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支聯通訊》03/2017 第113期
目錄
- 編者的話／蔡耀昌
- 民運望遠鏡
- 六四紀念館
- 聚焦鏡
- 再起西單
- 檔案速遞：「六四」28周年悼念活動
【編者的話】
／文：蔡耀昌
專制與獨裁，從來離中國人民不遠；而對於平行時空下的當下香港人來說，專制、獨裁看來與我們愈發貼近。
當代中國經歷了十年「文革」浩劫後，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曾一度出現大規模的撥亂反正，當時更有人期待中國會走向民主道路。但很快，人民已意識到取代毛澤東手握領導大權的鄧小平，只願意在經濟領域推動自由化，但在政治上仍舊「不放手」。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爆發的「民主牆運動」，便曾出現大字報疾呼「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
最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於黨內被正式確立其「核心」地位；這「習核心」，不僅是繼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後的「中共核心」，其權威位置更被冠以與毛澤東看齊。亦有愈來愈多的分析與評論指出，「習核心」近年不少政策舉措，包括對體制內與民間反對聲音的打壓，愈來愈接近毛澤東時代的狀況。本期《港支聯通訊》也有專題文章加以評析。
當然，歷史總不會簡單地重複，當前中國政治、經濟以至社會制度，與「毛時代」狀況已經大大不同；也因此，當前中國的「專政」模式，與毛澤東的「獨裁」體制，也不會全然一致，雖然其本質也許沒有重大差異。與近半世紀以前中國經濟和社會制度均「對外隔絕」的情況相比，經歷近四十年的開放改革，中國的經濟已經全方位與世界接軌，全面資訊封鎖亦愈發不可能，在這形勢下，我們必須正視當前中國共產黨的「專政」體制，也出現不少演變與複雜化，其中一種發展便是其管治模式愈來愈懂得將政治決定納入他們控制的法律制度中，透過表面的「依法治國」來包裝他們的「專政」。
新時代對「專政」的反制，需要我們更深入的分析，也需要我們更持久的堅持。
全新「支聯會網台」四月啟播
網民怎樣看支聯會？
／文：煒煒
支聯會正籌備全新網台頻道「支聯會網台」，直接與網民接觸，打頭陣節目為《薪火相傳》，由支聯會新一代常委及義工主持，與元老級人馬暢談。網台將於今年四月中旬啟播。
支聯會成立廿八年，肩負承傳八九民運精神，與時並進是一項挑戰。今年支聯會首次開設網上電台頻道，由幾名年青常委與義工擔大旗，希望利用這個新媒體平台，接觸更廣泛社群，特別是年輕人。
年青人主持網台
林兆彬（Ben）、葉偉強（Jay）、鄒幸彤（幸彤）三位八、九十後青年人擔任新網台節目主持人。
Ben是「六四」燭光悼念集會過去幾年的司儀，本身也有網上電台經驗。幸彤是支聯會副主席，正職為大律師，一直關注內地維權議題。Jay任職社工，也是支聯會年青常委之一，過去於支聯會不同活動中擔任司議，如「六四」遊行、集會等。Jay表示：「網台工作對於支聯會及個人來說都是一項新嘗試，藉此與更多朋友交流意見，愈辯愈明。」
全新節目《薪火相傳》
網台頭炮節目《薪火相傳》以年輕人角度出發重新認識支聯會，首季節目訪問多位資深常委及義工，包括何俊仁、李卓人、黃志強、尹兆堅、張文光等，回顧支聯會成立的歷程。此外，何俊仁和劉國興律師的熱播節目《細說中南海》亦會於支聯會網台上聯播。
「支聯會網台」未來計劃開設更多新節目，構思中的節目包括細數香港本土歷史重大事件的《香港歷史》（暫名）。還有以醫療、心理、衛生角度看各樣社會行動之風險及注意事項的《社運職安健》（暫名）。主持們更想收集聽眾的意見，想知道大家喜愛聽甚麼節目，歡迎各位網友與支聯會聯絡。
支聯會網台
網址：https://bit.ly/hkanetradio
開台日期：二零一七年四月中旬
節目一：《薪火相傳》
主持：林兆彬（Ben）、葉偉強（Jay）、鄒幸䑣（幸彤）
節目二：《細說中南海》
主持：何俊仁、劉國興
六四紀念館：
如果命運能選擇——「六四紀念館」專題展
／青
絕食不絕食？撤退抑留守？每場運動總會面臨一些進退兩難、成敗攸關的「交叉點」。如果重臨其境，你會怎樣抉擇？今年的「六四紀念館」專題展提供多個場景，讓參觀者「自主命運」。
兩年多前的「佔領運動」，數十萬港人上街抗命，在煙霧瀰漫的催淚彈中，防暴警舉起「速離否則開槍」的旗幟，令不少人聯想到「六四」清場，害怕慘劇重演。「六四」的恐懼一直縈繞港人心中，撤離不撤離，成為那晚的一道難題。
二十多年前的天安門廣場，請願的學生同樣面臨撤留之爭。事後回望，這場持續五十日的運動，曾出現數個關鍵「交叉點」，群眾（包括學生、市民、軍人等）的抉擇不同，運動的結局或會改寫。譬如：是否發起絕食令運動升級？戒嚴令頒布後是撤離抑或死守？負責清場的部隊是否集體抗命不開槍？
不同抉擇，會帶來甚麼不同後果？如果你在現場，應如何做決定？今年支聯會與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合作，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舉辦主題為「六四關我？事」的專題展覽，除了介紹「八九六四」歷史，還設計了不同場景，以互動形式讓參觀者抉擇，思考「六四」與個人、香港和中國的關係。展覽期間，JCCAC的其他藝團亦會同時推出相關展品、活動，互相呼應，讓參觀者以不同形式、不同角度反思這段歷史。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無法改寫。重臨每個「交叉點」，反覆思索再作抉擇，意義在於汲取前人的經驗和教訓；當下一個「交叉點」來到面前時，能作出更理智和負責任的決定。
歷史亦無法割裂，有因有果。八九民運啟發很多港人參與民主運動，「六四」屠殺加劇港人恐共抗共情緒。時至今日，「八九六四」對香港政局、民運的影響並未消減，這在政改、佔領一役尤其凸顯。釐清歷史發展的脈絡，更能把握當下時局，更清楚前路應如何走下去。
說到底，面對愈益專制、高壓的中共政權，認命還是不認命？這是「六四」鎮壓後也是「傘運」落幕後，大家都要面對的「交叉點」。
「六四紀念館」專題展覽：
主題：「六四關我？事」
地點：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2樓L205-208室
日期：4月30日⾄6月15日
時間：中午12時至晚上7時
內容：場景體驗、電影放映、真人圖書館、攝影展等
不能忘卻的紀念
／張文光
香港興建故宮博物館的分館，引起一陣子的風波。
撇開建館程序的爭議，愈多不同類型的博物館，展示中國或人類的文化與文明，總是一件好事。
當社會還議論紛紛時，人們忽略了早些日子，支聯會尖沙嘴的「六四紀念館」被別有用心的業主迫遷，至今仍沒有立足之處，是多麼令人惋惜的事。
那是一所很精緻的紀念館，有着民運支持者的心血，更重要的是：它記載了中國和香港八九民運的歷史。
那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時代，是北京青年用鮮血凝成的記憶，不想回憶，未敢忘記。
唯有記緊這段歷史，才會讓逝去的生命照亮人間，讓民主的理想繼續綿延。這理想有着普世價值，不單中國社會值得紀念，世界其他地方也沒有忘懷。
挪威的奧斯陸海旁，有兩座尋常的古典建築物，一是奧斯陸市政廳，每年頒發諾貝爾和平獎；二是諾貝爾和平中心，介紹和平獎的歷史和得獎者。
二零一零年，挪威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中國的劉曉波，地點就在奧斯陸市政廳。巨大的五星旗像一個紅色的天空，覆蓋在市政廳門前；而市政廳的頒獎台，卻擺放了一張空椅子，告訴人們得獎者劉曉波，非但不能領獎，而且身陷獄中，連同摯愛的妻子劉霞都失去自由。
這是多麼諷刺和悲哀的場面，諾貝爾和平獎的光榮，掩不住劉曉波夫妻的傷痛。
那天晚上，支持劉曉波的人，不分國籍，自發組織了一次火炬遊行，讓中國民運的聲音在遙遠的挪威響起，迴盪在寒冷的北國天空。
過了這個晚上，挪威人將劉曉波的相片和剪報，放到諾貝爾和平中心。那裏同時展示其他的得獎者：馬丁路德金、曼德拉、昂山素姬等人的展覽桌，讓世人看到人類共同的渴望：一個尊重人權和自由的美麗新世界。
和平中心有一間大廳，暗黑中閃着星光，每一點星光是一個和平獎得主，象徵他們的奮鬥，照亮黑暗的人間。
和平中心的盡頭，人們赫然發覺，一面巨大的劉曉波像貼在整幅牆上，寫上一行字：劉曉波是唯一今天仍在獄中的和平獎得主。
那是多麼令人感動和驚訝的場景，誰能料到挪威，一個遙遠的國度，在中國巨大的壓力下，仍沒有遺忘劉曉波，願為他的自由吶喊。
若遠方的挪威還在紀念民主中國的奮鬥，中國人又怎能輕易忘記呢？
我們，只會繼續為平反「六四」和釋放劉曉波而努力，不單在香港重建「六四紀念館」，或許更遠的將來，在中國的北京，會有一座中國民主的博物館呢。
零感世代對「六四紀念館」的挑戰
／胡啟敢
記得哲學家漢娜．鄂蘭在《耶路撒冷大審判記事》，栩栩如生地描繪艾克曼的那種人性形態——對他人的苦難道德麻木，盲目服從權威間接地殺害了上百萬的猶太人，是現代社會的一個新症狀。及後美國的電擊實驗和史丹福監獄實驗，一再證明人類對於他人苦難的想像力，在巧妙的佈局下，就會消失殆盡，變成傷害人的零件。
台灣有學生鬧出魯莽地冒天下的大不韙，在活動中扮演納粹德軍，惹來四方抨擊。難道他們不知道納粹是令人厭惡的嗎？理論上從教科書中就可以知道納粹的暴行。但是，他們卻被納粹制服的美學迷倒（希特拉曾言，軍服要設計得美，才能吸引年輕人從軍。），欣然穿上，就是他們通通都是艾克曼的翻版，對他人的苦難缺乏想像力，就算了解，也不會有任何反應。
這也是對「六四紀念館」的大挑戰！
這個世代的人，一方面沒有像老年人和中年人般對電視上「六四」屠殺場面歷歷在目，對事件的理解隔了一層。另一方面，學校和家長為了應付各適其適的考試，不惜大力操練考卷，獨尊智育發展，拋棄情感上的薰陶，結果不少學生變成考試機器，對世間萬物感到麻木茫然。基本上，學校對不少學生的情感教育不足，造成他們變得和艾克曼一樣，對他人的苦難缺乏想像力。
因此，就算他們來到「六四紀念館」，初步了解八九民運的經歷，因為對他們缺乏想像力，難以從文字描述體會八九民運的波瀾壯闊，當時北京學生和市民忘私為公，為民主自由奉獻的熱情，也缺乏感情去理解人民軍隊屠殺北京民眾的可惡和可悲之處。要一個零感世代有充沛的感情理解「六四」的可歌可泣，也許如荒漠中求大江之水！
我擔心的是，若果中國軍隊學得希特拉真傳，精心設計軍服，用其美感去洗刷殺害人民的血漬，這些零感世代，就算知道「六四」的經過，也許會像台灣那些穿納粹軍服的台灣學生，將「六四」死難者的怨恨冤屈拋諸腦後，認為殺得好，殺得妙！
「六四紀念館」若要抗衡這個挑戰，有必要思考，如何擴闊學生對他者苦難的想像力，方可以讓他們理解為何老一輩堅持平反「六四」的赤子之心。
我以為，透過不同的藝術媒介，用情感聯繫情感，才可以打動學生的零感之心。我們可以取法教會，耶穌逝世已經二千年，但是教會能夠將耶穌受難和神愛世人的經驗一代傳一代，靠的就是以不同的藝術媒介擴闊年輕一代對《聖經》的想像力，才能把宗教一代傳一代。也許，「六四紀念館」應該走這個方向，才能與遺忘抗爭。
「六四」三部曲：從金庸悲劇英雄看八九民運英烈
／日月燎原
（筆者按：以墨寫的虛構故事比擬血染的真實歷史，筆者絕無冒犯之意。）
金庸沒有具體描寫郭靖城破戰死殉國情節，我想到「六四」鎮壓夜，北京城長安街學生，市民阻擋軍車，衝突中的慘烈情況。
軍隊攻入天安門廣場，推倒民主女神像，神像高舉的火炬灰飛煙滅。就似六大派攻陷光明頂，明教眾人圍坐地上，高唱熊熊聖火，以身殉教。溫和開明派趙紫陽未能如張無忌最後關頭走出來扭轉乾坤。正如《倚天屠龍記》後記，政治鬥爭要勝出，就要殘忍。要保住人性、良知，就喪失權位、自由。現在唯有忍耐待機、堅守尋變。
楊過在絕情谷苦候小龍女，最後絕望殉情，卻能劫後重逢團圓。這就是傳奇！我們在維園年復年，守情義，是執著？是浪漫？還是在創造另一個傳奇？
寫在「六四」三部曲第廿八回「俠義之士」，集體創作中。
聚焦鏡：
如何結束一黨專政
／何俊仁
根據歷史經驗，一個專制政權的結束，離不開下列三個途徑：
一、領導者自我改革，把權力開放，達至民主。
二、暴力革命把專政推翻。
三、民間社會和平抗爭，迫使執政者不斷改革，達至民主轉型。
由上而下的和平有序改革
由上而下的和平有序改革，需要的社會成本最低，而政治效益則最高。但事實上，專政者大都慣性擁抱特權，希望千秋萬世。當日「滿州黨」是這樣，今天的「中共黨」亦如是。「習核心」的反貪腐，亦只是為了挽救沉淪的黨，不是為了開放封閉的政權。以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共不斷收緊民間社會活動空間，打壓異見維權人士，使人感到他不會是「蔣經國式」的改革者，和開創民主憲政的開拓者。習近平治下中共未來的改革，目標要國家強大，但格局是國進社退，官富民窮；「被專政」的人民，若不反抗，只能期盼出現賢能的領袖，實行「仁慈的專政」。現代社會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絕不是專制政權所能包容的，故此人民在壓迫下的長期抗爭，將會引起社會不穩，並迫出暴力的動亂甚至革命。
暴力革命推翻專政
今天不少活躍人士對任何和平改革的可能性，都失去信心和耐性，並認為要「回到革命」。有觀察者認為中國內地社會所呈現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矛盾已到了臨界點。故若有重大事故如經濟大崩壞或內部鬥爭公開化，便可能觸發大規範的社會動亂，動搖政權的根本。事實上，不少領導人下一代以至高幹家屬大批移民海外，以及大額財產資金的不斷外流，都顯示管治危機。專制政權的本質是不穩定的因素，是缺乏足夠的政治合法性和制度的有效性，故要用赤裸裸的武力操控社會，壓制異己。但嚴重的政治社會矛盾，引發大型的衝突動亂，極大可能是另一次大模範的血腥鎮壓或屠殺。一般來說，民間力量實難以暴力推翻政府現代化武力裝備的專政。
但另一可能是社會動亂會引發領導內部的分裂。從而觸發武裝政變而推翻現政權。但誰能知道新生力量是屬於人民社會，或另一個獨裁者呢？誰可保證奪權者會引進政治民主、保障人民自由？非洲「茉莉花革命」的結果在多個非洲國家是一批獨裁者被另一批獨裁者取代。但革命如真的要來，無論結果怎樣，亦不是甚麼人可以攔得住的！
艱巨而持久的非暴力抗爭
上世紀末「民主第三波」的實現，在於民間不斷以和平理性的抗爭，成功迫使管治者妥協和改革，從而逐漸走向民主轉型。這種社會型態的抗爭是多樣化的：從異議者維權人士等的集會、遊行、示威、上訪以至互聯網上的連線、聯署、網上輿論的披露和批判，以至維權律師在法律制度內外的抗爭等，成為一股推動民主發展的力量。在和平抗爭的過程中，當然不斷有人付出自由、人權以至生命的代價，而換取社會以至領導者的覺醒。很多時候，改革是非常緩慢和局部的；但積累的改變到了一定程度，便不能逆轉，甚至迫至一個大轉型的臨界點。民間和平抗爭成功迫出「和平革命」的歷史經驗有菲律賓、南韓、台灣以至近日的緬甸。和平抗爭最重要目的是要促進社會條件成熟，民智開啟，形成文明的文化和社會共識。至此軍隊、警察都不敢輕易暴力鎮壓，專政者便知難而妥協。
這需要艱巨而持久的抗爭，更需要有理想、意志、勇氣和耐力的運動組織者。
總結
我們在此空間，為內地的民主運動，至少可發揮一定的支援作用。香港的民主進步力量，亦在可能的範圍內聲援內地的維權運動，包括互相傳達資訊，以至輿論的聲援都有積極的意義。全世界代表文明進步的民間力量，透過非政府組織團結起來，一起推動文化思想和價值意識的改變，顛覆世界上專制的政權，使民主、人權、自由、法治成為新一個全球化的正面成果。
習近平「毛澤東上身」後患無窮
／林和立
剛舉行的全國人大與政協本來是一黨專政下走過場式的全國性「民主議政騷」，但今年的兩會只有一個主題，便是大小幹部與數千位「民意代表」極其肉麻地向自詡為「二十一世紀毛澤東」的習近平「核心」效忠。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七次提到要「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而傳說與習不和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人大閉幕禮上亦高調說：「全黨全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云云。
去年是「文革」爆發五十周年，今年則是香港「六七暴動」半世紀祭，大陸的知識界對習總倒行逆施回復毛魔時代的價值觀與政策大為震驚！香港人要洞察習總如何「毛澤東上身」的最佳方法，是搞清楚習上台近五年如何把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與制度改革打個稀巴爛！
鄧小平雖然遠不如胡耀邦或趙紫陽開放，但他的確汲取了「文革」的教訓，鼓吹法治與制度代替人治，命令全黨誰也不准搞個人崇拜。同時，鄧鑑於中國經濟嚴重滯後，英明決定把黨的中央任務放在經濟建設，不搞形而上的意識形態鬥爭，更不搞「文革式」的政治運動。曾參與發動五十年代反右運動的鄧不會推行普世價值式的民主，但鄧起碼不是教條主義者，他提出摸著石頭過河，遠離「姓資姓社」的無厘頭爭論。同樣重要的是，鄧大力支持趙紫陽倡導的黨政分開，黨只管長遠目標與政策，而政府與企業的頭頭在具體事務與日常工作上不受黨委的牽制。
習在黨「十八大」上台後便把全副精力放在抓權與集權。「姓黨」的媒體鋪天蓋地歌頌習大大的豐功偉績。習總除了當黨總書記與軍委主席外，還出任十多個高層領導小組與委員會的組長。最顯眼的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此全國最高層的財經決策機構通常由國務院總理主持，但習堅持要掌管財經領導小組，結果是共青團派系代表李克強總理被迫靠邊站！除了打破鄧小平黨政分開的原則外，習總大肆推行「文革式」的政治運動，要幹部通過「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方法來搞「批評與自我批評」，目的是追求「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所謂最高意識形態境界。
習總自從去年年底登上與「舵手」相若的「核心」地位後，已充分準備幹到二零二七年的黨「二十一大」才退休。另外，習大大為了打擊反對聲音，對知識分子與公民社會的箝制差不多回復到「文革」的時代，難怪曾當文化部書記的于幼軍去年說中國的「文革土壤」尚未清除，隨時又會上演類似十年浩劫的悲劇。
再起西單：
「七零九大抓捕」中的酷刑與「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二零一五年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對中國的結論性意見曾指出，中國政府在禁止公職人員向疑犯施以酷刑仍然需要改善。正當國際社會期望這份報告會令中國政府有所收歛時，「七零九大抓捕」中多位維權律師的遭遇似乎正走向相反方向：李春富律師被羈押致精神衰弱，其情緒受焦慮不安困擾；謝陽律師被國保施以十二種酷刑及不人道對待，只為要他指證其他維權律師；有消息更指王全璋律師及李和平律師被電擊致昏迷。再考慮到中國政府今年提交委員會的後續答覆沒有承認過失，沒有承諾改善任何法律，還不斷強調已有合理合法的機制處理酷刑，可想而知中國政府仍不願正視酷刑問題。
像「七零九大抓捕」中的酷刑這類嚴重違法事件不會單純是個別公職人員品格差劣所致，更多是因為法律制度提供誘因予公職人員為所欲為。最常見的是公職人員向疑犯施以強制操控的過程沒有足夠監察，提供不少機會予公職人員施以毒手。而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就是其中一個這樣的制度。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給予警察權力在不經法院介入下把疑犯羈押於看守所以外的指定地點，地點全由警察決定而且並無必要公開。整個過程僅由與警察關係密切的檢察院監督，唯一條件是要在實施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當事人家屬。看守所條例雖然對警察處置疑犯的監察效用十分有限，但至少有一套既定規章保障被羈押在看守所的疑犯的權利，以及在看守所內有警察與疑犯之外的第三者在場。對比下，於看守所以外的地點羈押卻沒有規章可言，更只有疑犯與警察共處一室。再加上《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訂明當案件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時，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疑犯要得到偵查機關許可，即是說在這類案件中警察能阻止疑犯會見律師。結果是疑犯無法即時向律師匯報曾遭酷刑，律師也無法採取法律行動阻止警方。在這樣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下，疑犯可謂任由警察魚肉。
而最恐怖的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並非只羈押十數天，最長可達六個月。試想像警察在第一至第三個月向疑犯施以酷刑（如毆打、電擊、阻止進食），繼而讓疑犯在隨後的三個月回復正常。到六個月期限結束時，恐怕醫生也難以證實疑犯曾被施以酷刑，也等於沒有證據向施以酷刑的公職人員追究責任。
以上所描述的情境並非筆者憑空想像。「七零九大抓捕」中，多位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正正被當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受到「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當他們的律師申請會見時，警察總簡單以會見「可能會泄露國家機密」或「妨礙調查為由」而不許會見。結果多名案中人都曾受到六個月的秘密羈押。無獨有偶，上述三位律師均於這段時間被施以酷刑。警察之所以選擇在這段時間下手，因為這段時間提供了完美的犯罪基礎：下手時沒有第三者在場，下手後證據又不會被發現。
所以，如果中國政府真的有決心禁止酷刑，第一步應該修改《刑訴法》並取消「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加強監察警察，而不是僅僅提供反酷刑培訓，做無意義的公關工程。
《境外NGO法》實施 成中國公民社會的緊箍咒
／香港職工會聯盟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下稱《境外NGO法》）於本年一月一日正式實施，連同去年九月一日實施的《慈善法》，中國政府在短短幾個月內，一口氣推行兩套相關法例規範民間團體的活動。上述兩套法例，均秉承習近平政權「以法治國」的理念，透過法律框架限制人民的公民權利，達至維穩的目的；並為日後拘捕和起訴異見人士提供更有說服力的法律基礎，而毋須動輒搬弄牽強的「口袋法」（例如︰尋釁滋事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等）作罪名。但《境外NGO法》的通過，實際上是進一步收窄公民社會的活動空間。若要分析《境外NGO法》的立法動機和帶來的潛在影響，就必須從下列兩個層面入手︰（一）監控制度的建設和（二）活動範疇的規範。
公安部和管理部門雙重監管 機構活動無所遁形
首先，法例規定所有在境內活動的境外機構，均需要透過相關的「業務管理部門」向公安部門登記。此舉無疑把境外機構視為對社會秩序帶來潛在風險，並納入公安部門的管轄範圍。同時，境外機構亦需每年向「業務管理部門」遞交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並需交代資金來源、資金流向和資助計劃的詳情（第十九條、第二十條）。換言之，境外機構的一切活動和財務資料，均受到國家部門的嚴格監控。在此監控制度下，境內機構接受境外機構資助或合辦活動，同時變得無所遁形。當然，在自由民主的國度，一個負責任的非政府組織向公眾披露工作內容和財務細節，實屬應盡之責。但奈何在中國這極權的人治國家，如此嚴格的監控制度，則變成政府控制境內外機構的工具。因為境外機構在境內所能從事的活動與項目，均受到《境外NGO法》的規範。
規範業務範疇 「灰色地帶」從此消失
根據法例的第三條︰「境外非政府組織依照本法可以在經濟、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環保等領域和濟困、救災等方面開展有利於公益事業發展的活動。」同時，法例亦規定境外機構「不得危害中國的國家統一、安全和民族團結，不得損害中國國家利益」，或「不得從事或者資助營利性活動、政治活動，不得非法從事或者資助宗教活動。」（第五條）上述條文等同於為境外機構的活動設限，將一些中共所不容許的政治活動摒除於法律框架之外。可預期，除了一些社會風險較高的機構（例如從事維權或推動社會變革）之外，其他從事上述領域業務以外的機構，均難以尋找「業務管理部門」落戶並合法地在中國活動。
新法甫啟動 已誘發公民社會力量自我削弱
《境外NGO法》立法的動機，就是要透過登記和備案制度，由「業務管理部門」篩選中共所能接受的機構，給予它們合法地位；同時把不受歡迎的機構逐出中國。在《境外NGO法》實施後，國內的公民社會從此沒有所謂的「灰色地帶」，所有得不到「業務管理部門」祝福的機構，一律被視為非法組織。然而，法例內容只列出一些籠統的篩選條件（例如「不得損害中國國家利益」或「不得從事政治活動」等），卻沒有為這些行為作闡述或釐訂客觀的準則。因此界定可接受和不能接受的界線，完全由各地方的「業務管理部門」和公安部門所操控。法例賦予地方部門的「彈性」，也令很多境外機構無所適從。一家全國各地均有項目的機構負責人曾表示︰「能否取得登記有時要取決於機構和相關部門的關係以及當地政府對相關項目的依賴。例如一些資源相對匱乏的省份，對NGO持比較開放的態度。」同時，敏感議題的界定，也會因地緣政治而異。例如一些省市政府，會比較容忍環保機構調查私人企業違反環保法例的行為，因為這既可借機構之力，執行由中央下達的指令，同時又不失與企業間的關係；但同樣做法在其他省市則未必可行。導致日後可能出現同一個組織，既可在某些省市獲批註冊，但同時又在其他省市被禁止活動的怪現象。這樣對一些過往遊走於界限邊緣的機構來說，「誤中地雷」的風險將進一步提高。為求自保，這些機構日後將可能取消一些相對高風險的項目。
《境外NGO法》的實施，對於一些「踩界」的機構所帶來的影響，最多是策略上的改變或加重行政上的負擔。但對一些從事權利抗爭的機構來說，則標誌著「中國再不歡迎他們在境內活動」。同時，把這些機構摒除於法律框架之外，亦等同於將他們的風險系數，提升至跟境內非法組織無異。日後，中國政府如需取締這些組織或拘捕相關的工作人員時，則無需再引用理據牽強的「口袋法」，大大提升「執法」的說服力和減低政治成本。這跟習近平政權「以法治國」的理念一脈相承，透過惡法箝制公民社會的生存空間。同時亦對現存於「灰色地帶」或「禁區」內的境外機構起到阻嚇作用。據悉，有一些國際機構已準備撤出中國，將資源轉移到一些風險較低的地區。可見《境外NGO法》甫實行，已令部分境外機構自我審查或撤出中國，某程度上已削弱中國公民社會和社會變革的力量。無論日後新法的應用和執行的尺度如何，這緊箍咒已令中國的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的前路，變得越來越崎嶇。
神州內望
／韋斯
百維權人士聚京要周強下台
二月二十六日，全國「兩會」前夕，在京維權界代表王清臣、蔡志國、劉敏傑、馮少軍、王勝江、王雲鳳、趙春紅、唐新波、湯玉清、霍淑華、吳繼新、郝淑娥、楊宗生等百餘人，相聚一起拉條幅向「兩會」委員、代表發出共同聲音：強烈要求全國人大罷免與依法治國唱對台戲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強烈抗議擁外國護照的官員當官撈錢干政；強烈要求「兩會」平反冤假錯案，不要殘害訪民。
「七零九」家屬就酷刑向「兩會」呼籲
「七零九案」維權律師被關押酷刑對待，家屬表示憤怒，其中，「七零九」家屬王峭嶺（李和平律師妻子）、李文足（王全璋律師妻子）三月二日向全國人大、政協發出呼籲書，敦促有關部門改進工作，就被監管人員免受酷刑和虐待完善預防和監督機制，明確被監管人員受到酷刑和虐待後，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應該受理。
「兩會」期間大量維權人士被拘
「兩會」前夕及「兩會」期間，在北京及各地，大量維權人士被拘押，或被禁錮，引起社會強烈不滿。因「兩會」維穩，遼寧維權人士姜家文三月五日被遼寧公安從久敬莊帶走，押回丹東，現已失去聯絡。帶走姜家文的是遼寧丹東市元寶公安局袁副局長特警支隊的人。
另外，因呼籲釋放被非法關押及酷刑對待的律師謝陽的黑龍江哈爾濱民主人士于雲峰（網名董狐直筆）於三月二日晚上往哈爾濱市拘留所。經知情人士消息得知，于雲峰被行政拘留十天，拘留通知書相關部門正在醞釀如何出具，只是口頭通知。
蘇昌蘭入選八大人權女鬥士
今年 國際婦女節（三月八日），廣東維權人士蘇昌蘭獲總部設在英國的國際特赦組織選為八大女性之一。
二零一四年十月，佛山南海區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為由將蘇昌蘭帶走，隨即又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拘。辯護人多次申請取保候審都被法院以有社會危險性為由拒絕。蘇昌蘭被關押近兩年半未有宣判，律師透露法院將會結案。蘇昌蘭前公民代理人陳啟棠的案件，三月八日審限期滿，當局四度延長審限。
「銘記八酒六四」酒案四人羈押
四川成都的符海陸、張雋勇、羅富譽、陳兵等四人因為製作「銘記八酒六四」酒入獄，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審查起訴。六名律師透露， 符海陸、張雋勇、羅富譽、陳兵通過製作「銘記八酒六四」酒的形式追思「八九六四」事件，是行使自己的言論自由，不構成任何犯罪。四人失去自由已經超過八個多月，長期羈押對身心是一次巨大的傷害，他們的親人亦承受難以想像的痛苦和擔憂，呼籲辦案機關立即釋放他們，以彰顯人道。
佟適冬逝世民主人士紛悼念
三月二日下午四點到五點左右，長期獨居且無人照顧的中國民主黨創黨元老、湖南大學教授佟適冬老先生在湖南大學住所附近意外摔了一跤，被長沙市四醫院派出救護車接走，在治療近四十個小時後，佟適冬不幸於三月四日上午辭世。民主人士紛紛悼念。
上海任迺俊遭拘留下落不明
二月二十二日，上海公民任迺俊於自己家中被員警沒有任何法律手續帶走後下落不明。任迺俊是網路自由作家、黃埔基金會上海分會顧問，近年來，寫了百餘篇文章分別在「民主中國」、「博訊新聞網」、「參與」等網站發表揭露專制之罪惡。任迺俊在上海當地有「妙手回春」之稱，他為全國各地爭取憲政民主的公民免費治療疾病，其中有劉遠東、邱蓓、徐秦、徐佩玲等。任迺俊為公民圈的朋友免費治療也成了罪狀。
控告長沙員警對謝陽施暴刑
二月二十二日，葛文秀律師在藺其磊律師陪同下前往長沙市檢察院，就長沙國保員警尹卓等人在偵辦謝陽所謂的「煽顛」案中涉嫌刑訊、暴力取證、徇私枉法犯罪行為進行控告。
一月十八日，謝陽辯護律師陳建剛在網路上曝出謝陽遭遇湖南省廳和長沙市局國保酷刑的會見筆錄，該筆錄詳實記載了謝陽所遭遇種種酷刑的細節，如：多次實施暴力毆打、多次長期剝奪睡眠、多次長時間強迫坐吊吊椅、多次煙熏眼睛（三次以上）、有病不醫、不給水喝、威脅家人生命、拒絕律師會見等刑訊逼供方式，逼迫謝陽自證其罪、誣告他人，對其肉體和精神之折磨已超出人類所能承受的極限，以致謝陽幾次欲自殺以求解脫，其殘忍程度令人髮指。
滬民上街要求官員公開財產
二月十七日，上海人權捍衛者孫洪琴、吳玉芬、魏勤、張平、周洪寶、邱蓓、顏秀英、王寶妹、劉淑珍、王燕亭、鄭培培等今年第二次上街舉牌，要求官員公開財產。官員公開財產是官員的責任，亦是公民的權利。官員不公開財產，所謂的「為人民服務」就是謊話、空話。官員財產不公開，社會無正義。丁菊英、鄭培培、倪明其還拉起橫幅：「要求全國人大立即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檔案速遞：「六四」28周年悼念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