這種災難在西方是不可能發生的(這是承認中國制度的缺陷);

二.中國到下世紀中葉也要實行普選(這是承認普選是中國應該走的路);

三.中國在內地要製造幾個香港(這是充分反映對香港的肯定和欣賞);

正因為中國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又充分肯定香港的作用,所以在這種很包容寬鬆的大環境下就產生「一國兩制」的構想。換言之,「一國兩制」成功不成功,很關鍵的一條就是看中國是否繼續在政治上走改革開放的路線。

很不幸,我們不但看不到政治上向前行的跡象,反而看到政治上出現嚴重倒退的事實。當國家出現這種倒退時,「一國兩制」所賴以生存的政治環境||政治包容和政治寬鬆||就不復存在了,這就無可避免地影響到香港「兩制」的政治空間。國家在倒退時,我們也就無法獨善其身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香港人應該怎樣做?筆者的答案是: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以抗衡任何肆意擠壓我們「兩制」空間的壓力。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一.拒絕遺忘歷史;

二.拒絕做冷漠的旁觀者;

三.拒絕「平庸之惡」;

四.時刻警惕滑向邪惡;

五.拒絕接受統戰。

只要每個公民:牢記歷史教訓,看到我們這個國家在專政獨裁的制度下所經歷過的苦難,誓言要防止歷史悲劇捲土重來。有這個決心之後,大家不做冷漠的旁觀者,拒不犯納粹黨官的「平庸之惡」,時刻夕惕若厲,避免自己不自覺地走向邪惡。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拒絕接受統戰,一旦接受統戰,我們就無法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


民運望遠鏡:「六四紀念館」專題展

從解密「六四」到解碼「改革開放」

/文:青

香港民主派在立法會補選受到歷史性的挫敗,同一天,全國人大通過修憲大開歷史倒車。帝制回魂,民主退潮,中國將往何處去?不但港人憂心,也令全世界疑慮。

四十年前的一九七八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批判「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確定解放思想的指導方針,將工作重點由思想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標誌着改革開放的開始。改革開放一項最重要成果是一九八二年修憲,鄧小平看到毛澤東終身在位的危害,刪除了《憲法》條文內有關「中共執政」的論述,重設國家主席一職並規定其「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然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卻通過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並將「中共領導」重新寫入《憲法》條文。

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中共以推翻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來作「紀念」,歷史彷彿跟人民開了個大玩笑。檢視這四十年來的歷史,不能不提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一九七八年以來的改革其實不是連續過程,而是以「六四」為分界線,前後是兩回事。

「六四」前(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九年)是改革開放頭十年,也是思想解放的十年。中共鑑於「文革」的慘痛敎訓,在推動經濟、政治現代化方面作出多項嘗試,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上台,政治氣氛趨鬆動,中共「十三大」報告更提出「黨政分開」改革方案。

當然,這時期的政治改革只是一小步,權力架構並沒有根本改變,鄧小平繼續垂簾聽政。事實上,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也開始引發矛盾,特權階層利用關係倒賣物資(即「官倒」),貪污嚴峻,物價飛漲。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猝逝,學生由悼念胡耀邦進而提出反貪腐、反官倒,再進一步要求政治改革。評論員劉曉竹認為,「六四」提出的政治議題符合改革開放的內在邏輯,「改革開放不是吃飽肚子就完事了,吃飽肚子只是開始。『六四』是改革開放的政治意識的覺醒。」

面對民間強大改革呼聲,中共當權者沒有順應歷史潮流,反而選擇了武力鎮壓,政治改革的勢頭戛然而止。「六四」後西方國家制裁,中國經濟發展遭受重挫,鄧小平被逼於一九九二年發表南巡講話,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放言「誰不改革誰下台」。然而這已是變了質的改革開放,以經濟掛帥,政治發展嚴重滯後,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貧富懸殊加劇。

憲政學者張博樹指出,八九民運一個很重要的口號是反腐敗,而要遏制腐敗就必須推動政治改革。習近平的反貪腐似乎是順應社會要求,也做出一些成績,但仍舊是運動式、選擇性的,不是制度性反腐。習在打壓民主改革的意義上,和當年鄧小平鎮壓民運一脈相承;兩者都是為了壟斷公權力、維持黨的領導,這種對權力的壟斷是造成今天中國所有問題的最根本原因。

時至今日,中國政治再走「文革」回頭路。如果說,在「六四」屠殺後,改革開放即使未「死」也已變了質,那麼中共這次修憲會否進一步促使改革開放的「死亡」?要了解改革開放的歷程和走向,「六四」無疑是個重要切入點。支聯會今年繼續與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合辦「六四紀念館」專題展,以數據、圖表形式解說改革開放,也會介紹各國的「六四」解密檔案,令參觀者對「六四」屠殺有進一步認識,由解密「六四」進而解碼國情。

「六四紀念館」專題展
主題:「六四」解碼──改革開放四十年與「六四」
展期:2018年4月20日(星期五)至6 月10日(星期日)
地點:社區文化發展中心 L208 D室(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L208 D室)
查詢:25496489

詳情:http://64museum.blogspot.hk
恒生捐款戶口:368-286498-001


聚焦鏡: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

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中國侵犯人權事件簿

/文:鄒幸彤(支聯會副主席)

今年十至十一月,中國政府將要接受聯合國的普遍定期審議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普遍定期審議由人權理事會主持,審議所有聯合國成員國的人權記錄,最終目標是改善各國人權狀況,並設法解決各地發生的侵犯人權事件。就即將對中國進行的普遍定期審議,支聯會將會向聯合國提交報告,重點提出四點問題:

一.對行動者的司法逼害

二.法律以外的打壓手段

三.對民間組織的嚴控

四.政府逃責

對行動者的司法逼害

在習近平治下,對民間行動者的大規模抓捕幾成常態。比較突出的例子有二零一四年因「雨傘運動」引起的掃蕩 ,有逾百人被捕、二零一五年「七零九大抓捕」,二百七十人受影響、二零一五年末打壓勞工團體,十七人被捕,以及二零一七抓捕劉曉波的悼念者,十五人被捕。

以往當局只對最知名異見者如劉曉波動用「煽動顛覆國家」等大罪,但自二零一四年以來,不少沒有公開政治訴求的草根工作者、非政府組織者甚至宗教人士都「被顛覆」。這類案例包括新疆草根行動者張海濤,因向境外發布身邊訊息被以「煽顛罪」重判十九年、「七零九大抓捕」被捕民間組織者吳淦,以「顛覆罪」判刑八年、地下教會長老胡石根,「顛覆罪」判七年半、因組黨被控「顛覆罪」的呂耿松,判刑十一年,以及權利運動負責人甄江華,以「煽顛罪」被捕逾半年,至今和外界無任何聯繫。

國家安全罪名遭濫用,因為在這類罪名下,不少被羈押人的權利均不受保障,比如會見律師、保釋、通知家屬、以及公開審訊的權利。最恐怖的條款為刑事訴訟法修訂後加入的第七十三條「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一條款等同在秘密場所關押嫌疑人,關押場所不受監管,酷刑時有發生。

警察羈押嫌疑人的權力亦常被濫用。警察可以對重大嫌犯拘留三十天後才「正式逮捕」。。海祭劉曉波之後的抓捕就是一例。

正式逮捕和起訴後,嫌疑人亦要面臨長時間的審前或定罪前羈押。即使被判無罪或緩刑(如李和平律師),審前羈押期間家人不能探視。

庭審亦被當局矮化成公關表演。那些願意認罪及按預先寫好的講稿道歉的人,才可以得到「公開審訊」的機會。不願合作的行動者則會被秘密審訊。

法律以外的打壓手段

在所謂敏感時期,包括「六四」、兩會,或各種大小型國際及黨內會議,中國政府均會非法軟禁民間行動者或帶他們去「旅遊」。被軟禁時間最長及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劉霞,自劉曉波二零一零年獲諾貝爾獎後就被軟禁至今,在曉波逝世後一段日子亦被旅遊。

另外常用伎倆就是對家人、房東及僱主的滋擾及施壓。行動者及家人亦常在沒有任何理由或手續下被禁止出國。

另外各種「法制學習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以學習名義關押「不穩定分子」。這種情況以新疆特別嚴重。被羈押者的人權完全不受保障。

中共更將這類非法手段輸出海外,跨境抓捕。最著名的案例是銅鑼灣書店,其中兩人分別從香港和泰國被捕送回國內。

對民間組織的嚴控

《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實施,為國內公民社會組織敲起喪鐘。連同二零一六年通過的《慈善法》,民間組織在籌款、與境外合作等方面,面臨日益嚴苛的限制。不少非政府組織要不被逼關閉,要不走進地下。

對權利型非政府組織的打壓尤其嚴重。自二零一五年以來,不少報導和紀錄人權侵犯和維權行動的組織備受打壓,成員有的被捕,有的被驅逐出境,有的甚至被失蹤。包括「六四天網」的黃琦、非新聞的盧昱宇、民生觀察的劉飛躍、玫瑰團隊的秦永敏及其妻子趙素利、權利運動的甄江華,以及人權衛士緊急援助協會的Peter Dahlin 及王全璋。這一系列抓捕後,民間獨立訊息渠道幾近全滅,行動者和維權者日益孤立。

政府逃責

中國缺乏系統機制處理政府的濫權以及追究責任;反之受害者往往在問責及尋求真相的過程中被逼害和被噤聲。最著名的事例是對「六四」屠殺的處理;難屬被禁止談論他們的親人,其他人亦往往因悼念「六四」而被迫害。

二零一四年,浦志強與十幾位朋友在北京參與「六四研討會」,其後九人被捕,浦志強則於被羈押一年半後判緩刑,律師證被吊銷。二零一五年,陳雲飛及二十多名友人為「六四」死難學生肖傑掃墓,陳雲飛被判刑四年。二零一六年,符海陸、張雋勇、羅富譽及陳兵因製作「銘記八酒六四」白酒,被控煽動顛覆國家,至今在押候審。二零一七年,李小玲及友人到天安門廣場點蠟燭舉牌,旋即被捕,羈押至今。

欠缺問責情況亦反映於各種離奇死亡案件。如李旺陽、張六毛及曹順利。劉曉波的「死亡直播」亦是一例;死後極速被火化及海葬,讓外界無從追查他患病原因及獄中待遇。另一異見人士楊天水在囚期間被診斷腦癌,不久即逝世及被海葬。


聚焦鏡:人大、政協兩會

修憲是為民還是為黨?

/文: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今年三月十一日,中國全國人大會議通過由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提交的修改《中國憲法》建議,這是繼二零零四年後再一次就一九八二年制訂的《八二憲法》所作出的修改。

今次修憲,無疑是繼一九八二年全面修訂《中國憲法》後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爭議的一次修憲。不僅因為今次修憲涉及對原來《憲法》本文有二十一處修訂之多,當中尤以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任期限制,十分清楚是為習近平「度身訂造」令他得以「三位一體」(即同時出任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及中央軍委主席等三個黨國重要職位)不斷連任下去;更甚的是,從整體修憲內容來看,今次修憲更是對《八二憲法》的重大顛覆和倒退。

認識中國現代史的人均知道,《八二憲法》是對原先訂立《七五憲法》及《七八憲法》的大幅修改,主因是七十年代制訂的兩部所謂《憲法》,均有十分強烈的「文革」及毛澤東時代的色彩,因此自七十年代末全面落實開放改革總路線、否決及積極清除「文革」遺害的前提下,修憲成為必要之舉。《八二憲法》本身當然與現代化民主法治國家的《憲法》比較仍有十分大的距離,但畢竟是汲取了毛澤東時代和「文革」時期的歷史教訓而局部減弱了共黨專制及個人專權色彩。當中,最突出的兩部分是:第一,在《憲法》正式條文中不再有涉及共產黨領導的規定與提述(當然在《憲法》序言中把「四個堅持」等寫了進去,但畢竟跟正式條文規定還是有所距離);第二,規定國家主要領導人(包括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和副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的任期限制。

而今次所謂習近平新時代主導下的修憲,不僅將所謂「習思想」寫入了《憲法》序言,尤其令人感到「開歷史倒車」的包括:

第1, 在《憲法》第一條增寫:「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及

第2, 在《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三款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

有人說,就算不修訂《憲法》第一條,共產黨領導根本已是事實存在;不錯,「一黨專政」的存在是現實,但筆者認為,寫入《憲法》將之更為合法化,則是更不能接受的。也有人說,國家主席只是虛位,掌實際最高權力的中共總書記一職本身亦沒有任期限制,因此改不改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其實意義不大;不過,筆者認為,由鄧小平晚年到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實際上在「三位一體」運作下已建立了每一國家領導人任期以十年為限的規定和規範,因此習近平今次修憲令自己以及其繼任人可以邁向終身制,絕對是開歷史倒車。


再起西單

維權律師「擾亂法庭秩序」?

/ 文: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近日內地維權法律界鬧得最火熱的定必是有律師及公民發起聯署要求罷免現任司法部部長張軍。在此之前,已有五位被司法部門打壓的律師及實習人員向張軍發公開信,指張軍正帶領司法部門對律師進行運動式的打壓。這封公開信提到近半年多名律師被司法部門立案調查,暫停執業,甚至吊銷或註銷其執業證。多名受打壓的律師中,最令筆者注意是被當地司法部門以「擾亂法庭秩序」或「干擾訴訟活動正常進行」施以處罰及將被處罰的三位律師:李金星律師在二零一六年十二月被濟南市司法局暫停執業一年;隋牧青律師在二零一八年二月被廣東省司法廳吊銷執業證;文東海律師則在二零一七年九月被長沙市司法局指「案情重大」處罰他。

相信有不少讀者心裏都有疑問:三位律師為甚麼要「擾亂法庭秩序」?他們是不是真的「擾亂法庭秩序」?

三位律師都是為「敏感案件」的受害人辯護之後被指控「擾亂法庭秩序」。李金星及隋牧青分別代理「新公民運動」的郭飛雄及丁家喜,文東海則是代理法輪功案件。值得注意是三宗案件的審訊都非常不公,三宗審訊的法官極明顯地偏向檢控一方,對辯護律師提出的意見充耳不聞,亦完全無視當事人及其律師在審訊上的權利。

以郭飛雄案為例,郭飛雄一開始是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被起訴,但去到最後一次審訊臨近宣判時,法官卻說因檢察院指控的事實不構成「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而將定罪改為「尋釁滋事罪」,然後即場詢問律師意見。李金星律師要求更多時間準備辯護意見,理由是法庭臨時改變控罪,但又沒有給予律師足夠時間準備,對當事人嚴重不公,但法官卻一口拒絕要求。李律師及後要求法官迴避,法官也不接納,當李律師追問法理解釋時,法官馬上終止李律師發言。另一位律師隋牧青的遭遇差不多,主審法官先是拒絕辯護律師複製案卷材料及拒絕通知證人出庭作證,審訊過程更不斷打斷隋律師的發言。

文東海律師面對的法官更為過分。柏為良法官居然在審訊開始前威脅文律師的當事人,命令當事人在庭上不准提法輪功的事情,不准做無罪辯護,更指如果做無罪辯護,他也不會採納,並誣陷文律師是「來搞事的」,教唆她解聘文律師。文律師在庭上申請柏為良迴避時,柏為良又公然違法自行駁回其申請。

從上述三宗案件可看出三人面對的法官沒有不偏不倚地根據法律行使權力。他們發出的命令並未保障各方在審訊上應有的訴訟權利,反而是限制辯護律師及當事人的權利。事實上,由法官拒絕公平對待辯護律師及當事人那一刻開始,法庭秩序已經受到最根本性的破壞。所以,三名律師力竭聲嘶向法官指出其違法之處及一而再闡述自己的法理觀點,實不應被視為「擾亂法庭秩序」。相反,他們的行為是將被法官破壞的法庭秩序回歸法律所規定的模樣,並挽回法庭於公眾眼中的尊嚴。

我們或會認為法庭都是至高無上,法庭內所有人,哪怕是律師,都必須聽從法官的指示並絕對不能擾亂法庭秩序。這觀念恐怕只是基於法治先進地方的法庭總能公正地審理案件。但在欠缺司法獨立的地方例如中國,法官可以為包庇政府而有法不依,他們命令的法庭秩序也可以與公正審訊背道而馳。此情況下,假若連以法律為專業的律師都對法官的違法行為默不作聲,試問又有誰能及時糾正法官並避免不公義的出現?


再起西單

從「清理低端人口」看習近平「新時代特色」的大躍進

/ 文:香港職工會聯盟

去年秋冬之交,新上任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為了打造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北京,一口氣強推三項極具爭議的政策。這些政策不但暴露出習近平政權施政的盲動,同時亦揭示中國「新時代」的城市管理政策對基層工人的歧視。

為配合國家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作為首都的北京市帶頭推行城市改造和調整人口政策,以吸引更多中產階層和專業人士進駐和留守。首先,華北地區去年強推「煤改氣」的措施,試圖減低民眾燒煤取暖的比例,藉以改善北京的空氣污染問題。早於去年秋天,政府人員已勒令學校、企業和家庭關閉燒煤的爐子和鍋爐,改用天然氣。當局更拆除和搬走大量燃煤設備,以確保不會有人違命燒煤。然而,今年冬天提早到來,部分供氣設施未及完成,加上天然氣供應未能追上新增的需求,導致大量民眾被迫在寒冬中走上街頭曬太陽或在寓所內點火取暖,製造不少城中隱患。

十一月十八日,北京大興區發生大火,奪去十九條人命。官方調查認為大火由電線短路引致,但短路成因至今仍未公佈。有揣測指因天然氣管道在強推「煤改氣」後未及鋪好,民眾改用電爐取暖,導致老化的電線短路起火。姑勿論如何,大火後所引發的「清理低端人口」大規模強拆和驅逐行動,卻造成更大的人道災難。發生大火的大興區,正是北京近郊的城鄉結合區域。由於租金相對便宜,故吸引大量由外地到北京打工的低收入人士居住。為調整人口政策,北京市以大火為由,首先在大興區內強推整治工程。以停水停電、破壞門窗、清拆民房等強制手段,驅逐外來人口,造成成千上萬的低入息人士在寒冬中流離失所、露宿街頭。行動後,當局更禁止當地的非政府組織向受影響災民提供援助;曾聲援與協助災民的大學師生亦遭秋後算帳,被校方警告和列入黑名單。

北京市政府強拆成風,繼「清理低端人口」後,又以打造視覺清朗的城市天際線為名,於十一月底展開了另一波「清理廣告招牌」行動。行動中,市內過萬個招牌於十日內被清拆,當中不乏具歷史意義的百年老店,甚至公營事業的招牌。即使是已領有當局批准的招牌也無一倖存。這突如其來的政策對一些小本經營的小商戶來說,令他們投放在訂造和安裝招牌的投資,轉眼間付諸一炬。

新任北京市委書記蔡奇,早於九十年代尾已在習近平麾下工作,被視為「之江新軍」一員。他的施政理念,或多或少承載了習近平的執政意志。蔡奇為了在短時間達成冒進的政治目標,不惜以強制、強推的手段急於求成,完全沒有考慮或評估過人民的承受能力。這種以運動形式推行政令的手法,猶如「大躍進」式的盲動工程。再者,在缺乏民主諮詢和監督的情況下,人民的權益往往成為政令的犧牲品。同時,這些政策亦突顯中國「新時代」一線城市的管理方針,就是以「高端」、知識型的勞動力,取代「低端」、勞工密集型的勞動力。北京市政府過份冒進地推行城市改造和經濟結構轉型,忽略了基層服務業對支援城市運作的重要性,突顯其政策制訂的不足。然而,簡單地把市內一切不穩定因素掃出門外,卻只是掩耳盜鈴的做法。反之,為低收入工人提供優質的住房條件和創造更多尊嚴的基層服務業職位,從根本改善貧富差距的問題,才是完善城市管理應有之道。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職工盟、工黨連同其他團體五十多名代表到灣仔會展,向到訪的北京市市長陳吉寧抗議。


。神州內望。

/文:韋斯

前言

一年一度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於三月三日起在北京召開,開會前夕和會議期間,中共當局把維穩當作頭等重要大事之一,從北京到全國各地,出動所有警力、維穩力量,大量抓捕拘禁維權人士、上訪人士,雞犬不寧,民間怨聲載道。

● 攔訪截訪升級失地農民被拘  

三月七日,全國「兩會」期間,各地黨委、政府、公安等部門借維穩名義,運用「大資料」對信訪維權人士的攔訪與截訪活動,達到白色恐怖狀態,江蘇省鹽城市阜寧縣公安搞出攔訪截訪升級版,將六十七歲要到北京的失地農民陳巧蘭抓捕拘留十五天。

●上海拆遷戶在京被毆打拘禁

三月五日,上海維權人士陳國英去天安門,被天安門公安分局員警送到久敬莊黑監獄。隨後被上海市政府駐京辦截訪人員把陳國英轉移到上海市政府設立在北京市接濟管理服務中心內的黑監獄繼續關押。三月六日,陳國英遭上海市政府駐京辦六名男人暴力毆打。陳國英撥打報警電話「一一零」求助,員警不作處理。

陳國英在上海市靜安區的住房二零一二年被拆遷,至今未得到安置補償。

●河南安徽告官人士在京被捕

三月五日凌晨,河南省洛陽訪民韋漢卿、韋妙武、孫新苗、雷彩虹等七人因在京控告洛陽市政法委書記尤清立、市公安局副局長張延璞製造各種冤假錯案,被北京市大興區龐各莊派出所警員從出租屋內抓走。隨後被洛陽截訪人員強行綁架回原籍,途中所有人手機均處於關機狀態,去向不明。

三月一日下午,安徽民選村長、為村民維權的王鳳雲,在北京市大興區新宮附近暫住處,被七八個不明身份人士強行架走,第二天其家屬收到宿州市公安局埇橋分局的刑事拘留通知書,理由王鳳雲涉嫌「尋釁滋事罪」。

●遼寧組建特戰隊堵上訪人士

今年全國「兩會」前夕,遼寧增添暴力維穩新力量,成立堵截信訪維權人士的特戰隊,把大批到北京上訪人士攔截在本省,其中,營口市鮁魚圈區蘆屯鎮維權人士劉純寶已買好三月二日火車票,前去火車站的路上被這支維穩特戰隊攔截,囚禁在「宏威旅館」黑監獄。

●重慶追截大批到京上訪人士

「兩會」前夕,重慶當局嚴密關注維權人士的動向,一旦發現他們要乘坐火車,便強行攔截。二月二十五日,維權人士肖建芳登上K9366次列車,卻被一夥不明身份人士冒充其家人綁架走。同日,郭興梅持票在廣安登K4608次列車時被限制,被送禁錮;同時被「接送」回渝的維權人士唐雲淑則至今下落不明。

重慶維權人士萬澤平三月一日外出旁聽庭審,至今處於失聯狀態。

●大陸在押良心犯近五百人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開始,維權網發動資訊義工、資訊員和編輯收集中國大陸已判在押政治犯、良心犯人員和數字,經過兩年多的不懈努力,獲得較為翔實的人員名單,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維權網發佈《中國大陸已判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報告》(第二十八期),名錄共四百七十六人;而大陸羈押未判及強迫失蹤人員共二百六十五人。

●京津任意羈押監禁維權人士

二月二十五日晚上,北京房山區閆村派出所四輛警車十幾名警員到信訪人居住的大董村埃戶搜查,沒有出示任何證件,把孫東升、楊金芝、楊兆芳、姜家文、李宏泉、郭平申、陳安琪等被強行押上員警送久敬莊,電話無法接通。

同日,天津維權人士鄭建慧遭刑事拘留,關押在河東區看守所。

上海公民沈豔秋二月二十六日乘車前往北京時,被虹橋火車站警方強行控制,隨後被帶去涼城派出所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擾亂公共秩序」。

●南京增派維穩人員到京抓人

南京不少上訪人士「兩會」期間到達北京,其中,在政府強拆房屋案中勝訴的江蘇南京維權人士吳菊芳,到永定門、國家圖書館等地灌製視頻,希望兩會了解民眾疾苦。事件引起南京當局的恐慌,派出大批維穩人馬在北京蹲守,直接到吳菊芳住宿的地方搜捕。

●陝西對越作戰老兵省政府請願

二月十六日,陝西省參加過對越戰爭的退伍老兵一百多人,到省政府請願,要求落實、提高對參戰退伍老兵的待遇。這些退伍老兵在省政府信訪接待室門前整齊列隊,有的穿着當年的軍裝,有的穿著迷彩服。隊伍兩端有數十名員警封堵警戒,停着多輛公安小轎車、指揮車和待命準備拉運請願者的公交大巴。


支青組通訊

為何仍堅持建設民主中國?

/文:蔡佳洋(支聯會青年組組員)

支聯會的工作除了爭取平反「六四」外,還有建設民主中國。近年,一些本土派人士多番攻擊支聯會的五大綱領之一 —— 建設民主中國。他們認為中國有民主與否都與他們無關。對於這種看法,我當然無法認同。

首先,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中國現時正由共產黨專政。中國的民主進程與我們香港絕對是息息相關。《基本法》保障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只是維持五十年不變,意味到了二零四七年,香港有可能會實行內地制度。屆時,我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可能會通通失去,可能連投票選立法會議員的權利都沒有。年輕人現時希望爭取香港有民主,可以沒有篩選地一人一票選特首和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我們希望能夠爭取到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一人一票選出國家主席和執政黨。現時阻礙香港有民主的正正就是共產黨,只要中國有民主,香港有民主亦不會是一件難事。

其次,我們身為中國人,建設民主中國是我們的責任。自從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中國在經濟和軍事方面逐漸富強起來。可是,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等問題一直為人詬病。一個國家若要走向文明,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國,這些問題必須解決。身處内地的同胞,受制於內地專制政權,難以公開表達對民主的訴求。不少內地維權人士如劉曉波、胡佳、許志永等都因爭取人權和推動民主發展而被判罪入獄。難得我們身處香港,至今仍享有言論和集會自由,我們更應該好好珍惜機會,勇於發聲。若果我們現在不發聲,到了二零四七年,恐怕連發聲的機會都沒有。

即使建設民主中國是一件十分艱鉅的事,但我們亦應繼續爭取。

即使建設民主中國是一件十分艱鉅的事,但我們亦應繼續爭取。就好像上世紀推翻帝制也看似是一件難以實現的事,但憑著孫中山先生的堅持和決心,最終都能成功推翻帝制。今天,建設民主中國亦看似是不太可能成功,但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下去,終有一天能夠實現。

對於有些本土派人士認為只需鼓吹香港獨立而無需建設民主中國,我並不認同。這要從可行性和原則性兩方面分析。首先,從可行性方面,試問香港有能力獨立嗎?在民生上,香港的食水、肉類、蔬菜等生活必須品都要靠內地供港。在國防上,香港沒有自己的軍隊,難以扺禦外敵入侵。其次,從原則性方面,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基本法》訂明的。國際上,至今仍無任何國家承認香港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鼓吹香港獨立不但無助改善現時的政治制度,反而給予中共藉口加快推行《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從而進一步收緊我們現時享有的自由。

最後,我希望大家能夠堅持建設民主中國,相信終有一天,中國和香港都會有真正的民主。


檔案速遞:「六四」29周年悼念活動

【悼六四! 抗威權!】悼念「六四」二十九周年
Mourn June 4th , Resist Authoritarianism – The 29th Anniversary of JUNE 4

更新消息請留意 https://hka8964.wordpress.com/6429-2/

今年是「六四」屠殺二十九周年,支聯會定出「悼六四!抗威權!」為主題,與人民站在一起,與公義並肩同行,對抗「新時代」的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香港人民挺著脊梁,堅定地拒絕屈服、向強權說不!我們不忘初心,抗威權、爭民主!

二十九年來,香港是全世界及全中國唯一能每年舉辦數以十萬人的燭光悼念集會的地方,以良心和勇氣向強權說「不」!為不能發聲的人民(包括「六四」死難者和家屬,如天安門母親)發聲,拒絕向暴政屈服!香港市民在八九民運、「六四」鎮壓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承擔了維護歷史真相、拒絕遺忘、反對扭曲篡改歷史的重要責任。這不單是中國,更是世界公民應有的神聖任務!

支聯會呼籲各界人士,各盡所能,動員親友出席「六四」悼念活動,特別是5月27日(星期日)的愛國民主大遊行和6月4日(星期一)舉行的燭光悼念集會,以及聯署「平反六四」廣告。

支聯會悼念「六四」二十九周年的各項活動,需要大量義務工作人員協助工作,請大家積極參與。有意協助工作的朋友請電27826111與支聯會秘書處職員聯絡,以便能恰當分配人手。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27826111與秘書處職員聯絡。

活動總覽

2018年4月5日(四) – 清明節獻花暨圖片展
2018年4月15日(日) – 「毋忘六四」29周年長跑
2018年4月20日(五)至6月10日(日) – 「六四紀念館」專題展:「六四解碼──改革開放40年與六四」
2018年5月份 – 巡迴各區宣傳
2018年5月4日(五) – 洗刷「國殤之柱」
2018年5月4、11、18、25日(逢星期五) – 「習近平專政下『新時代』的分析」系列講座
2018年5月20日(日) – 民主風箏行動
2018年5月25日(五)和6月4日(一) – 「平反六四」聯署廣告
2018年5月27日(日) – 愛國民主大遊行
2018年6月4日(一) – 「六四」二十九周年燭光悼念集會


港支聯通訊 第116期 2018/02

PDF版本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目錄

  1. 悼六四抗威權,我們選擇與公義同行/何俊仁
  2.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蔡耀昌
  3. 「民主女神」的前世今生/
  4. 支聯會2017年活動回顧/煒煒
  • 聚焦鏡
  1. 以惡法治國/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2. 廢法廿年︰看中、港兩地走過的「集體談判」路/香港職工會聯盟
  • 再起西單
  1. 低端人口,患難見國情/呂秉權
  2. 神州內望/韋斯


【編者的話】

/文:麥海華

支聯會每年在維多利亞公園年宵花市都會擺檔,銷售民運書籍、紀念品;主席及常委為市民寫賀年揮春,漫畫家馬龍及尊子也義務為大家畫肖像;亦會派發支聯會宣傳及活動訊息。

去年,我們將攤位布置成一個迷你「六四紀念館」,以負片形式展示一些與八九民運及「六四」屠殺有關的相片,邀請市民用手機「負片」功能還原「真相」,吸引過萬市民入內參觀及瀏覽,當中大部份是年青人。以新穎形式讓他們增加對八九民運及「六四」屠殺的認識,效果不錯。

今年年宵攤位除了繼續往年的銷售和寫揮春、畫肖像等活動之外,更想到介紹民主女神像。當年,北京學生在運動後期,製作民主女神像,成為八九民運重要標誌。民主女神像雖然在「六四」屠殺夜被坦克碾碎,但這個民運的靈魂代表卻在香港重新被豎立起來,象徵民主的再生及發揚光大。

當然,民主女神像在香港的重塑,也曾遭官方的打壓強搶,但由於有市民的支持及傳媒的報導,最終才能得以保存,並在各大專院校存放。及後,多個民主女神像在美加等地被重新製作及豎立,反映人心不死,民主將會重臨中國大地的盼望。

今期作者「青」的「民主女神的前世今生」就為大家介紹「民主女神」的創作意念、參考的背景及在香港及美加等地民主女神像的重生。若各位到支聯會年宵攤位參觀,將會體會到我們為大家以別開生面的方式展現「民主女神」的前世和今生,更讓大家思考象徵符號對社會運動的作用。

今年是中共改革開放四十年,將會有大事宣傳的活動鋪天蓋地的展現和推出。

但除了強調經濟的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外,對貪污腐敗的根源,權力缺乏制衡,卻鮮有面對。觀乎近年來,國內對人民權利的踐踏,對維權人士以至維權律師的大抓捕,對教堂十字架的掃平,對教會的打壓,對低端人口的驅趕,以至製訂《國歌法》以嚴刑峻法懲罰違規者,都是走向極權專政的表現,而不是朝著與民為善的開放民主的方式來管治國家。

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在展望來年工作時,提出「與人民站在一起,與公義並肩同行」的原則,對抗「新時代」的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香港人民挺著脊梁,堅定地拒絕屈服、向強權說不!我們不忘初心,抗威權、爭民主!」他又說:「我們要不斷推展大家珍惜的文明價值觀,維護歷史事實的真相,並努力使我們的奮鬥目標和努力,得以承傳。」

「我們期待有一天,與大家再到天安門廣場,慶祝民主的建立,見證『人民真正站起來!』」

(此為網上版全文刊載。因版面所限,文章内容在印刷本中有所刪減。)


民運望遠鏡

悼六四  抗威權 我們選擇與公義同行

/文:何俊仁(支聯會主席)

「六四」屠殺後二十八年來,爭取「平反六四、實現民主」的支聯會,持續不斷奮力抗爭!

多年來,不時聽到支持當年鎮壓的一種招安説法:「你們看不見在『六四』平亂後,國家可以繼續穩定發展,今天才有如此富強的祖國嗎?為何你們如此頑固,要硬對抗,而不選擇與國家驕傲地站在一起!」

我們毫不猶豫回答:「我們選擇與人民站在一起、與公義並肩同行。」今天,大家見到的強大國家,其實是一部操控社會、鎮壓人民、掠奪經濟和壟斷政治的龐大機器!活在一個連基本自由人權也沒有保障的國家,人民可以享受幸福和尊嚴嗎?今天的中國人民,難道只能有溫飽的生存權嗎?

在「新時代」的個人獨裁、一黨專政下,無權無聲的人民,有如被封閉的高速列車,送入一條無盡頭、不見光的隧道中!在無聲漆黑的大地上,人民只得活著地等待。

在位於邊陲的香港,以萬計人民利用這小小的自由空間,每年「六四」齊集維園,以希望的燭光照耀漆黑的內地,以熱誠的吶喊和歌聲,激盪寂靜的神州!

香港人民挺著脊梁,堅定地拒絕屈服,向強權説不!我們不忘初心,抗威權、爭民主!

香港和內地同胞是生命的共同體,我們要繼續負起歷史給予我們的使命!

我們要不斷推動大家珍惜的文明價值觀,維護歷史事實的真相,並努力使我們的奮鬥目標和努力,得以承傳。

支聨會繼續與香港以及海外的民間組織,互動合作,發揮團結的力量!我們和大家選擇與公義同行,仰天無悔!我們期待有一天,與大家再到天安門廣場,慶祝民主的建立,見證「人民真正站起來!」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民運望遠鏡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文: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曾有人說,今年肯定是香港重要的法律年,因為有影響深遠又甚具爭議涉及中港關係的立法將會相繼提出,這包括「一地兩檢」立法、《國歌法》本地立法及傳聞即將捲土重來的《廿三條》立法等。本文將集中論及《國歌法》相關問題,包括其立法目的是否合理及立法對人權自由的影響。

說到《國歌法》,首先值得問的是:為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近七十年一直未有立法,而直到去年九月才由人大常委會制訂《國歌法》?事實上,半個多世紀以來沒有《國歌法》這全國性法律,並不等於中國沒有國歌以至相關規定,因為早於一九四九年通過的《關於中國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中已提及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沒有《國歌法》,多年來並未出現重大的實踐問題。之所以在去年制訂《國歌法》,相信原因有二:第一,加強國家意識(甚至黨國意識);第二,因應香港近年出現的「自決港獨潮」以及在一些場合有人對國歌的侮辱,因此要透過立法加上刑罰規定予以遏止。但這一來,《國歌法》(尤其需要在香港立法實施)便毫無疑問會引起香港人對限制言論表達自由的憂慮。

根據香港法律團體「法政匯思」早前所作的研究,顯示並不是所有國家均有《國歌法》的規管(如英國、澳洲、南韓等國便沒有類似立法),而一些有《國歌法》的國家就違反規定所訂立的罰則也相對輕微(如罰款了事);但相對來說,去年人大常委會制訂的《國歌法》及其後就《刑法》所作的修改,綜合起來規定「在公共場合侮辱國歌情節嚴重的,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而估計當香港特區要就《國歌法》進行本地立法時,也很可能將違反法例的最高刑罰訂為入獄三年。

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論自由,該法第三十九條亦確保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規定於九七後繼續有效,而《公約》第十九條則清晰保障言論及表達等自由;雖然《公約》規定的言論表達自由並非絕對自由和權利,但如實施限制則要合法和有合理目的等(如真的涉及對國家安全的即時和嚴重損害),因此如將人大常委會制訂的《國歌法》的條文規定沒有加以考慮人權保障的情況下在香港進行本地立法,則是對香港人權的重大衝擊。

說到底,是不是尊重國歌,主要是國家認同是否足夠的問題,而不能單靠法律武器行事。

而關於國歌與國家認同的關係,也不能不回顧一下現時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作詞人田漢的悲慘經歷:作為全國知名的劇作家,與不少文化人一樣,難逃被中共打壓的命運;文化大革命期間,田漢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鬥倒批臭,受盡折磨侮辱,兒子更公開宣布與他劃清界線;田漢在囚室一樣的醫院病房中度過生命最後的歲月,死時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田漢被打倒後,其填詞的《義勇軍進行曲》曾一度不能再唱,並將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改為「起來!忠於毛主席的紅衛兵」,及至「文革」後才恢復《義勇軍進行曲》舊詞。說到對國歌的尊重,諷刺的是,可能對其侮辱的始作俑者便是共產黨。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民運望遠鏡

「民主女神」的前世今生

/文:青

生命的真正終結不是死亡,而是遺忘,這是近期大熱動畫《玩轉極樂園》帶給人們的反思。一個人的生命如此,一尊雕像的「生命」也如此,是人們的紀念活動賦予雕像不死的生命、流動的意義。早前中文大學的民主女神像披上本港「良心犯」名單,令八九民運與當下香港的社運、學運有了連結;二十多年來,正是人們不遺忘,使得「民主女神」生生不息、遍地開花。今年支聯會的年宵攤位將化身迷你紀念館,細述「民主女神」的前世今生。

人民的廣場 人民的神像

「石膏塑成的民主神像,雖然不能永久保存,我們堅信,黑暗就會過去 ,曙光必定來臨……我們堅信,真正民主到來之日,我們一定會再來廣場,豎立起一座雄偉、高大、永遠的民主之神像。」

二十多年前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日,民主女神像昂然矗立於天安門廣場,學生朗讀《民主之神》宣言,似乎預見這座神像生命的短暫,也預示神像的「不亡」。

那是北京戒嚴第十天,廣場陷入混亂、骯髒、凋零的狀態,學生進退兩難,「民主女神」的誕生大大振奮人心。這座雕像由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中央戲劇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等院校二十多名學生,於中央美術學院內用三天三夜、不眠不休趕製出來。

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在數千市民護送下,雕像分四個部件用三輪車運往天安門廣場。學生赤手空拳,沒有起重裝備,只能靠繩索布條,運用槓桿原理裝嵌,把沉重的雕像一寸一寸拉上預先架好的棚架,十分吃力。五月三十日中午,經過十六小時裝嵌加工,神像終於挺立於天安門廣場,覆蓋神像的紅藍布幅在激昂的《國際歌》聲中徐徐拉下,現場歡聲雷動。學生在《民主之神》宣言指出,民主女神像是這次運動的象徵,奉獻給在廣場絕食的學生以及參與民主運動的民眾。

「民主女神」高約十米,雕像內模為泡沫塑料,石膏外層。神像外形頗為中性,臉形清秀,短髮飄揚,身披長袍,雙手高舉火炬。有說雕像是按「文革」期間政治犯張志新的形象創作,也有說雕像藍圖取自當時雕塑系學生的功課。

據《人民不會忘記》,有參與製作神像的學生不諱言,民主女神像的設計參考美國的自由女神像。「自由女神」右手伸直高舉火炬,左手擁書,書上寫着美國獨立的日子,是一個勝利宣言;「民主女神」則雙手微彎緊握火炬,展現出一份堅毅,有分析指當時運動正處於低潮,神像雙手擎火炬,似是表示要以雙倍勇氣和力量爭取自由民主。

民主女神像的擺位也凸顯這份抗爭精神,神像正面向着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兩者相距約三百米,遙遙對峙,象徵民主與專制的較量。

神像的豎立使廣場再度沸騰起來,數十萬巿民爭睹女神風采,自發守護神像。神像也引來官方強烈反彈,北京市天安門管理委員會發表聲明,指在廣場內聳立女神像是「對國家尊嚴與民族形象的污辱與踐踏」,《人民日報》於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連續三天發表文章抨擊。

五日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解放軍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輾碎,與無數抗爭者一同遭到「屠殺」。

「民主女神」 活在過去也活在當下

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像雖然只「存活」數天就被無情摧毀,但迅即在各地「復活」。「六四」屠殺後不久,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香港十多名藝術工作者及六十多名演藝學院學生合力製作,仿製民主女神像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在香港豎立起第一座「民主女神」,於維園舉行揭幕儀式,讓巿民參觀和哀悼北京死難者。

可惜首個「港版」民主女神像壽命也不長。據〈最終,一個香港人臉孔的民主女神像〉一文,當時社會氣氛仍然很緊張,藝術工作者在演藝學院後台製造雕像,不時傳聞有中共特工滲透,學院高層也施壓,以保安原因要求將女神像移走。一九八九年底,因未能申請永久擺放民主女神像的地點,神像被拆毀長埋地下。

一九九零年代初,支聯會義工以鐵絲網製成一個高六呎的民主女神像,在「中秋民主燈火行動」、「清明節獻花」和「六四」紀念活動等場合豎立。二零零四年五月一日,支聯會以玻璃纖維重塑一座高八呎的民主女神像,在山頂舉行揭幕儀式。

二零一零年「六四」前夕,銅鑼灣時代廣場展出旅美雕塑家陳維明以玻璃鋼製成的民主女神像,雕像連基座高六點四米,一手高舉火炬,一手擁着寫上「自由、民主、公義」的書本。由展出到落戶香港掀起不少風波。

五月二十九日,雕塑運抵時代廣場,未豎立已收到食環署警告,指違反娛樂場所條例 。警方到場搶走兩件展品,支聯會十三名常委及義工被捕。五月三十日,支聯會抬着另一尊民主女神像遊行,並於遊行結束後將神像送往時代廣場,警方再沒收女神像。「強搶民女」事件引起公憤,在輿論壓力下,警方無條件歸還女神像,提早開放維園供女神像展出。

中大學生會提出將陳維明的民主女神像移送中大長期擺放,與香港大學的「國殤之柱」互相呼應,但遭校方以「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為由拒絕,校內外群情洶湧,斥校方政治獻媚、打壓表達權利。當晚「六四」燭光集會後,中大學生會與逾千市民護送女神像入中大,豎立於大學火車站對出的大學廣場。

「民主女神」落戶中大後,逐漸融入學生的各種抗爭活動,不斷被賦予新意義;民主女神像超越了紀念「六四」單一歷史事件,成為追求自由與公義的標記。學生曾為女神像披上彩虹裙,表達對同志運動的支持;去年多名學生領袖和社運人士被檢控入獄,女神像被圍上寫有百多個名字的黑白橫額,聲援香港新一代良心犯。

除了香港,「民主女神」的身影也見於全球各地,包括美國三藩市唐人街「花園角廣場」、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以及加拿大溫哥華卑詩大學、多倫多約克大學和卡加利卡加利大學等,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於澳洲悉尼揭幕,由陳維明製作的民主女神像。

「民主女神」的足跡愈走愈廣,但二零一二年進入台灣金門之時卻遇到阻礙。陳維明曾和金門政府簽訂協議,雙方合作投資在金門海岸線上建立一座高六十四米的民主女神像,以紀念「六四」並彰顯台灣作為中國「民主燈塔」的作用。然而合約生效不到一天就被喊停,當時馬英九政府被指屈從北京壓力而毀約。

不知何年何月,民主女神像才能重新屹立於北京天安門廣場?屆時你心目中的「民主女神」是何模樣?是重現一九八九年的民主女神像,還是女神一手高舉自由火炬,另一手擁着《零八憲章》?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民運望遠鏡

支聯會2017年活動回顧

文:煒煒

1. 臨時「六四紀念館」
艱苦經營兩年的「六四紀念館」,在業主立案法團的訴訟纏擾下,終在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閉館。紀念館雖暫時關閉,但支聯會去年於不同地點設置臨時「六四紀念館」,傳承歷史真相。
支聯會常委總結以往籌辦臨時「六四紀念館」的經驗,認為仍是需要盡快覓址重開永久紀念館,並以長期的公開展覽活動凝聚支持力量和發揮影響力。紀念館正進行「眾籌」,以物色更大面積的地方重新開館,延續傳遞「六四」真相的使命。現已有一些選擇和構思,希望「六四紀念館」的重開,可於「六四」三十周年前實現。

・迷你「六四紀念館」
去年的維園年宵攤位布置成迷你「六四紀念館」,主題是「毋忘六四,還原真相」,市民用手機「負片」功能還原「真相」。

・尖沙咀「六四紀念館」導覽紀錄片
由資深傳媒人、曾採訪八九學運記者謝志峰製作的尖沙咀「六四紀念館」導覽紀錄片,載於去年新版的電腦和手機兩用「六四」記憶棒,即使原紀念館被迫關閉,紀念館內貌和內容均保存下來,透過謝志峰親自導覽,認識八九民運及「六四」屠殺歷史,並了解中國最新的人權狀況。

・「六四紀念館」專題展
去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五日,支聯會與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合辦「六四紀念館」專題展,主題是「六四關我?事」。專題展以互動形式向公眾介紹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歷史,讓參觀者思考「六四」與個人、香港和中國的關係,期盼以史為鑑,共同探討如何建立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
專題展內容包括:命運抉擇體驗(擋不擋坦克?絕食不絕食?撤離不撤離?)、八九民運時間廊。專題展更獲多個藝術團體和藝術家支持,於展覽期間在創意藝術中心舉行多項「六四」相關活動,包括紀錄片放映、真人圖書館、音樂工作坊、一人一故事劇場等。展覽期間支聯會獲熱心人士借出「銘記八酒六四」紀念酒於「六四紀念館」展出。

2. 「六四」二十八周年悼念活動
「六四」屠殺踏入二十八周年,支聯會以「平反六四、結束專政」為主題,制止中共逃責,追究屠殺責任,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民,建設民主中國。「六四」二十八周年悼念活動包括:

・ 清明節獻花
二零一七年四月四日清明節是「四五天安門事件」四十一周年,支聯會於尖沙咀鐘樓旁舉行「清明節獻花」活動,搭建「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紀念碑,並陳列中共建政以來的政治運動、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事件以及香港市民支援民主運動的展板。透過獻花及展覽,追思曾為爭取民主犧牲的烈士,表達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奮戰不息的決心。

・「毋忘六四」二十八周年長跑
支聯會於四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喻意8.9)舉行「毋忘六四」二十八周年長跑,希望以長跑運動永不言棄的信念,結合八九民運精神,盡力完成目標。路線途經多個香港市民支援八九民運遊行集會的歷史地標。讓跑手、市民和遊客重拾那段「不想回憶・未敢忘記」時刻。全程約十五公里。

・愛國民主大遊行、「習近平政權下的公民社會」座談會
五月二十八日,支聯會一如以往在「六四」前的周日舉辦「愛國民主大遊行」,跟過去兩年開始採用的遊行路線一樣,遊行目的地為西區中聯辦。遊行於下午三時正由灣仔修頓籃球場集合出發,沿軒尼詩道、金鐘道、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西、西邊街,遊行至西區中聯辦抗議,約一千人參與。遊行開始前,於下午一時正至二時半於修頓籃球場舉行「習近平政權下的公民社會」座談會。

・「六四」二十八周年燭光悼念集會
支聯會於六月四日晚上八時在維園足球場舉行「『六四』二十八周年燭光悼念集會」,約十一萬人出席。支聯會為響應環保,在維園入口設置二維碼供市民掃描取得網上版場刊,減少紙張;支聯會網站設有電子閃動「燭光」圖片,供市民下載以代替現場點燃蠟燭,但現場仍備有傳統蠟燭供市民使用。

3. 悼念劉曉波、還劉霞自由
去年,劉曉波不幸病逝,事件震撼全球。在他病重期間,支聯會發起到中聯辦抗議、舉行燭光集會、郵寄市民簽名的明信片、中聯辦外接力靜坐等行動,爭取劉曉波可在太太劉霞的陪同下出國治病。支聯會常委亦先後會見多位外國駐港使節,要求他們國家的首長在G20高峰會上遊說習近平允許劉曉波出國就醫。劉曉波最終於七月十三日病重離世。隨後,支聯會舉辦了燭光遊行、七日祭、海祭以至百日祭等悼念活動。未來,將持續爭取劉霞可以自由出國。

4. 聲援內地維權人士
自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共更進一步走向極權專政,內地民間社會被全面封殺打壓。支聯會堅持在香港聲援內地良心犯及維權人士,不僅由於在港仍有發聲的自由,更因在中共高壓統治之下,內地與香港人權捍衛者都是命運共同體。

支聯會二零一七年曾聲援內地良心犯及維權人士,包括:符海陸、陳兵、羅富譽、張雋勇;王全璋;吳淦;姚文田;唐荊陵;黃琦;秦永敏;劉賢斌;郭飛雄;林祖戀等。

「銘記八酒六四」: 符海陸、陳兵、羅富譽、張雋勇
符海陸、 陳兵、 羅富譽、張雋勇因在二零一六年設計、製作、包裝及網上宣傳售賣「銘記八酒六四」白酒,先後被神秘帶走,失蹤一個多月後始被當局正式「逮捕」,罪名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未受審已被定罪,至今仍然在囚。
陳兵是當年八九學運領袖,在囚異見人士陳衛的孿生弟弟。他與律師會面時表示:「紀念六四,永不放棄對真相的追求,是我身爲八九學子必然的選擇。如果要因此判刑,不管是五年還是十年,都是我應當的承擔,只是愧對家人。」

「七零九大抓捕」:王全璋、吳淦
王全璋和吳淦皆於「七零九維權律師大抓捕」案中被拘捕者,事件由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起,中國公安局帶走不同地區的維權律師、維權人士等。當中王全璋是迄今唯一沒有任何音訊人士,自被捕以來一直未能見自己的律師,也不像其他人有影片流出。有推測指王全璋案已在二零一七年中秘密開庭,但消息一直無法證實。吳淦一直拒絕官派律師,拒絕拍攝認罪視頻,更透過律師發表《開庭前聲明》,明言公安作出「各種程式違法、酷刑、虐待、侵佔我財物、強迫我採訪、強迫我放棄自己請律師的權利」等行為。吳淦案於去年八月十四日秘密開庭,天津二中院官方微博發佈新聞稿,指稱「被告人認可其行為觸犯了刑事法律,構成了犯罪」。秘密庭審是對被告人訴訟權利的最大侵害,中國法院此等單方面的發佈更是毫無公信力可言。 他們案件仍未宣判,二人卻一直被囚至今。

香港書商:姚文田
七十七歲香港書商姚文田擬出版《中國教父習近平》,二零一三年十月被誘騙到內地後拘捕,二零一五年五月被深圳市中級法院以「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及罰款二十五萬元人民幣。姚文田患心臟病及哮喘,現住監獄醫院,但當局一直拒絕讓他保外就醫。

發起公民不合作運動:唐荊陵
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的唐荊陵律師,二零一七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五年徒刑。去年七月唐荊陵家屬探望得知唐多次發生心臟赤痛,監獄檢驗有胃炎及便血,家屬要求複製病歷被拒,而唐在獄中病況反映監獄、看守所飲食和居住、管理、人權等多方面出現嚴重問題,一個健康的人被折磨出現多種病。

・ 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創始人:黃琦
「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創始人黃琦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檢控,身患嚴重腎炎、糖尿病、嚴重的腦血栓、心肌炎、冠心病、肺氣腫等多種病患。黃琦母親浦文清擔心兒子像劉曉波死在獄中,希望當局能從人道主義出發,釋放黃琦。

內地著名異見人士 :秦永敏
秦永敏是自七十年代以來一直堅持發聲的異見人士,四十多年來曾被抓捕、拘禁三十九次之多, 被囚共二十二 年。二零一五年一月被指「接受外媒採訪及寫文章過多」被行政拘留,後來被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他在十天行政拘留期滿後並未獲釋,被「失蹤」兩年之久。去年十二月其辯護律師藺其磊收到法院致電通知,指秦永敏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將召開第二次庭前會議,但案件至今仍未有開庭的具體時間。

四川異見人士及《零八憲章》首批簽署人:劉賢斌
劉賢斌自「六四」屠殺後被中國政府三次拘捕,輾轉入獄超過二十五年,將於二零二零年出獄。至今,劉賢斌人生近二分一時間在獄中度過,妻子陳明先和女兒陳橋亦因劉賢斌關係成為監控對象,公安多次上門搜查。一家人聚少離多,陳明先說一家人從未共度新年,連一餐團圓飯也沒有,只曾在獄中和劉賢斌吃過一頓火鍋。

廣東法律工作者:郭飛雄
郭飛雄因援助被官商搶地的太石村村民,多次被公安非法禁錮。二零零六年,郭飛雄被廣州公安暴力毆打。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再次被捕,並被公安施以酷刑。首先是坐老虎凳四個小時,手被反綁背後成三百六十度吊起。公安還用高壓電警棍兩次電擊他的生殖器。因參與《南方週末》抗議事件,二零一三年八月八日被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刑拘,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被判刑六年。

烏坎村維權領袖:林祖戀
林祖戀是廣東汕尾陸豐烏坎村維權事件主角、村民推選的烏坎村前村委會主任。烏坎村事件是在二零一一年因烏坎村土地被村委會成員私下變賣而起,林組戀幫助村民討回被侵佔土地。二零一六年六月,林祖戀準備帶領村民上訪前夕,被當局指控涉嫌受賄、串通投標及借學校工程受賄八萬元人民幣,深夜荷槍實彈把他從家中帶走,再安排他在電視「認罪」。其後他因「受賄」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兩罪被判囚三年一個月。林最初認罪不上訴,但其後突然提出上訴。二審駁回,維持原判,在陽江監獄服刑。去年年中他於獄中跌倒致左膝骨折,送到廣州做手術,其間又驗出患肺結核,家屬希望申請已屆七十三歲高齡的林祖戀保外就醫,但認為過程艱難,並無把握。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聚焦鏡

以惡法治國

/文: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過去數十年來,中國政府一直高談建設中國法治制度,習近平自二零一三年掌權以來,尤其如是,二零一七年中共「十九大」更說要全面依法治國。多年來,中國普羅大眾都渴望個人權利能愈來愈受法律保障,以及政府權力能更受到法律約束,但時至今天,大家的期望卻悉數落空。

的而且確,自習上任以來,中國政府更頻繁地訂立各種法律及行政法規。截至二零一七年初,第十二屆全國人大 (1) 期間共立法及修法多達六十多部,為人熟知的包括:《網絡安全法》、《國家安全法》、《人口和計劃生育法》、《反恐怖主義法》及《反間諜法》等等。(2) 然而,法律多寡卻不能反映一個地方的法治程度。要衡量法治程度,我們還要看該地的法律有否好好保障人權以及政府是否於法律上問責。以此標準來說,中國政府過去的工作非但沒有推進法治,近年更有以「惡法」治國的趨勢。

所謂「惡法」治國,就是透過訂立或修改法律肆意擴大政府權力,從而將一些原本屬於違反人權的行為定為「合法」。這些惡法要不是以含糊不清的條文賦予相關部門廣泛的執法權力,就是要把原本受憲法保障的公民言論及活動納入政府設立的監控機制之中,上述的法律中不少屬於至少其中一類。

以《網絡安全法》為例,此法訂明個人及組織使用網路時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並要對其網絡行為負責任;另外按該法第五十八條所述,政府可因「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秩序」在特定區域對網絡通信採取限制。但至於甚麼是「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及「社會公共秩序」,法例語焉不詳,結果很多時都容讓執法機關自行詮釋,這些含糊不清的字眼往往成為執法機關濫權的法理依據。在《網絡安全法》下,後果可以是個人用戶因在網絡上寫下「習包子」而被行政拘留或被判入獄。而另一個會出現的情況是當中國某地區有群體示威,只要公安認定該次示威屬國家安全事件或違反社會公共秩序,經國務院批准後,便可以限制該地區網絡服務(即是斷網),實施消息封鎖。但遺憾的是這些任意限制公民的言論自由及通訊自由的行為仍然是「合法」的。

近年新增限制公民活動的法律還有在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這組法律規定境外民間團體必須接受公安的管理才可合法營運,而其活動更必須受到公安監督。中國政府立此法律的用意顯然易見,就是要將原先帶有批判力的民間團體納入政府的監控之下,並以「合法」之名以期削弱公民社會監督違反人權的空間和能力。

說穿了,中國政府的所謂「依法治國」其實只是把法律用作工具,把蠶食公民權利和窒礙公民社會健康發展的措施合理合法化的把戲,旨在於外界批評其人權狀況時能用上一句「中國政府會依法處理,不容外國對中國司法制度說三道四」回應。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本身是多項國際人權公約的締約成員,落實基本人權乃其義務。故此,中國政府應該做的是修改有漏洞的法律,使其符合國際人權標準,而不是利用法律作掩飾。加上基本人權屬普世價值,任何政府作出違反人權原則的行為也應受到譴責,並不存在因為該等行為合法而不用追究。現在中國政府這種惡法治國的管治模式無疑是本末倒置。

1.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任期從2013年3月到2018年3月
2. 中國公民憲法法律實施監督意見書2017年3月9日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聚焦鏡

廢法廿年︰看中、港兩地走過的「集體談判」路

/文:香港職工會聯盟

二零一七年是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周年,也是集體談判權被廢除二十周年。二十年前的十月,臨時立法會通過廢除剛立法四個月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法例。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國政府對集體談判權的法例,何其忌憚,決心廢之而後快。

勞動三權(自由結社權、罷工權和集體談判權)為國際公認的公民權利,也是國際勞工組織(簡稱ILO)所提倡的基本人權。其中集體談判權更受到ILO重視,在國際勞工公約中,便有兩條保障此方面的權利(第九十八和一五四號公約),極力向會員國推廣。「六七暴動」之前,香港一直沒有勞工法例,要到一九六八年才立法制訂《僱傭條例》。

戰後出生的年輕一代開始重視自身權利,拒絕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直接推動獨立工運的發展。為文憑教師爭取合理薪酬成就「教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創立。同年(一九七三年)大東電報局自發成立職員會,並透過工業行動迫使資方簽署第一份勞資協議,為集體談判在香港的首例。「六四」後,不同行業的獨立工會共同組成「職工盟」(香港職工會聯盟),成為香港自主獨立工運大旗手,堅持推動在香港落實勞動三權,終在主權移交前通過《集體談判權》的私人條例草案。獨立工運即是獨立於政權和政黨的民間力量,是一種社會改良的健康力量。然而,無論對於行政主導和中央集體的體制來說,卻是一種禁忌。

主權移交後,香港特區政府利用中央欽點的臨時立法會廢除《集體談判權》,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短命的法例。但仍無阻工人運動爭取集體談判權;經歷兩次全球金融風暴和沙士,政府和財團不斷利用「共渡時艱」欺騙工人,但經濟復甦後工資增長卻停滯不前,扎鐵工人、國泰空中服務員、葵涌碼頭工人等罷工,一浪接一浪成功迫使壟斷商會、跨國財團和亞洲首富讓步,訂立勞資集體協議。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後過渡期成長的一代(通稱七十、八十後)漸漸成為工會的主力。廢法二十年後的今日,爭取集體談判權的力量開始匯流,並由年輕人奪回本屬於工人的勞動權利和工作間的民主協約權。

與香港一河之隔的中國大陸,自中共奪取政權後,以壟斷「人民」的名義專政,在建政初年就剝奪工人的罷工權,只容許工人參與生產管理和集體合同的制訂,同時禁止中華全國總工會(簡稱「全總」)以外的工會成立。自此,中國工人只能談利益分配,卻被剝奪勞動三權,這個限制至今仍存在。

「文革」後的中國猶如一片廢墟,鄧小平為了融入國際資本主義的遊戲,以改革開放名義,取消與國企工人的潛在協議,打破他們的鐵飯碗。「六四」後為了招商引資,更威迫利誘農民工進入城市打工,為外資提供廉價勞動力,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流動工人群體。自此,過去的勞動法規失去效用,中國政府在一九九四年頒佈《新勞動法》、二零零八年頒佈《新勞動合同法》,為新環境劃定新的規則。

自二零一零年富士康「十六連跳」和本田南海汽車廠罷工開始,廣東以至全國各地野貓式罷工不斷,曝露了「全總」代表不了工人的事實。故此,勞動三權的倡議再次被提上議程,集體談判條例再被重新考慮,最後在「勞資政工」等力量互相角力下,二零一五年廣東省正式頒佈《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既承認工人一方可以派出談判代表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也確立中國特色的集體談判模式——「勞資政工」這四個主體的結構形態,間接承認「全總」不能代表工人。

天下沒有免費午餐,中共也不會白白賜予權利,就如上文提及的立法,也是中國工人以抗爭和被鎮壓的血淚換來的。

鄧小平為了延續改革開放,強迫三千萬國企工人下崗,國企工人則發起罷工潮維權。為了與工人重新立約,制定新勞動法,工人以「依法維權」口號,推動新一輪維權行動,讓地方政府官僚疲於奔命,最後被迫推出一個更具體的新勞動合同法。但新生代農民工並不滿足於此,自二零一零年以更激烈罷工方法,曝露「全總」的不作為,並要求新的勞資協商機制,爭取集體談判權。中國政府以抓捕、鎮壓、起訴、監控等暴力方式,打壓協助工人維權的勞權人士和民間團體,卻仍然難以平息罷工,最終只能推出一個四不像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再起西單

「低端人口」,患難見國情

/ 文:呂秉權(浸大新聞系高級講師)

早前,北京等大城市驅趕「低端人口」,上演了「中國式排華」,在寒冬中讓原來的「國家主人」無家可歸,流離失所。但「低端人口」其實並不低端,而且曾經是上賓,看看中國國旗和《憲法》就略知一二。

國旗上有五顆星,一大四小。大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星分別代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共產黨起家,就是靠農民和工人,所以他們是被化成國旗上的星星,天天被高掛;中國《憲法》總綱第一條開宗明義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可是,當權者這次鐵了心、紅了眼的對待中國農民工,正好印證國旗上的中國、《憲法》裏的中國與實際上的中國是兩碼子的事。

一個國家真實面貌的反映,往往不在於其GDP、導彈炮艦、偉大基建和官方說辭,政府的真面目,人民最入心的,是你如何對待他們,除了「同富貴」,有時更重要的是在困難之時,政權如何與百姓「共患難」。

今次的「患難」,由北京的兩場大火講起。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北京京郊大興區一間公寓發生大火,造成十九人死亡。此前再早八天,首都機場所在的順義區發生另一場大火,當時正值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明報》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此頗為不滿,要求習辦向上任大約半年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問話,問「這把火是燒給誰看的?」

自此,北京展開為期四十日的安全隱患整治行動,驅趕數以萬計的所謂「低端人口」,勒令他們短時間搬走,不從者就斷水斷電、半夜突襲、強行清走。在北京隆冬零度以下的氣溫,大批農民工扶老攜幼,流離失所,飢寒交迫,財物被毀,尊嚴掃地。

事後,內地過百名知識分子,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等發起聯署,指事件違法違憲及嚴重踐踏人權。北京市安全生產的負責人否認是驅趕「低端人口」,說只是為了民眾安全,但就承認基層幹部工作急切,為民眾帶來困難。但否認還否認,官方的文件和掛出的橫額「清退低端,人人有責」已是明證。

很喜歡《聖經》中有關善待小兄弟的道理,耶穌說:「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中國政府有善待「小兄弟」嗎?「祖國母親」怎麼對待自己的「子女」呢?

一個億萬富豪,雖然腰纏萬貫,但如果他有錢無品,對僕人呼呼喝喝,見乞丐就一腳踢開其「行乞缽」,恃勢凌人,你會尊重他嗎?

六年前的隆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曾經踏雪到河北的貧困縣,與窮苦人家同坐炕上,塑造與窮人同甘共苦的形象。習當時說:「對困難群眾,我們要格外關注、格外關愛、格外關心,千方百計幫助他們排憂解難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時刻放在心上,把黨和政府的溫暖送到千家萬戶。」

去年底,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新上任,習近平又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

如今,這一大批所謂的「低端人口」都掉了隊、被嫌棄。

聽其言,不如觀其行。

觀其行,勝過官話萬語千言。

患難見真性,老百姓看得更真。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神州內望。

文:韋斯

「七零九案」王全璋被失蹤近千日
至今年一月十二日,「七零九案」王全璋律師被失蹤九百一十七天。當天委託程海律師、藺其磊律師及「七零九」家屬、友人,前往天津第二看守所探望王全璋遭拒,律師到法院閱卷亦遭拒。王全璋被失蹤一直音信全無,生死不明,海內外輿論強烈關注。即使如此,中共當局仍我行我素,執法犯法,視法律如廢紙,踐踏人權肆無忌憚。
原珊珊(「七零九」謝燕益妻子)一月十二日說:「『七零九』一個都不能少。現在全璋的兒子高燒不退第三天,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已經分身乏術。」

史庭福宣講「六四」案開庭審理
二零一七年六月四日,在南京江東門大屠殺紀念館門前宣講「六四」屠殺真相,次日即被當局抓捕羈押的維權人士史庭福涉嫌「尋釁滋事罪」一案,於一月十二日在南京市雨花區法院公開開庭。
史庭福曾在蘇州「四.二九」祭奠林昭時被帶走。

維權許光利被湖北警方批捕
湖北維權人士許光利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購買廣東清遠開往衡陽的車票後就失去聯繫。後獲悉被荊門警方刑事拘留。一月十一日家屬得到批捕通知書,罪名是涉嫌「尋釁滋事罪」。
二零一七年七月許光利曾在瀋陽祭奠病逝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其後一度被當局關押。一個月後另一名維權人士吳淦在天津受審,許光利抵達當地即被當局抓捕,關押十多個小時後獲釋。

老兵抗拆自衛殺人上訴駁回
山東村民丁漢忠遭強拆,被多人用木棍、鐵鍁等圍毆,還有人用鐵鍁鏟破他的頭,「鮮血頓時流滿整個頭部」,情急之下,出於本能隨手從摸起一把鐮刀,在身前亂掄以自衛,致拆遷人員死亡。案件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日宣判,被告由一審的死刑,改判為死緩。

余文生遭酷刑提起國家賠償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北京律師余文生因涉嫌支持「香港佔中」被北京市公安局大興分局抓捕,同年十月十四日被刑事拘留,十一月二十日批准逮捕,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日被取保候審,共被羈押九十九天,一年左右無法正常工作。今年一月十日,余文生就遭受酷刑提起的國家賠償申請書,要求被侵犯人身自由賠償二萬五千元、賠償收入損失六萬五千元、疲勞審訊精神損害費一萬元、遭受酷刑及身體造成傷害(小腸疝氣)精神損害費一百四十萬元等。
余文生被羈押期間遭酷刑,家和律師事務所均被搜查,物品被抄,被關死囚牢六十一天,提審近二百次,每天經常被提訊十六、七個小時,無法保證睡眠,不能見律師。

洛陽天寒地凍一夜強拆四戶
一月八日晚上八時到次日凌晨,洛陽市洛龍區強拆隊伍,將練莊村四戶農家夷為平地。天寒地凍的洛陽又增添四戶無家可歸的農民。
強拆隊伍手持盾牌、鋼叉;有的配備強光手電、滅火器;還有消防車待命。村民報警,民警到場竟置若罔聞,村民求救無果。

吉林上千教師冒雪上訪維權
一月八日上午,吉林省被辭退的民辦代課和幼兒園教師以及在職的代課教師李昱、陳昌文等近千人,冒雪在零下近二十度,到長春市信訪局集體上訪討公道。
教師代表要求:沒有到達退休年齡的合格老師返回工作崗位、為所有老師辦理養老保險、解決所有老師的醫療保險等。省信訪局答覆,教師聚眾上訪就是非法上訪;民辦教師被辭退是必然趨勢。「談判」不歡而散。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檔案速遞:「六四」29周年悼念活動


港支聯通訊 第115期 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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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11/2017 第115期

目錄

  1. 中共「十九大」的「新時代」/鄭宇碩
  • 民運望遠鏡
  1. 「天安門母親」生者與死者/
  2. 尋找北京的《逆權司機》/盧偉明
  • 再起西單
  1. 暴力以外的行政處罰/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2. 塞班島中國工入工潮 揭示中資海外投資五大問題/香港職工會聯盟
  3. 神州內望/韋斯
  4. 從民主牆事件回望民主牆運動/蔡耀昌
  • 支青組通訊
  1. 從大學生角度看民主牆爭論/蔡佳洋


【編者的話】

/文:蔡耀昌

有說:我們進入了新時代。有說:今次大會落實了新老交替。有說:我們需要新的核心。有說: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有說:偉大鬥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有說: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有說: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

不知不覺間,我們真的進入了更為嚴重的「口號時代」。那些簡單又看似很有道理的口號,表面上是有其吸引力的;然而,再問、再深究,大多是空洞又不明所以的語言文字,到底當中有何含義,恐怕只能由當權者詮釋。在這「口號時代」,人們只能愈發不斷被迫「被相信」,只能「不要問,只要信」。

「口號化時代」,也很容易讓我們墮入「非黑即白」的邏輯,不僅輕易高舉「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的簡單論述,也往往合理化在「偉大理想」的旗幟下一切手段均屬合理的迷思中。

大家都在說: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然而,值得時刻反思追問的是:真的仍在「不忘初心」地實踐嗎?抑或是「初心易得,始終難守」?

在這愈趨混沌紛亂的時代,要拒絕「口號至上」,我們必須全面拒絕犬儒,必須拒絕一切惟我想法是不可挑戰的「強盜邏輯」,必須有更寬大的胸襟去認知社會上的多元性,必須明白群體協作往往較高舉核心更為可持續。無疑,在當前大氣候下,這真的有如逆水行舟。民繼續與海外支援民運團體一起攜手,為平反「六四」及中國民主而繼續努力!

 


中共「十九大」的「新時代」

/文:鄭宇碩

「十九大」結束,習近平大權獨攬。人事安排上不須要考慮派系平衡。江澤民的舊人均因年紀老邁下野,胡錦濤的團派勢力大降,胡春華不能進入政治局常委,李源潮退任,孫政才在「十九大」前被褫奪公職。

習近平的舊部和親信大舉進入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五年前習近平初任黨總書記,在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並無穩定多數支持。今天基本上沒有任何派系或領導人有力挑戰習近平。當然,大權獨攬自然要承擔所有政策失誤的責任。

沒有挑戰者並不意味整個黨政機器能如臂使指。打貪運動對整體幹部的積極性自然有所損傷;中共要求各級幹部申報資產以及是否擁有外國護照和外國居留權,歷經廿多年而幾乎無進展;「見到紅燈就繞路走」的現象在幹部層中仍然普遍。這就是大權在握的領導人要面對的挑戰。

過去五年,習近平身兼多個中共中央領導小組的召集人,而以親信出任這些領導小組的辦公室主任。「十九大」前大幅調整軍方的重要任命,總參謀長和總政治部主任權力受到削弱,現在兩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均沒有再兼任實職,胡錦濤時期作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被架空的現象將不復見。

年前取得領導「核心」的稱號後,「十九大」修改黨章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列為黨的領導思想,地位直追毛澤東,甚至可說是超越鄧小平。躊躇滿志,自然不再韜光養晦,打算大有作為。

習近平的「中國夢」就是強國夢,他「十九大」的報告清楚提倡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來增強中共政權和個人政治地位的正當性。鑑於「新常態」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維持每年百分之六至七左右,習近平將更銳意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十九大」的報告提出建立「世界一流軍隊」的目標,以及世紀中把中國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這都是第一次出現在重要的黨文件。過去只是說世紀中力求達到中等的發達國家水平。建立「世界一流軍隊」需要龐大的資源;過去冷戰時代美蘇爭霸,蘇聯雖然在軍事力量趕超美國,但終於因為經濟疲弱而導致政權崩潰。

今天中國急於建立「世界一流軍隊」,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中國一眾鄰國的「中國威脅論」會更有市場。現階段中國領導層對東南亞國家經濟靠近中國,安全靠近美國感到不滿;隨著中國發展軍事力量,鄰近國家的對沖政策會更形顯著。

為提升國際影響力和國際地位,習近平大概會繼續增加和推動「一帶一路」計劃。現階段的中國是否應該更務實地把資源投放於改善國民生活?事實上國內不少知識分子對中國龐大的外援計劃私下提出批評的意見。

為減少國民就貧富越趨懸殊的不滿,習近平政府過去五年繼續胡溫時期大力改善社會保障網的政策。在經濟增長放緩的階段,習近平政府希望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會高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會高於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會高於沿海地區的經濟增長。

「十九大」前夕,官媒發文猛烈抨擊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習近平則持續強調其「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國內主流媒體和大學校園的「七不准」之類的禁忌會更加嚴峻。習近平上任之初,一些知識分子對他從事政治改革尚抱有一點希望;三數年後,這點希望已幻滅。目前擔心的是公民社會的發展是不是會遭遇到更大的打壓。

在充滿自信以及反對西方普世價值的氛圍下,政改討論的空間越來越小,連賀衛方都自動封筆。維權律師、獨立的勞工組織、地下教會等力量成為鎮壓的主要目標,來自西方教會和非政府組織的援助大部分被切斷或嚴密監控。

對港政策顯然會繼續強硬路線;對台政策正醞釀變化,蔡英文政府拒絕承認「九二共識」甚至推動憲政討論,很可能會引致更多的制裁。香港特區預期會忠實執行中央的強硬路線,民主運動要面對一個困難的時期。

今後五年,習近平的統治預期大致鞏固。但大權獨攬自會吸引國內外各種壓力。經濟放緩會削弱中共政權滿足人民改善生活訴求的能力,對外的好大喜功不容易取得突破,放棄政治改革和加強壓迫公民社會只會讓社會積累更多的不滿。大權獨攬、充滿自信、好大喜功,就是危機的開始。

 


「天安門母親」——生者與死者

/文:青

「這是最後的告別/但只是單方面的話訣/我們凝視著您/您已雙目緊閉/讓我們/獻上一束鮮花/八枝馬蹄蓮/九朵黃菊花/六枝白鬱金香/四朵紅玫瑰……」

這首暗含「八九六四」的藏頭詩,是「天安門母親」獻給「六四」死難者吳向東的父親吳學漢的。「六四」難屬以這首小詩寄託對死者的哀思,呼喚生者的良知;並以此昭示世人,在這個世界上曾經有一位青年和一位父親,他們已經死了,是為了甚麼死的。

如今,這位青年的母親也隨着他們的步伐離去。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天安門母親」徐玨因肝癌在家中離世,終年七十七歲。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徐玨的長子吳向東於木樨地中彈身亡,年僅二十一歲;六年後,她的丈夫吳學漢抑鬱患癌、抱憾辭世,終年五十五歲。

自此,「天安門母親」再痛失一人。二十八年來,「六四」難屬一個個老去、離世,「天安門母親」群體已有四十八人含恨而終。「我選擇記錄死亡」,丁子霖表示,她要把「六四」死難者的名字從塵埃裏挖掘出來,記下他們的故事。如今要記錄的不只「六四」死難者,還有死難者的家屬,包括在生的和死去的。

生者與死者,一直是「天安門母親」的關鍵詞。這個因「六四」死難者而凝聚在一起的群體,所做的一切都圍繞著生者與死者,為死者討公道,為生者求正義,為死者也為生者的尊嚴而堅韌地抗爭。每年的「六四」祭文,「天安門母親」聯署名單中有生者亦有死者;二十八周年祭文,在已故難友名單最新添上的名字是「徐玨」,該名單第一位正是吳學漢。這對「六四」難屬都是優秀地質工作者,一生勤勉仁厚,在「六四」後承受巨大痛苦,最終喪子之冤情未能等到昭雪的一天,他們的事迹豈能就此被湮没?

「六四」十周年時,徐玨曾寫過一篇證詞揭發屠殺內幕:「長安街上到處血跡斑斑,路面被坦克碾壓得印痕累累,長安街兩側商店的房牆上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她與吳學漢心急如焚地尋找兒子,「每個醫院門口都貼著死傷者名單,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可憐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模糊,睜著大大眼睛的年青人」,最後他們在復興醫院的自行車棚發現兒子的屍體,「我頓時頭腦裹一聲『轟』響,倒下不省人事了。」

愛兒枉死槍下,給兩老帶來致命打擊。短短數月,吳學漢的一頭黑髮變成乾柴般的白髮,變得體弱多病、萎靡不振;徐玨的頭痛愈益劇烈,到了精神完全崩潰的邊緣。直至加入「天安門母親」,他們重新獲得力量,由消沉悲哀轉而變得堅強、有信心有希望,並成為群體的核心成員。

多年來,兩人拚盡全力為兒子討公道。吳學漢於重病期間仍掙扎着要到大街上貼小字報,臨終前叮囑妻子:「你要與丁、蔣老師及難友們融合在一起,一定要為死去的親人討回公道!」丈夫去世後,徐玨獨力苦撐。一九九七年的「六四」,她一身黑衣,單車車兜裏裝着鮮花、祭品,兩邊車把上懸掛着兩條白紙黑字的條幅,上聯為「六月雪,六四英魂遊長安」,下聯為「孤母淚,愛子灑血夫相隨」。她一路騎車往八寶山人民公墓,前後左右都有警車「護航」,但如丁子霖所言,她已不再懼怕,因為最寶貴的已經失去。

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徐玨的告別儀式在八寶山舉行,多名「天安門母親」成員到場悼念。丁子霖因身體抱恙,未能參加告別式,用碳素筆寫了一封信泣別「好姐妹」:我無力挽住你生命的腳步,只得祈願你放心地走吧,而且要一路走好……我會竭盡全力去實現你那未竟的遺願。

徐玨在丈夫逝世一年後,衝破重重阻力,將那首以「八九六四」開頭的藏頭小詩刻在吳學漢的墓碑上。如今徐玨逝世,她的小兒子吳衛東為母親舉行的追思會遭到警方阻攔,警察更阻止他們為徐玨單獨立碑及刻上名字,否則會將吳學漢的墓碑推倒,吳衛東唯有暫時放棄立碑。

由刻上「六四」藏頭詩的墓碑,到不准「六四」難屬的墓碑刻名,二十多年來中共的人權到底退步了多少?!

港支聯通訊 第115期 2017/11


尋找北京的《逆權司機》

/文:盧偉明(教協副總幹事)

最近在香港上映的南韓電影《逆權司機》,引起社會熱議。在南韓,《逆權司機》榮獲第二十六屆釜日電影獎及第五十四屆大鐘獎最佳電影。南韓總統文在寅觀賞這部電影後,作出以下評價:「當年人民起義的真相,至今仍未完全展露於人前,這個是我們將來必須面對的任務,而我相信這部電影將有助我們去完成這項任務。」

經歷過八九民運的香港人,不難對《逆權司機》中的片段產生共鳴:新聞封鎖、通訊封鎖、追捕外國記者、軍人虐打槍殺學生、市民冒死送傷者到醫院……等。這些片段,不但反映一九八零年「光州事件」的殘暴,更勾起不少港人對二十八年前北京天安門的慘痛記憶。
即使二零一四年「雨傘運動」期間,曾經在不同佔領區駐紮過的年輕人,亦會從電影中找到似曾相識的畫面:有人送食物到廣場、市民隔道讓有需要的車輛駛過、廣場上各式活動、軍車發射催淚彈後軍人追捕學生……等。這些片段,既反映「光州事件」期間廣場民眾無私的一面,亦勾起大家對警察暴力的憤恨。

《逆權司機》有不少令我感動的情節,凸顯在極權政府下,每一個平凡人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不因善小而不為,最終成功改變南韓的歷史。一位的士司機,本來討厭大學生請願,因為親眼目睹政權的殘暴不仁,而冒死送德國記者離開光州、離開南韓。德國記者為著採訪真相,突破新聞封鎖,冒死進出光州,最終讓唯一影像發布世界。即使嚴守軍紀的路障軍人,亦受到良知的呼喚,在最關鍵一刻,讓這部的士駛離光州。眾多這些人物,在歷史上無名無姓,卻為了保存歷史真相,發揮自身的作用,良知衝破極權,改寫「光州事件」,開啟南韓的民主化。

最後想說說北京的「逆權司機」。在《沒有太陽的日子》電影中,電影導演張堅庭有以下的一段口述:「整個過程,(司機)不斷在罵解放軍,由飯店去機場,有些司機……開價幾百到幾千港幣車費,他則按錶收費,下車時,他跟我們說:你們要把看到的,回到香港,都告訴全世界人知道。這句話,我在不同報紙……記者,學者,都一定聽到有人說:你們回去,一定要把你們看到的,都告訴全世界人知道。」

祝願這位北京的「逆權司機」身體健康!平反「六四」的一天,希望能再次跟你在北京相聚!


暴力以外的行政處罰

文: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七零九事件」讓國際社會認識到中國執法機關的濫權濫捕,包括威脅、違法禁錮以至酷刑對待維權律師、人權捍衛者及其親友。但較少人看到中國政府如何利用行政規章及法例監控律師日常生活及工作,從而使他們不得不活在其操控之下。

二零一六年中國司法部修改了兩份規範律師及律師事務所的規例,分別是《律師執業管理辦法》及《律師事務所管理辦法》並於同年十一月實施。此次修改新增了多項規範律師及律師事務所政治意識形態的條文,包括將「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法治」寫成為「基本從業要求」,更甚者是規定律師「不得發表否定憲法確立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原則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不得利用網絡,媒體挑動對黨和政府的不滿」及律師事務所「不得放任、縱容」上述行為。

兩份《辦法》實施約九個月後,司法部以及全國律師協會向各地司法廳(局)和律師協會發表《關於進一步加強律師懲戒工作的通知》,指明各地要嚴格執行兩份《辦法》的規定。各地律師協會要切實懲戒律師及律所,不只積極處理投訴,更要主動調查律師違規,連網絡上的線索也不能放過。至於司法廳就要負責監督律師協會,並核實律協的調查結果及作出處罰。

然而,司法廳(局)本身為政府機關,律師協會又是被政府控制的傀儡組織。在中國政治體制的現況下,兩者毫無獨立性可言。加上兩份《辦法》新增及修改的條文內容含糊,司法廳(局)及律師協會極有可能濫用條文來對付與官方持相反意見的律師。除了去年因「擾亂法庭秩序,干擾訴訟活動」被濟南市司法局停止執業一年的李金星律師之外,近期再有兩位維權律師——吳有水律師及祝聖武律師因網上言論被處罰。

吳有水於七月被浙江省律師協會以他在微博上發表「對黨和政府部門的負面評價,傳播社會負能量,嚴重損害律師形象」等「不當言論」而暫停他的會員資格九個月;祝聖武則在九月被山東省司法廳以他在微博上發表「否定憲法確立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原則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而被吊銷律師執業證,這也使他成為第一位因網上言論而被吊證的律師。

表面看來,律協及司法廳對吳、祝的處罰符合新規例,但魔鬼永遠在細節。律協及司法廳是基於吳、祝二人言論屬「不當言論並損害律師形象」或「危害國家安全而判以懲罰,但這類指控相當武斷。以祝律師為例,山東省司法廳引用的微博言論都是祝律對中國共產黨、政府及領導人的批評,但目前指控卻未有證據顯示言論會對國家安全帶來實質而客觀威脅。此外,批評政府或政黨是中國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範圍之內,任何人也不應因行使這項公民權利而受到處罰。司法廳最後在沒有事實基礎及未有考慮憲法保障的自由下堅持實施吊證,明顯是濫權行為。而更重要是兩位律師的網上言論從頭到尾都不屬於律協及司法局的監督範圍。現行的《律師法》及剛修改的《律師執業管理辦法》都沒有明文規定司法行政機關及律師協會有權監督律師執業以外的活動。換言之,這兩次處罰有越權之嫌。

中國政府在「七零九」的暴行引起了國際社會史無前例的反彈,結果自己亦變得聲名狼藉。目前所見,中國政府似乎有可能改變打壓的策略,利用細微的行政手段打壓往往令公眾難以監察。希望大家譴責政府暴力之餘,也關注對維權律師的不合理行政處罰。

港支聯通訊 第115期 2017/11


塞班島中國工人工潮 揭示中資海外投資五大問題

/文:香港職工會聯盟

今年夏天,在美國屬土的渡假天堂塞班島爆發一場中國移民勞工工潮。多名受聘於外判商國企中冶集團、南京倍立達和蘇州金螳螂的中國建築工人,在承建港企博華太平洋國際的賭場項目中被拖欠薪金和勞工保險。根據人民網的報導,這些工人在離開中國前已支付了一萬元人民幣中介費,中介公司並承諾會以遠低於當地最低工資的三百元人民幣日薪聘用工人。但抵埗後,工人不但發現自己已淪為非法勞工,而且日薪更只得二百元人民幣。今年三月,一名工人在工地從高處墮下死亡,觸發工人對承判商的不滿,發起抗爭。

近年,為配合習近平的「一帶一路」構想,中資企業積極往海外投資。中資企業不但在外地設廠以轉移內地不斷上漲的勞動成本,更透過拓展新興市場以消化國內過剩的產能和勞動力。同時,這些投資也為當地的勞務市場、環境保育帶來不少影響,塞班島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其他中資企業因侵犯勞工權益而觸發勞資糾紛的情況亦屢見不鮮。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資本和生產鏈的全球性流動已成為當今經濟結構的常態。世界各國的跨國企業甚至中小企,早在數十年前已積極在全球各地尋找廉價的勞動力和開拓新興市場。這些跨國企業,往往不惜剝削工人的基本權益以達至利潤最大化的目的。例如為蘋果公司生產配件的血汗工場和韓國企業的軍事式管理早已臭名昭著。但隨著中國近年迅速崛起,中資企業在海外的行為亦逐漸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但與其他國家在海外投資的經驗有所不同,中資企業在「走出去」時所面對的問題,大致可歸納為下列五點︰

一・無視當地勞動法規

由於中國有法不依的情況甚為普遍,故當中資企業前往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時,亦往往嘗試透過逃避當地法規以減低勞動成本。從大部分牽涉中資企業的勞資糾紛中,均發生在法制相對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已可見一斑。當遇上勞資糾紛時,中資企業亦經常透過賄賂當地官員試圖解決事端,加劇企業與當地工人的矛盾。二零一七年一月,杭州百藝紡織製衣位於緬甸的工廠因沒有遵照當地勞動法支付工資,並解僱該廠工會主席而引發為期三個星期的罷工。

二・無視工會和集體談判權

中資企業對工會的打壓也十分普遍。由於文化和語言溝通的差異,中國僱主一般比較抗拒參與集體談判。解僱工人或工會領袖,成為中資企業解決勞資糾紛慣常採用的手段。寧夏中銀絨業股份位於柬埔寨的工廠,在二零一五年九月則以參與當地成衣工人民主工會聯盟(C.CAWDU)的活動為由,非法解僱四十七名工人及三名工會領袖。

三・大量輸入中國移工

為消化國內過剩的勞動力,中資企業在外地承辦基建項目時,往往從國內輸入移民工參與建設。據統計,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底,中國共有七百九十六萬名工人曾通過勞務合作公司被派往海外工作;而透過非法途徑出國勞務的工人更是不計其數,難免令當地工人帶來中國工人「搶飯碗」的負面印象。加上兩地工人在條件待遇和生活文化的落差,容易觸發兩地工人的磨擦。二零一六年八月,在非洲肯亞承建鐵路的中國路橋集團(國企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旗下子公司)所聘用的當地工人,因不滿惡劣工作環境、薪酬和輸入中國勞工等議題發起罷工,並襲擊派駐當地的中國移工,釀成十四名中國工人受傷。同時,在勞務中介和分判制度的重重剝削下,來自中國的移工亦同時成為被剝削的受害者,塞班島中國工人的狀況便是一例。

四・分判制度剝削工人

與其他跨國投資集中於製造業有異,中國企業在海外投入大量資源承辦基建項目,並引入分判制度招聘工人。分判商層層剝削、權責不清,導致工人的就業、薪酬、職業安全均得不到應有的保障,成為勞資糾紛的溫床。上述有關塞班島和肯亞的工潮,便是發生在建築地盤行業。

五・缺乏企業社會責任文化

如前述,跨國企業在外地剝削工人早有先例,而且亦不局限於中資企業。但與其他已發展國家不同,中國並不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成員國,其企業因此不受該組織對跨國企業行為指引的規管。國際間現行對跨國企業的監察機制,對中資企業來說並不適用。同時,由於中國仍未發展出成熟的公民社會,其消費者運動並不具備足夠力量制衡企業的行為,導致中資企業未能發展出一套有效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文化。因此,中資企業除了仍然忌諱來自國際和當地的輿論壓力,以及國企仍需在海外保存國家形象外,中資企業在海外的行為根本不受任何機制約束。

在國內公民社會和獨立工會力量仍未趨成熟之際,國際輿論和當地工會/勞工組織成為制衡中資企業在海外行為的唯一力量。故此,在未來的日子,我們須更進一步連結各地工會和勞工組織,揭示和關注中資企業在海外剝削工人權益的行為,並支援當地工人的抗爭,令中資企業正視集體談判和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港支聯通訊 第115期 2017/11


神州內望

/文:韋斯

「維穩」專輯

(引言)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夕,從北京到全國各地的公安、國保、國安加強「維穩」,採取強硬非法措施,拘留、逮捕、強制旅遊大批異見和維權人士,使許多異見者、維權律師失蹤失聯,嚴重侵犯公民權利。「十九大」的召開,中共又欠下人民一筆血債。

各地關押大批民主維權人士

中共「十九大」前,到處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廣東民主人士徐琳、江西劉四仿因為合作歌曲而被警方帶走關押。江西民主人士楊霆劍被非法刑事拘留,廣州拈花時評群主張廣紅遭警方非法扣押。進入公眾視野的侵犯人權案例不一而足。

還有民主人士袁兵、陳劍雄、梁一鳴等因到公安局討說法被抓捕;
杭州維權人士李青遭非法拘禁;
徐琳證實遭刑事拘留,劉四仿尚無下落;
蘇北環保衛士嵇書龍中秋節前遭截訪失自由;
珠海傷殘軍人陳風強因坐維穩人員車輛失去聯絡;
反腐維權聯盟馬波救助訪友被押回原籍;
福建公民活動活躍人士何宗旺被拘留十五天;
山東濰坊案最後一位被羈押人李燕軍刑滿釋放;
湖北維權人士譚秀萍再遭綁架後失蹤。

癌症訪民視頻上傳微信被拘
「十九大」前,天津當局維穩愈來愈瘋狂,癌症訪民姚麗娟因拍攝視頻上傳微信竟遭刑事拘留。十月十日,天津公安及社會閒雜人將姚麗娟軟禁在家監控,姚堅決抗爭對監控人員錄影,並上網發微信給朋友,當地公安竟然氣急敗壞,先傳喚後刑拘姚麗娟。身患癌症的姚麗娟現被關押在天津看守所。

哈爾濱民主人士于雲峰被押
十月九日,黑龍江哈爾濱知名民主人士于雲峰遭哈爾濱市公安局香坊分局以「尋釁滋事」有關被帶走。其五部手機均遭扣押。于雲峰現年四十七歲,是哈爾濱著名民主人士,多年來直言抨擊時政,幫助民運人士。二零一一年七月因言獲罪,被哈爾濱市當局判處勞教兩年。二零一七年,于雲峰又因為在微信群轉發謝陽律師受酷刑的消息,於兩會前夕被抓進拘留所行政拘留十天。

一夜搜捕三十訪民押送久敬莊
十月八日,北京警方為「十九大」維穩立了新功,僅北京市房山區一個長陽派出所,就在訪民聚集地搜出三十位各地訪民,送久敬莊,等待各地截訪人員押回。一個派出所一晚就搜捕訪民三十多人,可見冤假錯案造成社會矛盾的嚴重程度!

港支聯通訊 第115期 2017/11


從民主牆事件回望民主牆運動

/文: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今年踏入九月新學年剛開始,香港不少大學校園先後發生所謂「民主牆事件」:首先由香港中文大學校園有關港獨的宣傳與反宣傳,到部分其他大學校園有關詛咒他們的大字報內容,一時間引領各方面討論大學民主牆的角色及使用時的規範問題。

由於筆者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負責人,因此部分傳媒曾訪問筆者談談我們昔日校園民主牆的安排及對近期情況的評論;就此,筆者反覆提出以下幾方面值得各方參考的觀點:

第一,有別於現時不少大學校園民主牆是任人張貼的做法,筆者記得作為大學生的三十年前,至少中文大學的民主牆使用是有若干規範的。那時,同學要張貼大字報,是先交給學生會,由學生會把關並代為張貼,除非涉及失實或誹謗內容,否則學生會一般會按同學意願整份大字報貼出;另方面,發表大字報的同學要具名,因公開發表言論者身分可以確立表達言論者也願意負上責任的態度。

第二,筆者認為,民主牆屬理性辯論地方,因此大字報內容(以至回應內容)不應變為「口號式」宣傳,而應陳述有關觀點的理據,以促進良性討論。

筆者相信,大學校園是學生實踐民主和維護人權的地方,校園民主牆正是發揮言論自由的重要場地,應善加利用;但正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有關言論自由的規定,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但有關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包括尊重他人及保障公共秩序等。

說到香港各大學校園的民主牆,筆者也無法查究是那個年代的產物;但筆者估計,這與中國大陸七十年代末的「民主牆運動」應有所關連。事實上,說到言論表達自由,中國於文化大革命後一度於北京西單出現的「民主牆運動」,可說是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鋒。

透過大字報表達政治觀念及評論時事,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乃是普遍現象,當時屬於所謂「四大自由」之一。「文革」後,四人幫倒台,但其時共產黨上層的保守力量仍佔主導;因此,無論是黨內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一度希望借助民間聲音制衡以華國鋒為主的保守派,而民間也確實有不少積累已久的民怨需要公開表達,因而造就了一段時間各方面所容許及期待的民間議政場所,這便是「西單民主牆運動」發生的背景。

據了解,最早的大字報是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時出現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紀念堂工地圍牆上。後來,該圍牆被拆除,民眾便把大字報貼到西單公共汽車總站背後工地的圍牆上,令西單那面牆壁迅速成為一種象徵,後被稱為「民主牆」。西單的大字報表達民眾對「文革」以來亂局的不滿,及後發展到對當時政治走向的批評,最後更進一步演變為獨立民間社團的定期非正式出版物。人們更將那段時間的民主牆運動稱為「北京之春」,與一九六八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一樣。

可惜,於鄧小平全面掌權後,便開始打壓「民主牆運動」,將部分積極於民主牆發表意見的人士關進監牢,其後更禁止以大字報等方式公開表達意見。大約四十年前的今天,中國仍然不容許言論和出版自由,現時甚至有復辟當年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政治氣候;中國的人權自由,經歷近半個世紀,看來是不進反退,真的令人十分唏噓!

港支聯通訊 第115期 2017/11


從大學生角度看民主牆爭論

/文:蔡佳洋(支聯會青年組組員)

今年九月開學,各間大學的民主牆陸續出現一些支持港獨的標語和辱罵字句,事件由校園層面引發到社會上的激烈爭論。

在眾多事件中,以教育大學出現有關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的涼薄字句最受社會關注。雖然至今仍未能證實是教育大學學生所為,但若果真是他們做的,確實令人擔憂。即使政見不同,我們亦不應幸災樂禍。教育大學的學生日後將會投身社會成為教師,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作為一位未來的教師應該懂得理性地分辨是非黑白,不應讓仇恨掩蓋理智和同理心。若果他們抱著這種偏激的想法,我們又怎能放心把下一代交到他們手上呢?不過,我並不認同有校長表示因此而永不錄用教大畢業生的做法。我相信如此偏激的學生只佔少數。大多數教大學生都不會如此是非不分。若因此而剝奪他們的工作和實習機會,對其他教大學生實在不公平。

香港是一個擁有言論自由的地方,任何人都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不過,在享有言論自由的同時,亦應尊重別人,有些言論可能並沒有違反法例,但亦不見得是文明人應有的表現。辱罵別人對事情毫無用處,只會產生紛爭和矛盾。只有理性的討論才能令事情變得美好。大家若認為自己的立場是對的,應該用理據去說服别人,而非辱罵不同政見人士。

民主牆設立的目的是提供一個平台讓學生和教職員就時事和校政互相交流看法。不論持甚麼政治立場,只要是在該大學就讀的學生和任職的教職員就可以在民主牆上張貼沒有違規的內容,發表意見。若果不認同別人張貼的內容,可以在旁邊發表自己的看法回應,而不應把它撕走。不過,有些人把重複的內容貼滿整幅民主牆,以霸佔的方式阻止別人張貼其他內容,令其他人被逼張貼在現有內容之上。不同政見人士不斷重複遮蓋別人張貼的內容,造成民主牆一片混亂,更由文字上的罵戰引伸至言語上的罵戰。幸好,事件並未引致肢體衝突,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學生會作為民主牆的管理者,應以中立態度管理民主牆,不應對政治立場相近的違規言論坐視不理,而對政治立場相反的言論加以打壓。以中大民主牆為例,民主牆上被人貼滿了內容相同的港獨海報,持不同意見的內地留學生因沒有位置張貼,所以把寫有「CUSU IS NOT CU」的單張貼在港獨海報之上。後來,中大學生會發聲明指該單張遮蓋他人的內容,是粗暴阻礙其他意見表達。相反,把重複的港獨海報貼滿民主牆的人士難道不是同樣粗暴阻礙其他意見表達?為何中大學生會不譴責呢?由此可見,中大學生會在處理此事上有雙重標準。據我所知,現時民主牆的規則是列明禁止張貼帶有人身攻擊和侮辱性的內容,張貼人需在張貼內容上署名。而且,規則對於張貼內容的篇幅大小和期限亦都設有限制,但作為管理者的學生會明顯沒有嚴格執行。以城大民主牆為例,我曾見過有些文章張貼了數個月都沒有被移除。學生會應加強巡查民主牆,確保違規的內容能及時移除,並加設罰則去懲處張貼違規內容的人。他們亦應加強清理民主牆上的過期內容,讓其他同學都能有空間發表意見。

大學應捍衛學術自由,讓不同政見人士都能自由討論。校方不應干預民主牆上的內容,但應該督促學生會妥善管理民主牆,把違規和過期的言論移除,讓其他人都有公平發表意見的機會。

最後,我希望大家都能和平地善用民主牆發表意見,讓民主牆真正成為一個可以就着時事和校政互相交流看法的好地方。

港支聯通訊 第115期 2017/11


檔案速遞:愛心寄劉霞簽聖誕卡、追思華叔 、民運年宵攤位

港支聯通訊 第115期 2017/11

 


港支聯通訊 第107期 2015/12

  1. 支聯會第二十七常委會順利誕生/編委會
  2. 迎難而上・展望將來記第二十七屆候選常委諮詢會/編委會
  1. 泛民保住區議會選舉/鄭宇碩
  2. 華叔生平的一些軼事/何俊仁
  1. 尤維潔談蔣培坤:歷史會記住這個名字/青
  2. 聯合國重申中國須全面調查「六四」鎮壓真相/蔡耀昌


編者的話

文:盧偉明

執筆之時,支聯會周年大會剛剛結束,新一屆常務委員正式上任,除了主席何俊仁、副主席蔡耀昌及秘書李卓人等繼續獲選外,八十後的鄒幸彤成功當選新任副主席,成為支聯會首位女副主席。這標誌著支聯會落實改革的決心,寄望新任副主席能夠帶領支聯會,開展及加強對義工團隊、年輕朋友及來港陸生的聯繫工作。是次周年大會及候選人諮詢會的討論十分熱烈,歡迎讀者細閱後,繼續給我們意見,讓支援民運的工作做得更好!

另一方面,副主席蔡耀昌早前親赴日內瓦,出席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聽證會,以民間組織身份表達意見,要求中國政府就「六四鎮壓」進行獨立調查,並向受害者及其家屬作出賠償。在中共大舉抓捕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的今天,或許香港有其獨特的本土位置,為支援中國民運作出貢獻。蔡耀昌特別為此撰文,報道是次出席聯合國聽證會的經驗,值得一讀。

為了加強支聯會的本土關懷,今期《港支聯通訊》特別邀請鄭宇碩教授,為新鮮出爐的區議會選舉結果加以分析及評論,讓讀者進一步了解香港民主運動的機遇及挑戰,為下一波本土民主運動作準備。

當大家收到這份《通訊》時,正值我們的創會主席司徒華先生逝世五周年。今次特別邀請主席何俊仁,概述華叔活潑風趣、和藹可親的另一面。請大家抽空出席各項追思活動,並繼承華叔遺志,與支聯會一起平反六四!堅持到底,就是勝利!

港支聯通訊 第107期 2015/12 02



支聯會第二十七屆常委會順利誕生

文:《港支聯通訊》編委會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於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舉行了第二十七屆周年大會,通過第二十六屆常務委員會全年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新一屆二十位常務委員亦順利誕生,計有:陳國權、鄒旻芳、張文光、趙恩來、鄒幸彤、朱耀明、徐百弟、何俊仁、李卓人、梁錦威、梁國華、梁耀忠、盧偉明、麥海華、鄧麗蓮、鄧岳君、蔡耀昌、徐漢光、黃志強和葉偉強。

隨後新一屆常委會互選,結果如下:主席何俊仁、副主席蔡耀昌及鄒幸彤、秘書李卓人。發言人包括正副主席、秘書、常務秘書部召集人兼常務委員張文光,和傳訊及出版部召集人兼常務委員麥海華。

勿忘初衷,支聯會的成立,是支援北京學運和後來發展出來的全民民主運動。當年曾有兩次逾百萬名市民參與的遊行。即使在「六四」屠殺後,整個大陸鴉雀無聲,人民被迫遺忘,歷史被篡改,支聯會和香港市民堅守支援角色,爭取「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

二十六年來,香港每年有數以十萬計市民,風雨不改出席維園「六四」燭光悼念集會,為未能發聲的中國同胞燃點燭光。這是本土堅持了二十六年的支持中國民主運動。

支聯會在香港排除萬難於去年建立了永久「六四紀念館」,但遭到橫蠻的法律訴訟和法團的行政刁難,影響運作。雖然支聯會與法團的訴訟仍在進行,常委會議決尋覓新館址,物色一個面積更大的地方重建永久「六四紀念館」。

香港的民主運動,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亦是香港市民維護本土利益,保護高度自治,爭取確立這個民主典範的運動。香港的民主運動縱使未成功,卻抗衡政治倒退和防止公民社會的萎縮。

支聯會第二十七屆常務委員會分工
主 席:何俊仁
副主席:蔡耀昌、鄒幸彤
秘 書:李卓人
常務秘書部:張文光(召集人)、梁錦威(副召集人)、徐漢光、梁國華、梁耀忠、盧偉明
組織部:黃志強(召集人)、鄧麗蓮(副召集人)、趙恩來、鄧岳君
傳訊及出版部:麥海華(召集人)、蔡耀昌(副召集人)、鄧岳君、徐百弟、鄒旻芳、鄒幸彤、葉偉強
教育及青年部:梁耀忠(召集人)、盧偉明、何俊仁、梁錦威、鄒旻芳、鄧岳君、鄒幸彤、葉偉強、陳國權
海外聯絡部:李卓人(召集人)、蔡耀昌(副召集人)、徐百弟、何俊仁
維權部:蔡耀昌(召集人)、朱耀明(副召集人)、何俊仁、李卓人、鄒幸彤
財務部:盧偉明(召集人)、徐漢光(副召集人)、梁耀忠



迎難而上,展望將來──記支聯會第二十七屆候選常委諮詢會

文:《港支聯通訊》編委會

港支聯通訊 第107期 2015/12 03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於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舉行了第二十七屆周年大會,選出新一屆二十位常務委員。周年大會前舉行了候選常委政綱諮詢會,候選常委接受會眾質詢,交流對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方向等議題。以下為諮詢會焦點討論內容:

支聯會未來工作方向

趙恩來認為過去數年支聯會及香港均面對本土思潮興起,惟支聯會不應因此而改變傳統,但要關注年輕人為何傾向這思潮,並扣連未來之工作。

鄒幸彤表示支聯會最危險是與中國民運脫節,認為要加強與國內民運圈子的聯繫,不能慣性停留在安舒區而沒有創新。

李卓人表示「六四紀念館」的工作十分重要和實在,紀念館工作做好會有助支聯會整體的發展和承傳。而面對本土派的「切割論」,他認為支聯會需要一套更強、更落地及更深入民心的論述。

蔡耀昌表示往年比較悲觀,面對低潮及各方挑戰,然而當支聯會處於低位時,就有空間可以更進取,如何吸引年輕人參與中國民運是來年一大工作重點。

支聯會的青年工作

鄒旻芳表示因現時社會上有很多組織就不同議題發聲,年輕人不一定以「支青組身份去參與社會事務。但她重申,放棄「支青組不代表放棄年青一代,與年輕人仍有協作的空間,例如支聯會與中大學生會就著特定議題共同策劃行動。

梁錦威表示支聯會有不同的工作、網絡及行動,可按不同興趣吸引年輕人,未必需要設立一個恆常的組織聚集年輕人。

傘後青年們對中國議題冷感、絕望

李卓人指出,無論如何人權議題都應該特別關注,自己小時候中國是痛苦的一代,但現在則被視為欺壓別人的一代,明白年輕人對中國的憤怒。

鄒幸彤表示近年內地也有很大的轉變,亦有很多人冒著很大風險支持香港「雨傘運動,香港人可視他們為共同對抗中共的戰友。
如何吸引義工新力軍

鄒幸彤認為義工並不應只是工具,亦希望他們從中了解更多中國民運訊息,認為可以舉辦一些義工圈內的活動,讓他們對民運議題有更深入的認識,不少年輕人參與義工工作是希望有所得著,期盼這些活動能吸引更多人參與支聯會義工。

盧偉明指出在籌款組和司儀組義工都有新人更替的方式,至於糾察隊義工方面,日後要在組織部想辦法進行更替,亦歡迎大家提出建議。

徐漢光表示「六四舞台等組織,在學校接觸學生,期望從中吸納新義工。


胡耀邦百歲冥壽

文:練柏朗

港支聯通訊 第107期 2015/12 05-06

今年十一月二十日是已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百歲冥壽,中共媒體將此列為「二零一五年不可不知的四個紀念日」之一。而支聯會舉行了一系列紀念胡耀邦先生的活動,與公眾一起追思這位開明、務實、為政清廉、曾平反數百萬宗冤假錯案的已故領導人,並揭示他臨終前對民主的期盼:「中國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學』四個字,我們為之奮鬥了近七十年,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現在還需要繼續努力。

胡耀邦的主要功績

致力研究及推動當時中國的政治改革及經濟改革(如改革開放及現代化建設等),主張實事求是、解放精神;

參與推動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如擴大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

領導平反了在反右及文革期間三百萬宗以上冤假錯案,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幹部、知識分子及民眾得以重上生活軌道;

以「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甚麼時候,甚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甚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用「兩個不管」的矛,對付華國鋒「兩個凡是」的盾。

落實一系列關於農村改革的政策,推動農村經濟發展,改善農民生活;

重視知識及人才的提升,推廣科學、教育、文藝及新聞等深化工作,而且思想相對開明,如鼓勵當時的年輕知識分子走向基層,實踐所學、累積經驗。

可惜,處於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自由化的逆流中,胡耀邦晚期的政治生涯並不如意,終於在一九八七年一月被指「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逼下台。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因突發大面積心肌梗塞,於北京醫院病逝,終年七十三歲。

胡耀邦在八九民運的重要性

胡耀邦之死與八九民運息息相關。胡耀邦思想開明,頗能體恤知識分子,因此深受人民擁戴,但在一九八六年的學潮衝擊下被迫於一九八七年下台。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北京高校學生自發到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既為胡鳴不平,亦大肆抨擊政府貪污腐化成風,官倒嚴重,並提出民主改革的訴求。其後學運得到全國各地、各階層響應,發展為全國的大型社會運動。因此,胡耀邦的逝世,可以說是八九民運的誘因。

八九民運最終在中共的血腥鎮壓中結束。二十六年多以來,紀念胡耀邦在中國是禁忌。因此,對於中共擬舉行紀念胡耀邦百歲冥壽的活動,輿論普遍認為是基於政治考慮,以營造開明、進步的國際形象。

支聯會悼念活動

支聯會舉行了一系列紀念胡耀邦先生的活動,與公眾一起追思這位開明、務實、為政清廉、曾平反數百萬宗冤假錯案的已故領導人,並揭示他臨終前對民主的期盼:「中國的出路是『民主』和『科學』四個字,我們為之奮鬥了近七十年,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現在還需要繼續努力。

一. 紀念胡耀邦先生百歲冥壽展覽
支聯會在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五時,於銅鑼灣時代廣場大鐘之下舉行有關胡耀邦先生百歲冥壽的專題展覽,向途經市民、遊客介紹胡耀邦的生平、政績和語錄等等。同場亦展覽了各界的輓聯、悼念詩文等,吸引不少途人停步圍觀。

懷念耀邦,光明磊落。
毋忘六四,浩氣長存。

現居美國的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嚴家祺和高𦤑伉儷撰寫了:

胡耀邦
人民心連心
人民永遠懷念胡耀邦

前八九學運領袖王超華更撰寫了「紀念胡耀邦誕辰百年:民重於黨,還權於民」:

二十六年來,每年的四月都提醒世人:是曾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四月十五日逝世,引起民眾大規模自發悼念,令當局措手不及,才導致長達月餘的八九天安門運動;直至六四,在屠城部隊血腥鎮壓面前,民眾英勇抗暴,寫下震驚世界的歷史。

胡耀邦的名字,因此而無法與八九六四切割。八九六四這一頁,也因此無法與此前十年的中國改革歷程割裂。

有人說,那是老一代共產黨人對人民抱有愧疚而銳意改革的十年。不過,銳意改革的動力恐怕不盡相同。鄧小平以績效為先,胡耀邦以民意為重。二者不同,最終落在黨國與民意孰先孰後,這個政治學領域最重大的問題上。這是胡耀邦與八九六四密不可分的根本原因。二者不同,也突出表現在民族政策。從起初的開放,邀請達賴喇嘛代表訪問藏區,到發現藏民摩肩接踵哭請達賴早日還鄉,出乎意料的場景促使胡耀邦實地調查,為實現民族自治變革政策;同一情景卻令鄧小平恐懼於黨國被架空,更加堅守漢人掌控絕對權力。最終,胡耀邦因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過於「軟弱」而被迫辭職,而鄧則在六四後指定鎮壓藏區抗議毫不手軟的胡錦濤為隔代接班人。

民重於黨,還權於民,是胡耀邦的基本認識,八九民運因他而起即為見證。

二.「胡耀邦與中國憲政改革」座談會

而在同日下午四時至五時,支聯會亦於銅鑼灣時代廣場大鐘之下舉行一個「胡耀邦與中國憲政改革」座談會,講者包括:時事評論員林和立先生和劉銳紹先生,以及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先生。

劉銳紹從親身經驗分享其看法,他指出早於八九年之前他已經與胡耀邦認識,認為他為人相當開放。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錯案之前,透過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刊物,大力協助鄧小平復出。劉銳紹又表示胡耀邦之後平反冤假錯案雖然有著鄧小平的支持,但仍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為了控制局面,他定了一些客觀原則進行平反,而非按人事利害關係。很多官員包括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也是在獲平反後於政壇冒升。

劉銳紹表示當時國內新聞完全封鎖,胡耀邦有一次出席一個科學會議時,談論到實事求事的科學精神,並要在新聞中體現出來,提出在中國開創先河的「新聞八二開」的主張,以前媒體只可報導正面的新聞,他卻提出媒體可以八成篇幅報導正面新聞,兩成報導負面新聞,這對八十年代的內地新聞自由起了很大作用。而北京至今仍不敢全面平反胡耀邦,是擔心這會引起六四的平反。

林和立發言時表示自己在香港的大專院校教書,學生當中有本地生和內地生,他發現內地生對於「胡趙」這兩位中共民主派領導人認識不深。他認同劉銳紹所言全面平反胡耀邦是不可能,因牽涉會否平反「六四」事件,但中共起碼會為胡耀邦舉辦一定的悼念活動,畢竟胡耀邦其中一位徒弟胡錦濤做過十年總書記,而且團派在內地政壇仍有一定的影響力。

林和立指出胡耀邦值得大家記念之處是他上台後打破了毛澤東接班人華國風「兩個凡是」的作風,而胡對於意識形態抱著非常開放的態度。他雖然是總書記,負責黨內事情,但他對推進全國經濟、社會及政治改革有很大的作用,他開放了黨內民主,讓中層幹部可以暢所欲言,並嘗試改革的新思維、新方式。而胡耀邦在八六年接受外國傳媒訪問時指出,共產黨在經過十年文革後在國際的名聲不太好,承認他們在民主及人權的問題上處理不當,今日會加把勁開放民主。林和立表示這些氣派和前瞻性在中共領導人而言,是非常少見的。

三. 六四紀念館設置「胡耀邦百歲冥壽專題展」

支聯會亦於六四紀念館舉辦「胡耀邦百歲冥壽專題展」,當中介紹胡耀邦生平、政績、語錄、評價、悼辭、悼胡與六四、兩場天安門悼念的結局和影響、胡與開放絢爛的八十年代,以及悼胡規格透露執政走向等。

日期:由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一)開始
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星期一、三、四、五)
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星期六及日)
地點:尖沙咀柯士甸路三號富好中心五樓「六四紀念館」


泛民保住區議會選舉

文:鄭宇碩

港支聯通訊 第107期 2015/12 06

本屆區議會選舉前,一般均看淡泛民的選情,認為泛民會損失四分之一議席甚至更多。的確,面對親中陣營資源龐大而運作有效的選舉機器,加上爭取政改沒有成績可言,佔領運動遭到鋪天蓋地的抹黑,泛民陣營內部悲觀情緒瀰漫。

然而在創新高的投票率底下,泛民總體成績不錯,雖然談不上勝利,但總算穩住陣腳;「佔領運動」未有弱化選民對泛民的支持,民心未死。市民珍惜區議會選舉這個機會出來表態,因為他們感到香港固有的核心價值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脅。特首梁振英呼籲選民針對他的政敵vote them out,選民就要反其道而行。

百分之四十七的高投票率是在政府與建制陣營故意冷落區議會選舉的情況下達致的。民建聯的候選人甚至拒絕接受傳媒的訪問,避免給對手曝光的機會,企圖倚賴本身的網絡取勝。要承認這個網絡為民建聯和建制大體上保住他們的議席,雖然其得票率下降。

泛民整體得票率有所提升,這是最重要的政治指標。純粹從席位的角度而言,民主動力的協調候選人名單有九十三位現任區議員,結果有一百零五人當選;連同未有列入名單的支持民主人士大概有一百二十五人當選。沙田區議會有望取得多數席位,打破建制壟斷十八個區議會多數的局面。

選前作者指出兩個關鍵因素:一是選民是否重視區議會制衡的作用,過去立法會選舉,泛民贏得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的選票,因為選民要求泛民制衡建制。選民過去不太重視區議會的制衡作用,以致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偏低。今次即使建制的候選人順利連任,他們不見經傳的對手,一般都取得不錯的票數。

其次是青年傘後組織的表現和首投族的選擇。雖然傘後組織的候選人開展地區工作的時間很短,但他們顯然能吸引一部分選民的同情和支持,暫時未能掌握數據,但眾多的年輕候選人有年輕的助選團,自然能動員他們年輕一代的支持者。

泛民有三位立法會議員落選,包括何俊仁和馮檢基,影響明年立法會超級區議會議席的部署。看來泛民陣營值得考慮利用初選機制選出三位候選人,確保維持三席的成績。泛民多位資深區議員的落敗,反映世代交替是不易之理。雖然一般瞭解未來一兩屆立法會選舉要完成政黨的世代交替,但這次區議會選舉的結果相信會加速這個過程。

親中陣營的選舉機器頗能「擇人而噬」,透過精闢的部署、龐大的投入,它所針對少數的特定對象,肯定會感受很大的壓力。上屆泛民亦有李卓人、陳淑莊落選。

動員老人院舍長者投票是必須處理的問題。透過老人院舍董事與經理人員的合作,一些建制組織過去多年成功地動員大量長者登記成為選民及投票,其中一定部分的長者是非常被動的。上述做法,嚴重損害長者尊嚴,當局必須盡早正視取締。


華叔生平的一些軼事

文:何俊仁(支聯會主席)

港支聯通訊 第107期 2015/12 07

華叔轉眼間離開我們快五年了。雖然一切好像如常,支聯會仍是高舉著以往的旗幟,勇往直前。過去幾年維園依然「六四」燭光如海,顯示人心不死!但我們總是感到有一種無法彌補的失落;而華叔的人格、風貌、言行都不時在我們的回憶中浮現,使我們要反思和振作!

華叔逝世時不少悼念文章都記載他的崇高廉潔品格,堅定剛毅的個性和做人處世,重誠信有情義的原則,以至他作為政治人的領導能力,包括凝聚力、組織力、判斷力和堅持力。當然華叔總是有一種孤寡傲骨,不屑同流合污的個性。與他認識不深的人對他總有點肅然起敬,亦有無法接近的感覺。我們很多與華叔相交四十年的戰友都時常接觸到生活上另一面的華叔:活潑、風趣、和藹、可親,我這篇短文就是要描述這一面的華叔。

華叔在民主黨中一些軼事

在民主黨華叔被推舉為「黨鞭」,不但因為他自己守信用、有紀律,而且他有氣罵人,我們個個對他都有點敬畏之心。所以開重要會議時遲到時總是有人先自責說,這回又被華叔罵了。有一次開會,華叔竟然遲到半小時,因為我們開會提早了半小時,而他只是依著原定的時間赴會。他到後來才知道改了時間,便問為何不通知他。我們的總幹事說:「我打你手機,你沒聽。故我只留言,以為你知道了。」華叔說:「你這些後生仔怎樣辦事的,你知道我有聽留言的習慣嗎!」小伙子又捱罵了!雖然華叔表面勞氣,但我們都笑了!其實華叔所謂罵人,只是基於他對自己人關心而有所要求,但他從來以事論事、用心良苦,從不尖酸刻薄!

民主黨的單仲偕好像天生有點「過度活躍症」,在立法會開會時總是行出行入坐不定。因為會議廳通道很窄,他不時碰撞桌椅製造噪音,滋擾別人。華叔終於忍不住說:「亞單,你屁股是否生了瘡,要我動手替你割去嗎?」亞單以後便安靜了一點。這只是宗大家一笑置之的小事,但華叔經常說做議員要盡心盡責,更要以平實嚴肅的態度去待人處事。所以他常囑咐議員不能中「議會毒」,這反而是大家要謹記的。

華叔是著名的「王老五」,平時無人敢就他的姻緣找他開玩笑,但民主黨的前總幹事夏詠援卻為了民主黨的籌款晚宴,要他上演一幕「華叔迎親」喜劇。華叔當晚真的穿上長衫馬褂去迎親。為何可以搞掂華叔?原來當晚援姊請來美艷女星王小鳳客串做新娘。華叔當晚真是有點想成親的樣子,大家都捧腹大笑。華叔雖是單身,但見到義工中有姻緣他卻是十分鼓舞的,並會加以促成。支聯會的幹事馮愛玲一開始便全身投入工作,後來她和梁國華結識相好,華叔十分開心,更經常請他們吃飯催婚,終於促成他們的好事!

又有一次黨內的活動中,有人出鬼主意提出要大家猜猜是「高達」高還是「高仁」高,估中有獎,估錯要罰。但達、仁兩位高人真是高矮難分,結果華叔自願以「黨鞭」身份親自度高,作出有公信力的裁決!華叔最後拍板,黨內的爭論也平息了。華叔玩起來也可以十分幽默搞笑,更完全可以和我們打成一片!

華叔在支聯會中的親和力無人能及

在支聯會中,華叔的親和力凝聚了不少義工。他每個活動大都親身參與,與義工和支持者打成一片,從沒有架子。每年在農曆新年前一個月,華叔都親自走訪各區,在街頭為市民寫揮春,為支聯會籌款,多年來甚受市民歡迎。到了除夕前兩三天,他更坐陣維園支聯會攤位,繼續大筆揮毫,每天十幾小時毫無倦意。他離世至今,真是無人可以取代他的位置!

此外,華叔對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以至移居海外的華僑都很有感召力。民運學生領袖王丹在華叔逝世後,極力爭取來港送華叔最後一程,可惜未能如願,相信他心中十分難過。過去,華叔曾多次往美、加籌款,都得到香港一些有情義的影藝人士隨行表演,其中一位是梅艷芳。她對華叔十分尊敬,而我們當然對亞梅那不懼權勢、不求功利的人格亦肅然起敬。華叔多年來亦和「美港聯」和「港加聯」的成員及義工建立深厚感情。他溫情和藹的一面亦廣為大家所知!

其實華叔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他熱愛詩詞文學,自己亦不時寫一些古典詩詞以抒情懷。他確有鐵漢柔情之風,他在個人感情上有含蓄的浪漫瀟灑一面。我實在看不出他的孤傲性格使他注定終身未婚。他常說姻緣要看人生際遇,不可強求!看來他對未能遇上心上人,始終有點遺憾!

有些年青人說:華叔雖然是有性格的政治人,但畢竟他是過氣人物。但我不禁要問,如果一位有民族國家感情,有歷史文化意識,做事有誠信守原則,待人處世講信用重情義的人,是不合新時代,那麼這個時代的所謂「新」便很有問題!我相信華叔的品格風範正好彰顯一些傳統的道德和價值觀。這都是歷久常新,不為時代或時間所淘汰的!


免於酷刑是絕對的權利。中共改善人權紙上談兵

文: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港支聯通訊 第107期 2015/12 08

根據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公約》)第十九條規定,締約成員在提交初始報告後,需要每四年一度向負責監督公約執行情況的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 (委員會) 提交國家報告,闡述該國為遏止和預防不人道待遇以至酷刑所作的,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各方面措施和進展。除了接收國家報告外,委員會亦鼓勵公民社會提交影子報告,以期對被審議國有更全面的認識和了解。

中國在一九八八年加入《公約》成為締約成員。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七至十八日,委員會於瑞士日內瓦萬國宮 (Palais des Nations) 對中國 (包括香港和澳門) 政府提交的第六份定期報告進行審議。 除委員會外,中國官方派出由數十位跨部門官員組成的代表團出席,而公民社會方面,則有多個關注中國、香港及澳門人權議題的民間團體代表出席。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關注組) 除了提交影子報告外,亦派員出席審議並進行審議遊說工作。

根據議程安排,十七日上午由委員會向中國代表團提問,代表團則在十八日下午回應。而在審議後的一個月内,委員會將向中國發出《審議結論》,總結中國在有關方面工作的評價,更重要的是向中國政府提出未來四年的改善建議。

委員會由十位來自多國的獨立專家組成,涵蓋法律、醫學及人權等多個領域。委員會十位專家中,來自格魯吉亞的圖古斯 (G. Tugushi) 和丹麥的莫德維 (J. Modvig) 被委任為「國家專責特別報告員」,深度研究中國的情況。是次審議充份反映委員會對中國的了解。兩位特別報告員更提出連串尖銳問題,不僅質詢中國普遍存在的酷刑情況,同時亦對中國迄今仍然未立法規範酷刑定義,以至未採取有效保障機制及反酷刑措施等事項,清晰表達關注。委員會進一步具體指出有關司法體制不完善、審前羈押期限過長、各種形式的任意羈押、法庭有欠獨立,以及對維權律師實施酷刑和不人道待遇等問題。

委員會專家亦特別提到自七月九日以來針對維權律師的迫害,並對其中存在的所有違反正當程序的做法,以及將指定居所監視居住措施作為一種任意羈押形式來使用等議題,提出強而有力的質詢。

然而,令人極度遺憾的是,中國官方代表團除了紙上談兵,不斷重複法律條文或是竭力迴避、忽悠,企圖誤導視聽外,並沒有實質回答委員會的任何問題。

有出席審議的關注組副主席張耀良大律師指出,從專家提出的問題可見,委員會非常掌握中國酷刑問題的嚴重性。張耀良強調,「國際公法中,免於酷刑是絕對的權利,在任何時間和情況下也必須受到確切的保障。就此,中國仍然存在大量的個案,有待當局回應。除非中國政府能夠認真地面對委員會的提問,採取切實措施處理酷刑問題,否則一切的法治改革均只能淪為空談。」
就此,關注組在審議後發表的聲明中, 重申對所有在「七零九事件」前後被囚,至今仍然無法得到法律代理或是獲准會見律師,並處於秘密拘禁狀態的三十多位公民、維權律師和人權捍衛者的憂慮和關注。

從過去的觀察和經驗所得,此種幽禁式的羈押往往是最惡劣和最狠毒的酷刑、虐待和侮辱最有可能施行的場境。亦因此,有關聲明亦懇請委員會,在其審議結論中務必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公開所有被囚人士的所在地,確保他/她們的人身安全和獲得會見律師和家人的權利。


尤維潔談蔣培坤:歷史會記住這個名字

文:青

「傷心豈獨丁老師,綿綿天公泣秋霖。」 ——旅港詩人孟浪

港支聯通訊 第107期 2015/12 09

今年中秋(九月二十七日),又一位「天安門母親」成員抱憾而終,丁子霖的丈夫蔣培坤因心肌梗塞猝世。「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言人尤維潔早前對本刊表示,丁子霖最近還好,在逐步恢復中,她一個人生活但很堅強,要繼續做蔣培坤未做完的事。

尤維潔表示,蔣培坤的去世對群體的損失非常大,無法形容,「本來是兩個學者在做,現在走了一個……蔣老師考慮問題比較深入,常提出一些深刻的意見、看法。」她指,「六四」祭文、聲明、給全國人大的公開信等,二十多年來都是他們兩人一齊撰寫,有時是丁子霖起草、蔣培坤定稿,因為丁子霖不會電腦,在網上跟外界聯繫都是蔣培坤在做。

為了使「六四」事件得到公平、公正的解決,蔣培坤可說是鞠躬盡瘁。尤提到,每次到丁子霖家,總是看見蔣培坤坐在電腦前,翻牆看國外對「六四」的報道、評論、觀點等,把它打印下來,讓丁子霖和其他難屬看,讓大家知道外界動向。他不大擅於說話,主要是丁老師在對外界、媒體陳述觀點,蔣老師會做她的「幕後軍師」,兩人互相扶持。

令尤維潔印象最深的是,二零零八年底,蔣在無錫老家為「六四」二十周年製作《天安門母親之路》紀錄片。有香港朋友到訪,無錫警察知道了,到蔣家抄走一些稿件、機器,雙方發生衝突,蔣培坤特別氣憤,引發腦梗致中風,送院搶救。而本來快完成的作品,很多稿子都損毁了。

蔣培坤中風後,說話有障礙,手指不聽指揮,只能敲幾個鍵盤,但他為了完成作品,一點一點地練習,「我看了非常欽佩,幫他整理往年的『六四』報道,讓他重新寫文稿。短短幾個月,他趕在『六四』前把作品完成了。從開始只能打十幾個字,到後來打上百個字,逐步逐步把整篇文稿都打出來。」尤維潔說,蔣培坤毅力十分驚人,信念十分堅定,他的名字將留在中國歷史上。
「對我來說,有兩位學者在我們身邊,我們內心會較安定,感到有個依傍,有個主心骨幹,兩位都是哲學系的,思想的敏銳,沒有人可以相比的。」

她提到,原本難屬想等丁子霖回北京後,舉行一個悼念活動,但蔣培坤的遺願是不舉行任何追悼儀式,要安安靜靜地走,「他們其中一個考慮,也是保護這個團體,顧慮團體成員的安危,免得被警察盯上。」而在丁子霖回北京前,已有公安系統的人找尤維潔,說紀念蔣可以,但不要跟其他民運團體、成員聯繫。

至今,「天安門母親」已有三十九位成員離世,餘下的也多屆耋耄之年,但尤表示「我們一定會堅持下去,人命大於天哪,我們就是要討這個公道」。她嚴厲譴責中國政府,「這麼大的殺人事件,二十多年來沒有給遇難者親屬一個交代。」

「說心裏話,二十多年來,主要是父親、母親們站在前面,他們經歷的苦難、受到當局的打壓,比我們要大得多。丁老師幾次被軟禁,下落不明……」尤維潔說。尤的丈夫楊明湖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二時左右中槍,六月六日搶救無效死亡,遇難時四十二歲,遺下她和未滿五歲的孩子。但尤維潔相信人民是跟「天安門母親」站在一起的,儘管中共一直封鎖消息,但百姓心裏都是明白的,「我們並不孤獨。」

▓ 蔣培坤小檔案:

蔣培坤生於一九三四年,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美學研究所所長、哲學系教授,妻子丁子霖是前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他們十七歲的兒子蔣捷連,於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中在木樨地中槍身亡,丁子霖、蔣培坤後來發起組織「天安門母親」,向當局提出「真相、賠償、問責」三項要求。

「六四」五周年(一九九四年),蔣培坤曾撰寫《不能讓受害者再一次被殺害》一文,細述他五年來的心路歷程,提到「這五年來,我終於有了自己的思想和尊嚴,這是以我兒子的血和生命為代價的,也是以我這幾年間失去的一切為代價的。」文章強調,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罪惡一旦被遺忘就會重演。二零零八年,蔣培坤中風一度半身不遂,但仍堅持為二零零九年「六四」二十周年完成製作《天安門母親之路》紀錄片。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蔣培坤在家鄉江蘇無錫因心臟病去世,終年八十二歲。


聯合國重申中國須全面調查「六四」鎮壓真相

文: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港支聯通訊 第107期 2015/12 10

中國有份簽署確認的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簡稱《禁止酷刑公約》),規定締約國政府須定期向禁止酷刑委員會提交報告及出席委員會聽證會接受質詢。本年十一月中禁止酷刑委員會便在日內瓦召開了有關中國的聽證會,而中國政府亦派出以駐聯合國大使吳海龍為首代表團出席接受委員會提問。

今次支聯會亦委派我為代表親身到日內瓦參與有關聽證會,以民間組織身分向委員會表達意見、遊說並監督中國政府的發言。我們之所以特別重視是次禁止酷刑委員會的會議,因為有關委員會於對上一次聽證會後發表的審議結論曾特別提出有關「八九民運」及「六四鎮壓」問題,同時清晰地要求中國政府要全面進行有關「六四鎮壓」真相的獨立調查並向受害者及其家屬作出賠償;就此議題,支聯會責無旁貸,更應親身向委員會表達我們的立場。

十一月中,我飛往日內瓦後,於正式聽證會前一天,分別出席了兩次與委員會委員的會晤,包括正式民間組織簡介會及非正式會議。我於有關會晤中,向委員會提出「六四」問題,感謝委員會上次審議結論要求中國政府全面調查「六四真相」,並指出「六四事件」仍然是未解決的問題,牽動著很多中國人民以至香港市民的關注,因此促請委員會繼續追問中國政府對此事的回應。

之後一天,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舉行聽證會,質詢中國政府代表。委員會副主席費利斯‧蓋爾女士(Ms. Felice GAER)問及「六四」事件,重申該問題中國政府未正面回答,也提及高瑜、浦志強等人被拘禁,同時關心天安門母親處境,以及查詢包括一些香港立法會議員及其他港人沒有回鄉證的狀況;蓋爾女士重申要求中國政府就「六四」進行全面及獨立調查。對此,我感到欣慰,儘管「六四鎮壓」已過了四分一個世紀,仍有聯合國人權機制繼續正式追問此事及要求中國政府作出全面調查,這肯定是不少中國人的心聲!

除了反映「六四」濫殺和濫捕以至當局對天安母親群體等的不斷打壓,支聯會也向委員會反映了以下問題:包括劉曉波被重判在囚至今、其妻子劉霞也長期被軟禁、維權律師高智晟等被酷刑對待、維權律師被打壓、異見人士被強迫於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並重申國際社會須加強對中國酷刑問題的監督與調查等。

可能有人會問,這些聯合國人權機制對促使中國改善人權到底能起多大作用?這當然不易回答,也往往很難藉一兩次會議便可以令中國顯著改善人權,不過,如沒有持續的關注和監督,中國人權情況只會更差;至於「六四」問題,更可能因為支聯會今次有人親身到日內瓦遊說表達,才令委員會繼續向中國政府提出有關事項。


神州內望

港支聯通訊 第107期 2015/12 11

張六毛疑遭酷刑遺體多傷痕

震驚社會的「張六毛死亡事件」發生第十二天後,在海內外輿論的強大壓力及死者家屬和律師的依法抗爭下,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國當局允許死者張六毛的妹妹張唯楚(張七毛),在廣西百舉鳴律師事務所律師陪同下,終於在殯儀館內見到張六毛的遺體。張唯楚發現哥哥遺體多處疑遭酷刑,她已經授權律師向廣東省高檢提交刑事控告書,控告相關工作人員的罪行。

廣西百舉鳴律師查勘張六毛遺體,表徵疑點問題綜合包括:右腳腳踝處有腳鐐深痕;左腳小腿有兩條十多釐米長明顯瘀青疤痕,有膠布貼過的痕跡,左小腿腿毛被刮。腹部全部瘀青;肛門便血;左手手背明顯紅腫,沒有看到針點;胸部明顯幾塊血痕,有長方形,有弧形;右手臂有創傷性傷痕;十隻手指瘀青,十隻腳趾蒼白;枕部有明顯痕溝,枕頭處都是血;脖子後背顯紅色;嘴巴張開很大,口腔、嘴唇有血跡、血疤;肘內側下方二釐米處有大塊腫塊,旁有深窩。

謝豐廈王默煽動顛覆案開庭

南街運動人士謝文飛(謝豐廈)、王默「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十一月十九日在廣州開庭。

謝文飛、王默二零一四年十月三日,因穿着黑衫在廣州市街頭拉橫幅聲援香港民主抗爭、「真普選」,被廣州警方從增城區新塘鎮住所帶走,並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刑事拘留。謝文飛在審訊期間,曾被廣州市越秀看守所管教實施「定鐐」酷刑處罰,時間長達一零四個小時。二零一四年十一月,謝文飛、王默又被廣州市檢察院更換罪名,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批捕。

殘疾維族人士禁回烏市看病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新疆殘疾博樂維權人士姜志林在烏魯木齊被當地政府工作人員控制,並帶回博樂市達勒特鎮老家。八月三十日,他被新疆博樂縣公安局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資訊罪」,被羈押在新疆博樂市看守所。一個多月後,十月九日被取保候審。之後因重病,十一月十四日姜志林申請去烏魯木齊看病,遭當地政府和國保斷然拒絕。

家庭農牧場主求結束農奴制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黑龍江省農墾集團內八十名家庭農牧場主聯名上書中共中央,請求調查廢除農墾非法侵權,殘害家庭農場主,逼得家庭農牧場主家破人亡。聯名仍在持續進行中,許多被逼得走投無路的農墾家庭農場主們,急切等待中央落實五中全會支持創業的精神,解決農場主被剝奪的淒慘絕境。

農墾政府與農場違法侵佔家庭農牧場的土地使用權,破壞家庭農牧場的經營自主權,造成家庭農牧場停產停業,有的破產。

工廠面臨強拆各地人士聲援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江蘇南通、無錫、蘇州及常州當地維權人士,還有山東、北京維權人士聚集在常州,聲援常州常豆豆製品公司和工人。

早在二零一三年,常州市天甯區人民政府涉及徵收常豆公司自建的房屋,強迫常豆公司騰地。天甯區法院對令常豆公司騰地作出判決。常豆公司在沒有得到任何補償的情況下面臨強拆,職工的生計受到嚴重威脅。各地維權人士趕來聲援常豆公司。

獄中政治犯張聖雨酷刑虐待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獄中政治犯張聖雨(張榮平)開庭,其代理律師劉正清控訴獄中使用酷刑虐待張聖雨。

十一月十一日,劉正清律師到廣州市第一看守所會見張聖雨,張聖雨首先堅信自己不僅無罪,而且對中華民族有功;張聖雨披露其在獄中遭酷刑虐待的悲慘遭遇,他控訴說,因腳有病不能站,九月十一日申請值班時坐着,但不准,還要帶腳鐐。張聖雨抗議便被拳打腳踢,獄警用腳踢頭部,他被打到頭暈眼花。在禁閉室。戴背枷六天,整個禁閉期間不准洗臉、刷牙,整整六天沒有大便過一次,撒尿都是別人幫忙。

山東警員舉報貪腐官被關冤獄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山東鄆城被蒙冤的警員曾凡錦投訴,他與三十五名警員實名舉報原鄆城縣委書記劉國生等人的貪腐行為後,遭打擊報復被酷刑和冤獄三年的悲慘遭遇。

二零零九年初,曾凡錦和三十五名民警聯名向上級有關部門實名舉報時任鄆城縣委書記劉國生生活糜爛,魚肉百姓;操控黑白兩道,強拆強佔,打死、打傷、拘留農民;不顧百姓死活,建設國家明令禁止的高污染項目等腐敗行為,當時他們還將舉報內容上傳到網路。沒想到曾凡錦等人的實名舉報讓劉國生惱羞成怒,他利用手中的權利召開常委會,指派政法委書記袁紅兵掛帥,對曾凡錦進行有預謀、有組織的瘋狂報復,隨後操縱司法利用高科技偵查手段,跨省追捕曾凡錦歸案。

無錫訪民華惠清黑獄受酷刑

無錫訪民華惠清因拆遷維權,三次被無錫政府關押黑監獄。華惠清因房屋在拆遷範圍內,政府想用低廉的價格來搶走他的房屋和土地,他不服政府官員的法西斯搶劫行為,就向各級舉報、控告官員違法徵地拆遷,遭無錫政府三次以「信訪群眾法制教育學習班」名義,將其關押到黑監獄,對其實施非法拘禁,第一次和第三次都被關押在無錫市新區坊前街道新芳園賓館內,第二次先被關押到新芳園賓館,後又被轉移到錫山區委黨校內。在黑監獄不讓與外界聯繫,不給飯吃,不讓睡覺,二十四小時只能坐椅子。


檔案速遞

以下活動均需義工協助。如閣下可出席參與,請聯絡contact@alliance.org.hk、傳真27706083或致電27826111與秘書處職員聯絡。活動地點如有任何更改或取消,而閣下沒有報名,恕不另行通知。

港支聯通訊 第107期 2015/12 12

愛心寄天安門母親及劉曉波、高瑜、浦志強--簽聖誕卡慰問「六四」受難者家屬和在囚異見及維權人士

日期/時間/地點
12月12日(六)中午12時至晚上7時
灣仔港鐵站莊士敦道A3出口

12月13日(日)中午12時至晚上7時
荃灣大河道近安榮街

12月15日(二)下午1時正
中環匯豐銀行集合,往郵政總局寄頸巾等禦寒衣物

12月19日(六)中午12時至晚上7時
葵芳港鐵站D出口,葵涌廣場外空地

12月20日(日)中午12時至晚上7時
銅鑼灣港鐵站黃金廣場F出口

12月23日(三)下午1時正
中環匯豐銀行集合,往郵政總局寄聖誕卡

「毋忘六四」除夕晚會

日期:12月31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8時至凌晨
地點:尖沙咀彌敦道柏麗大道《請請》手塑像附近

司徒華逝世五周年追思活動

1.紀念花園追思
日期:2016年1月1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11時至11時30分
地點:柴灣歌連臣角紀念花園

2.追思會
日期:2016年1月2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7時至8時
地點:「教協」銅鑼灣服務中心

民運年宵攤位

支聯會將於維園設年宵攤位,歡迎各位出席選購民運書籍及紀念品,將民主訊息帶進生活中。此外,年宵攤位需義工協助現場工作,包括事前搭建攤位、活動期間推介民運書籍及紀念品等。如有適合年宵攤位展銷用的民運紀念品,歡迎致電27826111與秘書處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