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支聯通訊 第116期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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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目錄

  1. 悼六四抗威權,我們選擇與公義同行/何俊仁
  2.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蔡耀昌
  3. 「民主女神」的前世今生/
  4. 支聯會2017年活動回顧/煒煒
  • 聚焦鏡
  1. 以惡法治國/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2. 廢法廿年︰看中、港兩地走過的「集體談判」路/香港職工會聯盟
  • 再起西單
  1. 低端人口,患難見國情/呂秉權
  2. 神州內望/韋斯


【編者的話】

/文:麥海華

支聯會每年在維多利亞公園年宵花市都會擺檔,銷售民運書籍、紀念品;主席及常委為市民寫賀年揮春,漫畫家馬龍及尊子也義務為大家畫肖像;亦會派發支聯會宣傳及活動訊息。

去年,我們將攤位布置成一個迷你「六四紀念館」,以負片形式展示一些與八九民運及「六四」屠殺有關的相片,邀請市民用手機「負片」功能還原「真相」,吸引過萬市民入內參觀及瀏覽,當中大部份是年青人。以新穎形式讓他們增加對八九民運及「六四」屠殺的認識,效果不錯。

今年年宵攤位除了繼續往年的銷售和寫揮春、畫肖像等活動之外,更想到介紹民主女神像。當年,北京學生在運動後期,製作民主女神像,成為八九民運重要標誌。民主女神像雖然在「六四」屠殺夜被坦克碾碎,但這個民運的靈魂代表卻在香港重新被豎立起來,象徵民主的再生及發揚光大。

當然,民主女神像在香港的重塑,也曾遭官方的打壓強搶,但由於有市民的支持及傳媒的報導,最終才能得以保存,並在各大專院校存放。及後,多個民主女神像在美加等地被重新製作及豎立,反映人心不死,民主將會重臨中國大地的盼望。

今期作者「青」的「民主女神的前世今生」就為大家介紹「民主女神」的創作意念、參考的背景及在香港及美加等地民主女神像的重生。若各位到支聯會年宵攤位參觀,將會體會到我們為大家以別開生面的方式展現「民主女神」的前世和今生,更讓大家思考象徵符號對社會運動的作用。

今年是中共改革開放四十年,將會有大事宣傳的活動鋪天蓋地的展現和推出。

但除了強調經濟的成就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外,對貪污腐敗的根源,權力缺乏制衡,卻鮮有面對。觀乎近年來,國內對人民權利的踐踏,對維權人士以至維權律師的大抓捕,對教堂十字架的掃平,對教會的打壓,對低端人口的驅趕,以至製訂《國歌法》以嚴刑峻法懲罰違規者,都是走向極權專政的表現,而不是朝著與民為善的開放民主的方式來管治國家。

支聯會主席何俊仁在展望來年工作時,提出「與人民站在一起,與公義並肩同行」的原則,對抗「新時代」的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香港人民挺著脊梁,堅定地拒絕屈服、向強權說不!我們不忘初心,抗威權、爭民主!」他又說:「我們要不斷推展大家珍惜的文明價值觀,維護歷史事實的真相,並努力使我們的奮鬥目標和努力,得以承傳。」

「我們期待有一天,與大家再到天安門廣場,慶祝民主的建立,見證『人民真正站起來!』」

(此為網上版全文刊載。因版面所限,文章内容在印刷本中有所刪減。)


民運望遠鏡

悼六四  抗威權 我們選擇與公義同行

/文:何俊仁(支聯會主席)

「六四」屠殺後二十八年來,爭取「平反六四、實現民主」的支聯會,持續不斷奮力抗爭!

多年來,不時聽到支持當年鎮壓的一種招安説法:「你們看不見在『六四』平亂後,國家可以繼續穩定發展,今天才有如此富強的祖國嗎?為何你們如此頑固,要硬對抗,而不選擇與國家驕傲地站在一起!」

我們毫不猶豫回答:「我們選擇與人民站在一起、與公義並肩同行。」今天,大家見到的強大國家,其實是一部操控社會、鎮壓人民、掠奪經濟和壟斷政治的龐大機器!活在一個連基本自由人權也沒有保障的國家,人民可以享受幸福和尊嚴嗎?今天的中國人民,難道只能有溫飽的生存權嗎?

在「新時代」的個人獨裁、一黨專政下,無權無聲的人民,有如被封閉的高速列車,送入一條無盡頭、不見光的隧道中!在無聲漆黑的大地上,人民只得活著地等待。

在位於邊陲的香港,以萬計人民利用這小小的自由空間,每年「六四」齊集維園,以希望的燭光照耀漆黑的內地,以熱誠的吶喊和歌聲,激盪寂靜的神州!

香港人民挺著脊梁,堅定地拒絕屈服,向強權説不!我們不忘初心,抗威權、爭民主!

香港和內地同胞是生命的共同體,我們要繼續負起歷史給予我們的使命!

我們要不斷推動大家珍惜的文明價值觀,維護歷史事實的真相,並努力使我們的奮鬥目標和努力,得以承傳。

支聨會繼續與香港以及海外的民間組織,互動合作,發揮團結的力量!我們和大家選擇與公義同行,仰天無悔!我們期待有一天,與大家再到天安門廣場,慶祝民主的建立,見證「人民真正站起來!」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民運望遠鏡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文:蔡耀昌(支聯會副主席)

曾有人說,今年肯定是香港重要的法律年,因為有影響深遠又甚具爭議涉及中港關係的立法將會相繼提出,這包括「一地兩檢」立法、《國歌法》本地立法及傳聞即將捲土重來的《廿三條》立法等。本文將集中論及《國歌法》相關問題,包括其立法目的是否合理及立法對人權自由的影響。

說到《國歌法》,首先值得問的是:為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近七十年一直未有立法,而直到去年九月才由人大常委會制訂《國歌法》?事實上,半個多世紀以來沒有《國歌法》這全國性法律,並不等於中國沒有國歌以至相關規定,因為早於一九四九年通過的《關於中國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中已提及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沒有《國歌法》,多年來並未出現重大的實踐問題。之所以在去年制訂《國歌法》,相信原因有二:第一,加強國家意識(甚至黨國意識);第二,因應香港近年出現的「自決港獨潮」以及在一些場合有人對國歌的侮辱,因此要透過立法加上刑罰規定予以遏止。但這一來,《國歌法》(尤其需要在香港立法實施)便毫無疑問會引起香港人對限制言論表達自由的憂慮。

根據香港法律團體「法政匯思」早前所作的研究,顯示並不是所有國家均有《國歌法》的規管(如英國、澳洲、南韓等國便沒有類似立法),而一些有《國歌法》的國家就違反規定所訂立的罰則也相對輕微(如罰款了事);但相對來說,去年人大常委會制訂的《國歌法》及其後就《刑法》所作的修改,綜合起來規定「在公共場合侮辱國歌情節嚴重的,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而估計當香港特區要就《國歌法》進行本地立法時,也很可能將違反法例的最高刑罰訂為入獄三年。

在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保障香港居民享有言論自由,該法第三十九條亦確保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規定於九七後繼續有效,而《公約》第十九條則清晰保障言論及表達等自由;雖然《公約》規定的言論表達自由並非絕對自由和權利,但如實施限制則要合法和有合理目的等(如真的涉及對國家安全的即時和嚴重損害),因此如將人大常委會制訂的《國歌法》的條文規定沒有加以考慮人權保障的情況下在香港進行本地立法,則是對香港人權的重大衝擊。

說到底,是不是尊重國歌,主要是國家認同是否足夠的問題,而不能單靠法律武器行事。

而關於國歌與國家認同的關係,也不能不回顧一下現時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作詞人田漢的悲慘經歷:作為全國知名的劇作家,與不少文化人一樣,難逃被中共打壓的命運;文化大革命期間,田漢被扣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鬥倒批臭,受盡折磨侮辱,兒子更公開宣布與他劃清界線;田漢在囚室一樣的醫院病房中度過生命最後的歲月,死時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田漢被打倒後,其填詞的《義勇軍進行曲》曾一度不能再唱,並將歌詞「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改為「起來!忠於毛主席的紅衛兵」,及至「文革」後才恢復《義勇軍進行曲》舊詞。說到對國歌的尊重,諷刺的是,可能對其侮辱的始作俑者便是共產黨。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民運望遠鏡

「民主女神」的前世今生

/文:青

生命的真正終結不是死亡,而是遺忘,這是近期大熱動畫《玩轉極樂園》帶給人們的反思。一個人的生命如此,一尊雕像的「生命」也如此,是人們的紀念活動賦予雕像不死的生命、流動的意義。早前中文大學的民主女神像披上本港「良心犯」名單,令八九民運與當下香港的社運、學運有了連結;二十多年來,正是人們不遺忘,使得「民主女神」生生不息、遍地開花。今年支聯會的年宵攤位將化身迷你紀念館,細述「民主女神」的前世今生。

人民的廣場 人民的神像

「石膏塑成的民主神像,雖然不能永久保存,我們堅信,黑暗就會過去 ,曙光必定來臨……我們堅信,真正民主到來之日,我們一定會再來廣場,豎立起一座雄偉、高大、永遠的民主之神像。」

二十多年前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日,民主女神像昂然矗立於天安門廣場,學生朗讀《民主之神》宣言,似乎預見這座神像生命的短暫,也預示神像的「不亡」。

那是北京戒嚴第十天,廣場陷入混亂、骯髒、凋零的狀態,學生進退兩難,「民主女神」的誕生大大振奮人心。這座雕像由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中央戲劇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等院校二十多名學生,於中央美術學院內用三天三夜、不眠不休趕製出來。

五月二十九日晚上,在數千市民護送下,雕像分四個部件用三輪車運往天安門廣場。學生赤手空拳,沒有起重裝備,只能靠繩索布條,運用槓桿原理裝嵌,把沉重的雕像一寸一寸拉上預先架好的棚架,十分吃力。五月三十日中午,經過十六小時裝嵌加工,神像終於挺立於天安門廣場,覆蓋神像的紅藍布幅在激昂的《國際歌》聲中徐徐拉下,現場歡聲雷動。學生在《民主之神》宣言指出,民主女神像是這次運動的象徵,奉獻給在廣場絕食的學生以及參與民主運動的民眾。

「民主女神」高約十米,雕像內模為泡沫塑料,石膏外層。神像外形頗為中性,臉形清秀,短髮飄揚,身披長袍,雙手高舉火炬。有說雕像是按「文革」期間政治犯張志新的形象創作,也有說雕像藍圖取自當時雕塑系學生的功課。

據《人民不會忘記》,有參與製作神像的學生不諱言,民主女神像的設計參考美國的自由女神像。「自由女神」右手伸直高舉火炬,左手擁書,書上寫着美國獨立的日子,是一個勝利宣言;「民主女神」則雙手微彎緊握火炬,展現出一份堅毅,有分析指當時運動正處於低潮,神像雙手擎火炬,似是表示要以雙倍勇氣和力量爭取自由民主。

民主女神像的擺位也凸顯這份抗爭精神,神像正面向着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兩者相距約三百米,遙遙對峙,象徵民主與專制的較量。

神像的豎立使廣場再度沸騰起來,數十萬巿民爭睹女神風采,自發守護神像。神像也引來官方強烈反彈,北京市天安門管理委員會發表聲明,指在廣場內聳立女神像是「對國家尊嚴與民族形象的污辱與踐踏」,《人民日報》於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連續三天發表文章抨擊。

五日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解放軍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血腥清場,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輾碎,與無數抗爭者一同遭到「屠殺」。

「民主女神」 活在過去也活在當下

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像雖然只「存活」數天就被無情摧毀,但迅即在各地「復活」。「六四」屠殺後不久,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八日,香港十多名藝術工作者及六十多名演藝學院學生合力製作,仿製民主女神像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在香港豎立起第一座「民主女神」,於維園舉行揭幕儀式,讓巿民參觀和哀悼北京死難者。

可惜首個「港版」民主女神像壽命也不長。據〈最終,一個香港人臉孔的民主女神像〉一文,當時社會氣氛仍然很緊張,藝術工作者在演藝學院後台製造雕像,不時傳聞有中共特工滲透,學院高層也施壓,以保安原因要求將女神像移走。一九八九年底,因未能申請永久擺放民主女神像的地點,神像被拆毀長埋地下。

一九九零年代初,支聯會義工以鐵絲網製成一個高六呎的民主女神像,在「中秋民主燈火行動」、「清明節獻花」和「六四」紀念活動等場合豎立。二零零四年五月一日,支聯會以玻璃纖維重塑一座高八呎的民主女神像,在山頂舉行揭幕儀式。

二零一零年「六四」前夕,銅鑼灣時代廣場展出旅美雕塑家陳維明以玻璃鋼製成的民主女神像,雕像連基座高六點四米,一手高舉火炬,一手擁着寫上「自由、民主、公義」的書本。由展出到落戶香港掀起不少風波。

五月二十九日,雕塑運抵時代廣場,未豎立已收到食環署警告,指違反娛樂場所條例 。警方到場搶走兩件展品,支聯會十三名常委及義工被捕。五月三十日,支聯會抬着另一尊民主女神像遊行,並於遊行結束後將神像送往時代廣場,警方再沒收女神像。「強搶民女」事件引起公憤,在輿論壓力下,警方無條件歸還女神像,提早開放維園供女神像展出。

中大學生會提出將陳維明的民主女神像移送中大長期擺放,與香港大學的「國殤之柱」互相呼應,但遭校方以「必須堅守政治中立」為由拒絕,校內外群情洶湧,斥校方政治獻媚、打壓表達權利。當晚「六四」燭光集會後,中大學生會與逾千市民護送女神像入中大,豎立於大學火車站對出的大學廣場。

「民主女神」落戶中大後,逐漸融入學生的各種抗爭活動,不斷被賦予新意義;民主女神像超越了紀念「六四」單一歷史事件,成為追求自由與公義的標記。學生曾為女神像披上彩虹裙,表達對同志運動的支持;去年多名學生領袖和社運人士被檢控入獄,女神像被圍上寫有百多個名字的黑白橫額,聲援香港新一代良心犯。

除了香港,「民主女神」的身影也見於全球各地,包括美國三藩市唐人街「花園角廣場」、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以及加拿大溫哥華卑詩大學、多倫多約克大學和卡加利卡加利大學等,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於澳洲悉尼揭幕,由陳維明製作的民主女神像。

「民主女神」的足跡愈走愈廣,但二零一二年進入台灣金門之時卻遇到阻礙。陳維明曾和金門政府簽訂協議,雙方合作投資在金門海岸線上建立一座高六十四米的民主女神像,以紀念「六四」並彰顯台灣作為中國「民主燈塔」的作用。然而合約生效不到一天就被喊停,當時馬英九政府被指屈從北京壓力而毀約。

不知何年何月,民主女神像才能重新屹立於北京天安門廣場?屆時你心目中的「民主女神」是何模樣?是重現一九八九年的民主女神像,還是女神一手高舉自由火炬,另一手擁着《零八憲章》?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民運望遠鏡

支聯會2017年活動回顧

文:煒煒

1. 臨時「六四紀念館」
艱苦經營兩年的「六四紀念館」,在業主立案法團的訴訟纏擾下,終在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閉館。紀念館雖暫時關閉,但支聯會去年於不同地點設置臨時「六四紀念館」,傳承歷史真相。
支聯會常委總結以往籌辦臨時「六四紀念館」的經驗,認為仍是需要盡快覓址重開永久紀念館,並以長期的公開展覽活動凝聚支持力量和發揮影響力。紀念館正進行「眾籌」,以物色更大面積的地方重新開館,延續傳遞「六四」真相的使命。現已有一些選擇和構思,希望「六四紀念館」的重開,可於「六四」三十周年前實現。

・迷你「六四紀念館」
去年的維園年宵攤位布置成迷你「六四紀念館」,主題是「毋忘六四,還原真相」,市民用手機「負片」功能還原「真相」。

・尖沙咀「六四紀念館」導覽紀錄片
由資深傳媒人、曾採訪八九學運記者謝志峰製作的尖沙咀「六四紀念館」導覽紀錄片,載於去年新版的電腦和手機兩用「六四」記憶棒,即使原紀念館被迫關閉,紀念館內貌和內容均保存下來,透過謝志峰親自導覽,認識八九民運及「六四」屠殺歷史,並了解中國最新的人權狀況。

・「六四紀念館」專題展
去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五日,支聯會與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在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合辦「六四紀念館」專題展,主題是「六四關我?事」。專題展以互動形式向公眾介紹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歷史,讓參觀者思考「六四」與個人、香港和中國的關係,期盼以史為鑑,共同探討如何建立一個公平公義的社會。
專題展內容包括:命運抉擇體驗(擋不擋坦克?絕食不絕食?撤離不撤離?)、八九民運時間廊。專題展更獲多個藝術團體和藝術家支持,於展覽期間在創意藝術中心舉行多項「六四」相關活動,包括紀錄片放映、真人圖書館、音樂工作坊、一人一故事劇場等。展覽期間支聯會獲熱心人士借出「銘記八酒六四」紀念酒於「六四紀念館」展出。

2. 「六四」二十八周年悼念活動
「六四」屠殺踏入二十八周年,支聯會以「平反六四、結束專政」為主題,制止中共逃責,追究屠殺責任,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民,建設民主中國。「六四」二十八周年悼念活動包括:

・ 清明節獻花
二零一七年四月四日清明節是「四五天安門事件」四十一周年,支聯會於尖沙咀鐘樓旁舉行「清明節獻花」活動,搭建「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紀念碑,並陳列中共建政以來的政治運動、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事件以及香港市民支援民主運動的展板。透過獻花及展覽,追思曾為爭取民主犧牲的烈士,表達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奮戰不息的決心。

・「毋忘六四」二十八周年長跑
支聯會於四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喻意8.9)舉行「毋忘六四」二十八周年長跑,希望以長跑運動永不言棄的信念,結合八九民運精神,盡力完成目標。路線途經多個香港市民支援八九民運遊行集會的歷史地標。讓跑手、市民和遊客重拾那段「不想回憶・未敢忘記」時刻。全程約十五公里。

・愛國民主大遊行、「習近平政權下的公民社會」座談會
五月二十八日,支聯會一如以往在「六四」前的周日舉辦「愛國民主大遊行」,跟過去兩年開始採用的遊行路線一樣,遊行目的地為西區中聯辦。遊行於下午三時正由灣仔修頓籃球場集合出發,沿軒尼詩道、金鐘道、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西、西邊街,遊行至西區中聯辦抗議,約一千人參與。遊行開始前,於下午一時正至二時半於修頓籃球場舉行「習近平政權下的公民社會」座談會。

・「六四」二十八周年燭光悼念集會
支聯會於六月四日晚上八時在維園足球場舉行「『六四』二十八周年燭光悼念集會」,約十一萬人出席。支聯會為響應環保,在維園入口設置二維碼供市民掃描取得網上版場刊,減少紙張;支聯會網站設有電子閃動「燭光」圖片,供市民下載以代替現場點燃蠟燭,但現場仍備有傳統蠟燭供市民使用。

3. 悼念劉曉波、還劉霞自由
去年,劉曉波不幸病逝,事件震撼全球。在他病重期間,支聯會發起到中聯辦抗議、舉行燭光集會、郵寄市民簽名的明信片、中聯辦外接力靜坐等行動,爭取劉曉波可在太太劉霞的陪同下出國治病。支聯會常委亦先後會見多位外國駐港使節,要求他們國家的首長在G20高峰會上遊說習近平允許劉曉波出國就醫。劉曉波最終於七月十三日病重離世。隨後,支聯會舉辦了燭光遊行、七日祭、海祭以至百日祭等悼念活動。未來,將持續爭取劉霞可以自由出國。

4. 聲援內地維權人士
自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共更進一步走向極權專政,內地民間社會被全面封殺打壓。支聯會堅持在香港聲援內地良心犯及維權人士,不僅由於在港仍有發聲的自由,更因在中共高壓統治之下,內地與香港人權捍衛者都是命運共同體。

支聯會二零一七年曾聲援內地良心犯及維權人士,包括:符海陸、陳兵、羅富譽、張雋勇;王全璋;吳淦;姚文田;唐荊陵;黃琦;秦永敏;劉賢斌;郭飛雄;林祖戀等。

「銘記八酒六四」: 符海陸、陳兵、羅富譽、張雋勇
符海陸、 陳兵、 羅富譽、張雋勇因在二零一六年設計、製作、包裝及網上宣傳售賣「銘記八酒六四」白酒,先後被神秘帶走,失蹤一個多月後始被當局正式「逮捕」,罪名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未受審已被定罪,至今仍然在囚。
陳兵是當年八九學運領袖,在囚異見人士陳衛的孿生弟弟。他與律師會面時表示:「紀念六四,永不放棄對真相的追求,是我身爲八九學子必然的選擇。如果要因此判刑,不管是五年還是十年,都是我應當的承擔,只是愧對家人。」

「七零九大抓捕」:王全璋、吳淦
王全璋和吳淦皆於「七零九維權律師大抓捕」案中被拘捕者,事件由二零一五年七月九日起,中國公安局帶走不同地區的維權律師、維權人士等。當中王全璋是迄今唯一沒有任何音訊人士,自被捕以來一直未能見自己的律師,也不像其他人有影片流出。有推測指王全璋案已在二零一七年中秘密開庭,但消息一直無法證實。吳淦一直拒絕官派律師,拒絕拍攝認罪視頻,更透過律師發表《開庭前聲明》,明言公安作出「各種程式違法、酷刑、虐待、侵佔我財物、強迫我採訪、強迫我放棄自己請律師的權利」等行為。吳淦案於去年八月十四日秘密開庭,天津二中院官方微博發佈新聞稿,指稱「被告人認可其行為觸犯了刑事法律,構成了犯罪」。秘密庭審是對被告人訴訟權利的最大侵害,中國法院此等單方面的發佈更是毫無公信力可言。 他們案件仍未宣判,二人卻一直被囚至今。

香港書商:姚文田
七十七歲香港書商姚文田擬出版《中國教父習近平》,二零一三年十月被誘騙到內地後拘捕,二零一五年五月被深圳市中級法院以「走私普通貨物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及罰款二十五萬元人民幣。姚文田患心臟病及哮喘,現住監獄醫院,但當局一直拒絕讓他保外就醫。

發起公民不合作運動:唐荊陵
推動公民不合作運動的唐荊陵律師,二零一七年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五年徒刑。去年七月唐荊陵家屬探望得知唐多次發生心臟赤痛,監獄檢驗有胃炎及便血,家屬要求複製病歷被拒,而唐在獄中病況反映監獄、看守所飲食和居住、管理、人權等多方面出現嚴重問題,一個健康的人被折磨出現多種病。

・ 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創始人:黃琦
「中國天網人權事務中心」創始人黃琦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檢控,身患嚴重腎炎、糖尿病、嚴重的腦血栓、心肌炎、冠心病、肺氣腫等多種病患。黃琦母親浦文清擔心兒子像劉曉波死在獄中,希望當局能從人道主義出發,釋放黃琦。

內地著名異見人士 :秦永敏
秦永敏是自七十年代以來一直堅持發聲的異見人士,四十多年來曾被抓捕、拘禁三十九次之多, 被囚共二十二 年。二零一五年一月被指「接受外媒採訪及寫文章過多」被行政拘留,後來被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他在十天行政拘留期滿後並未獲釋,被「失蹤」兩年之久。去年十二月其辯護律師藺其磊收到法院致電通知,指秦永敏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將召開第二次庭前會議,但案件至今仍未有開庭的具體時間。

四川異見人士及《零八憲章》首批簽署人:劉賢斌
劉賢斌自「六四」屠殺後被中國政府三次拘捕,輾轉入獄超過二十五年,將於二零二零年出獄。至今,劉賢斌人生近二分一時間在獄中度過,妻子陳明先和女兒陳橋亦因劉賢斌關係成為監控對象,公安多次上門搜查。一家人聚少離多,陳明先說一家人從未共度新年,連一餐團圓飯也沒有,只曾在獄中和劉賢斌吃過一頓火鍋。

廣東法律工作者:郭飛雄
郭飛雄因援助被官商搶地的太石村村民,多次被公安非法禁錮。二零零六年,郭飛雄被廣州公安暴力毆打。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再次被捕,並被公安施以酷刑。首先是坐老虎凳四個小時,手被反綁背後成三百六十度吊起。公安還用高壓電警棍兩次電擊他的生殖器。因參與《南方週末》抗議事件,二零一三年八月八日被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刑拘,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被判刑六年。

烏坎村維權領袖:林祖戀
林祖戀是廣東汕尾陸豐烏坎村維權事件主角、村民推選的烏坎村前村委會主任。烏坎村事件是在二零一一年因烏坎村土地被村委會成員私下變賣而起,林組戀幫助村民討回被侵佔土地。二零一六年六月,林祖戀準備帶領村民上訪前夕,被當局指控涉嫌受賄、串通投標及借學校工程受賄八萬元人民幣,深夜荷槍實彈把他從家中帶走,再安排他在電視「認罪」。其後他因「受賄」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兩罪被判囚三年一個月。林最初認罪不上訴,但其後突然提出上訴。二審駁回,維持原判,在陽江監獄服刑。去年年中他於獄中跌倒致左膝骨折,送到廣州做手術,其間又驗出患肺結核,家屬希望申請已屆七十三歲高齡的林祖戀保外就醫,但認為過程艱難,並無把握。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聚焦鏡

以惡法治國

/文: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過去數十年來,中國政府一直高談建設中國法治制度,習近平自二零一三年掌權以來,尤其如是,二零一七年中共「十九大」更說要全面依法治國。多年來,中國普羅大眾都渴望個人權利能愈來愈受法律保障,以及政府權力能更受到法律約束,但時至今天,大家的期望卻悉數落空。

的而且確,自習上任以來,中國政府更頻繁地訂立各種法律及行政法規。截至二零一七年初,第十二屆全國人大 (1) 期間共立法及修法多達六十多部,為人熟知的包括:《網絡安全法》、《國家安全法》、《人口和計劃生育法》、《反恐怖主義法》及《反間諜法》等等。(2) 然而,法律多寡卻不能反映一個地方的法治程度。要衡量法治程度,我們還要看該地的法律有否好好保障人權以及政府是否於法律上問責。以此標準來說,中國政府過去的工作非但沒有推進法治,近年更有以「惡法」治國的趨勢。

所謂「惡法」治國,就是透過訂立或修改法律肆意擴大政府權力,從而將一些原本屬於違反人權的行為定為「合法」。這些惡法要不是以含糊不清的條文賦予相關部門廣泛的執法權力,就是要把原本受憲法保障的公民言論及活動納入政府設立的監控機制之中,上述的法律中不少屬於至少其中一類。

以《網絡安全法》為例,此法訂明個人及組織使用網路時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並要對其網絡行為負責任;另外按該法第五十八條所述,政府可因「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秩序」在特定區域對網絡通信採取限制。但至於甚麼是「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及「社會公共秩序」,法例語焉不詳,結果很多時都容讓執法機關自行詮釋,這些含糊不清的字眼往往成為執法機關濫權的法理依據。在《網絡安全法》下,後果可以是個人用戶因在網絡上寫下「習包子」而被行政拘留或被判入獄。而另一個會出現的情況是當中國某地區有群體示威,只要公安認定該次示威屬國家安全事件或違反社會公共秩序,經國務院批准後,便可以限制該地區網絡服務(即是斷網),實施消息封鎖。但遺憾的是這些任意限制公民的言論自由及通訊自由的行為仍然是「合法」的。

近年新增限制公民活動的法律還有在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這組法律規定境外民間團體必須接受公安的管理才可合法營運,而其活動更必須受到公安監督。中國政府立此法律的用意顯然易見,就是要將原先帶有批判力的民間團體納入政府的監控之下,並以「合法」之名以期削弱公民社會監督違反人權的空間和能力。

說穿了,中國政府的所謂「依法治國」其實只是把法律用作工具,把蠶食公民權利和窒礙公民社會健康發展的措施合理合法化的把戲,旨在於外界批評其人權狀況時能用上一句「中國政府會依法處理,不容外國對中國司法制度說三道四」回應。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本身是多項國際人權公約的締約成員,落實基本人權乃其義務。故此,中國政府應該做的是修改有漏洞的法律,使其符合國際人權標準,而不是利用法律作掩飾。加上基本人權屬普世價值,任何政府作出違反人權原則的行為也應受到譴責,並不存在因為該等行為合法而不用追究。現在中國政府這種惡法治國的管治模式無疑是本末倒置。

1.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任期從2013年3月到2018年3月
2. 中國公民憲法法律實施監督意見書2017年3月9日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聚焦鏡

廢法廿年︰看中、港兩地走過的「集體談判」路

/文:香港職工會聯盟

二零一七年是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周年,也是集體談判權被廢除二十周年。二十年前的十月,臨時立法會通過廢除剛立法四個月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法例。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國政府對集體談判權的法例,何其忌憚,決心廢之而後快。

勞動三權(自由結社權、罷工權和集體談判權)為國際公認的公民權利,也是國際勞工組織(簡稱ILO)所提倡的基本人權。其中集體談判權更受到ILO重視,在國際勞工公約中,便有兩條保障此方面的權利(第九十八和一五四號公約),極力向會員國推廣。「六七暴動」之前,香港一直沒有勞工法例,要到一九六八年才立法制訂《僱傭條例》。

戰後出生的年輕一代開始重視自身權利,拒絕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直接推動獨立工運的發展。為文憑教師爭取合理薪酬成就「教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創立。同年(一九七三年)大東電報局自發成立職員會,並透過工業行動迫使資方簽署第一份勞資協議,為集體談判在香港的首例。「六四」後,不同行業的獨立工會共同組成「職工盟」(香港職工會聯盟),成為香港自主獨立工運大旗手,堅持推動在香港落實勞動三權,終在主權移交前通過《集體談判權》的私人條例草案。獨立工運即是獨立於政權和政黨的民間力量,是一種社會改良的健康力量。然而,無論對於行政主導和中央集體的體制來說,卻是一種禁忌。

主權移交後,香港特區政府利用中央欽點的臨時立法會廢除《集體談判權》,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短命的法例。但仍無阻工人運動爭取集體談判權;經歷兩次全球金融風暴和沙士,政府和財團不斷利用「共渡時艱」欺騙工人,但經濟復甦後工資增長卻停滯不前,扎鐵工人、國泰空中服務員、葵涌碼頭工人等罷工,一浪接一浪成功迫使壟斷商會、跨國財團和亞洲首富讓步,訂立勞資集體協議。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後過渡期成長的一代(通稱七十、八十後)漸漸成為工會的主力。廢法二十年後的今日,爭取集體談判權的力量開始匯流,並由年輕人奪回本屬於工人的勞動權利和工作間的民主協約權。

與香港一河之隔的中國大陸,自中共奪取政權後,以壟斷「人民」的名義專政,在建政初年就剝奪工人的罷工權,只容許工人參與生產管理和集體合同的制訂,同時禁止中華全國總工會(簡稱「全總」)以外的工會成立。自此,中國工人只能談利益分配,卻被剝奪勞動三權,這個限制至今仍存在。

「文革」後的中國猶如一片廢墟,鄧小平為了融入國際資本主義的遊戲,以改革開放名義,取消與國企工人的潛在協議,打破他們的鐵飯碗。「六四」後為了招商引資,更威迫利誘農民工進入城市打工,為外資提供廉價勞動力,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流動工人群體。自此,過去的勞動法規失去效用,中國政府在一九九四年頒佈《新勞動法》、二零零八年頒佈《新勞動合同法》,為新環境劃定新的規則。

自二零一零年富士康「十六連跳」和本田南海汽車廠罷工開始,廣東以至全國各地野貓式罷工不斷,曝露了「全總」代表不了工人的事實。故此,勞動三權的倡議再次被提上議程,集體談判條例再被重新考慮,最後在「勞資政工」等力量互相角力下,二零一五年廣東省正式頒佈《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既承認工人一方可以派出談判代表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也確立中國特色的集體談判模式——「勞資政工」這四個主體的結構形態,間接承認「全總」不能代表工人。

天下沒有免費午餐,中共也不會白白賜予權利,就如上文提及的立法,也是中國工人以抗爭和被鎮壓的血淚換來的。

鄧小平為了延續改革開放,強迫三千萬國企工人下崗,國企工人則發起罷工潮維權。為了與工人重新立約,制定新勞動法,工人以「依法維權」口號,推動新一輪維權行動,讓地方政府官僚疲於奔命,最後被迫推出一個更具體的新勞動合同法。但新生代農民工並不滿足於此,自二零一零年以更激烈罷工方法,曝露「全總」的不作為,並要求新的勞資協商機制,爭取集體談判權。中國政府以抓捕、鎮壓、起訴、監控等暴力方式,打壓協助工人維權的勞權人士和民間團體,卻仍然難以平息罷工,最終只能推出一個四不像的《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再起西單

「低端人口」,患難見國情

/ 文:呂秉權(浸大新聞系高級講師)

早前,北京等大城市驅趕「低端人口」,上演了「中國式排華」,在寒冬中讓原來的「國家主人」無家可歸,流離失所。但「低端人口」其實並不低端,而且曾經是上賓,看看中國國旗和《憲法》就略知一二。

國旗上有五顆星,一大四小。大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星分別代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共產黨起家,就是靠農民和工人,所以他們是被化成國旗上的星星,天天被高掛;中國《憲法》總綱第一條開宗明義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可是,當權者這次鐵了心、紅了眼的對待中國農民工,正好印證國旗上的中國、《憲法》裏的中國與實際上的中國是兩碼子的事。

一個國家真實面貌的反映,往往不在於其GDP、導彈炮艦、偉大基建和官方說辭,政府的真面目,人民最入心的,是你如何對待他們,除了「同富貴」,有時更重要的是在困難之時,政權如何與百姓「共患難」。

今次的「患難」,由北京的兩場大火講起。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北京京郊大興區一間公寓發生大火,造成十九人死亡。此前再早八天,首都機場所在的順義區發生另一場大火,當時正值美國總統特朗普訪華,《明報》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此頗為不滿,要求習辦向上任大約半年的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問話,問「這把火是燒給誰看的?」

自此,北京展開為期四十日的安全隱患整治行動,驅趕數以萬計的所謂「低端人口」,勒令他們短時間搬走,不從者就斷水斷電、半夜突襲、強行清走。在北京隆冬零度以下的氣溫,大批農民工扶老攜幼,流離失所,飢寒交迫,財物被毀,尊嚴掃地。

事後,內地過百名知識分子,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等發起聯署,指事件違法違憲及嚴重踐踏人權。北京市安全生產的負責人否認是驅趕「低端人口」,說只是為了民眾安全,但就承認基層幹部工作急切,為民眾帶來困難。但否認還否認,官方的文件和掛出的橫額「清退低端,人人有責」已是明證。

很喜歡《聖經》中有關善待小兄弟的道理,耶穌說:「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

中國政府有善待「小兄弟」嗎?「祖國母親」怎麼對待自己的「子女」呢?

一個億萬富豪,雖然腰纏萬貫,但如果他有錢無品,對僕人呼呼喝喝,見乞丐就一腳踢開其「行乞缽」,恃勢凌人,你會尊重他嗎?

六年前的隆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曾經踏雪到河北的貧困縣,與窮苦人家同坐炕上,塑造與窮人同甘共苦的形象。習當時說:「對困難群眾,我們要格外關注、格外關愛、格外關心,千方百計幫助他們排憂解難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時刻放在心上,把黨和政府的溫暖送到千家萬戶。」

去年底,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新上任,習近平又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

如今,這一大批所謂的「低端人口」都掉了隊、被嫌棄。

聽其言,不如觀其行。

觀其行,勝過官話萬語千言。

患難見真性,老百姓看得更真。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神州內望。

文:韋斯

「七零九案」王全璋被失蹤近千日
至今年一月十二日,「七零九案」王全璋律師被失蹤九百一十七天。當天委託程海律師、藺其磊律師及「七零九」家屬、友人,前往天津第二看守所探望王全璋遭拒,律師到法院閱卷亦遭拒。王全璋被失蹤一直音信全無,生死不明,海內外輿論強烈關注。即使如此,中共當局仍我行我素,執法犯法,視法律如廢紙,踐踏人權肆無忌憚。
原珊珊(「七零九」謝燕益妻子)一月十二日說:「『七零九』一個都不能少。現在全璋的兒子高燒不退第三天,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已經分身乏術。」

史庭福宣講「六四」案開庭審理
二零一七年六月四日,在南京江東門大屠殺紀念館門前宣講「六四」屠殺真相,次日即被當局抓捕羈押的維權人士史庭福涉嫌「尋釁滋事罪」一案,於一月十二日在南京市雨花區法院公開開庭。
史庭福曾在蘇州「四.二九」祭奠林昭時被帶走。

維權許光利被湖北警方批捕
湖北維權人士許光利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購買廣東清遠開往衡陽的車票後就失去聯繫。後獲悉被荊門警方刑事拘留。一月十一日家屬得到批捕通知書,罪名是涉嫌「尋釁滋事罪」。
二零一七年七月許光利曾在瀋陽祭奠病逝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其後一度被當局關押。一個月後另一名維權人士吳淦在天津受審,許光利抵達當地即被當局抓捕,關押十多個小時後獲釋。

老兵抗拆自衛殺人上訴駁回
山東村民丁漢忠遭強拆,被多人用木棍、鐵鍁等圍毆,還有人用鐵鍁鏟破他的頭,「鮮血頓時流滿整個頭部」,情急之下,出於本能隨手從摸起一把鐮刀,在身前亂掄以自衛,致拆遷人員死亡。案件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日宣判,被告由一審的死刑,改判為死緩。

余文生遭酷刑提起國家賠償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北京律師余文生因涉嫌支持「香港佔中」被北京市公安局大興分局抓捕,同年十月十四日被刑事拘留,十一月二十日批准逮捕,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日被取保候審,共被羈押九十九天,一年左右無法正常工作。今年一月十日,余文生就遭受酷刑提起的國家賠償申請書,要求被侵犯人身自由賠償二萬五千元、賠償收入損失六萬五千元、疲勞審訊精神損害費一萬元、遭受酷刑及身體造成傷害(小腸疝氣)精神損害費一百四十萬元等。
余文生被羈押期間遭酷刑,家和律師事務所均被搜查,物品被抄,被關死囚牢六十一天,提審近二百次,每天經常被提訊十六、七個小時,無法保證睡眠,不能見律師。

洛陽天寒地凍一夜強拆四戶
一月八日晚上八時到次日凌晨,洛陽市洛龍區強拆隊伍,將練莊村四戶農家夷為平地。天寒地凍的洛陽又增添四戶無家可歸的農民。
強拆隊伍手持盾牌、鋼叉;有的配備強光手電、滅火器;還有消防車待命。村民報警,民警到場竟置若罔聞,村民求救無果。

吉林上千教師冒雪上訪維權
一月八日上午,吉林省被辭退的民辦代課和幼兒園教師以及在職的代課教師李昱、陳昌文等近千人,冒雪在零下近二十度,到長春市信訪局集體上訪討公道。
教師代表要求:沒有到達退休年齡的合格老師返回工作崗位、為所有老師辦理養老保險、解決所有老師的醫療保險等。省信訪局答覆,教師聚眾上訪就是非法上訪;民辦教師被辭退是必然趨勢。「談判」不歡而散。

《港支聯通訊》02/2018 第116期


檔案速遞:「六四」29周年悼念活動


港支聯通訊 第113期 20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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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支聯通訊》03/2017 第113期

目錄

  1. 全新「支聯會網台」四月啟播:網民怎樣看支聯會?/煒煒
  • 六四紀念館
  1. 如果命運能選擇——「六四紀念館」專題展/青
  2. 不能忘卻的紀念/張文光
  3. 零感世代對「六四紀念館」的挑戰/胡啟敢
  4. 「六四」三部曲:從金庸悲劇英雄看八九民運英烈/日月燎原
  • 聚焦鏡
  1. 如何結束一黨專政/何俊仁
  2. 習近平「毛澤東上身」後患無窮/林和立
  • 再起西單
  1. 「七零九大抓捕」中的酷刑與「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2. 《境外NGO法》實施 成中國公民社會的緊箍咒/香港職工會聯盟
  3. 神州內望/韋斯


【編者的話】

/文:蔡耀昌

專制與獨裁,從來離中國人民不遠;而對於平行時空下的當下香港人來說,專制、獨裁看來與我們愈發貼近。

當代中國經歷了十年「文革」浩劫後,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曾一度出現大規模的撥亂反正,當時更有人期待中國會走向民主道路。但很快,人民已意識到取代毛澤東手握領導大權的鄧小平,只願意在經濟領域推動自由化,但在政治上仍舊「不放手」。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爆發的「民主牆運動」,便曾出現大字報疾呼「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

最近,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於黨內被正式確立其「核心」地位;這「習核心」,不僅是繼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後的「中共核心」,其權威位置更被冠以與毛澤東看齊。亦有愈來愈多的分析與評論指出,「習核心」近年不少政策舉措,包括對體制內與民間反對聲音的打壓,愈來愈接近毛澤東時代的狀況。本期《港支聯通訊》也有專題文章加以評析。

當然,歷史總不會簡單地重複,當前中國政治、經濟以至社會制度,與「毛時代」狀況已經大大不同;也因此,當前中國的「專政」模式,與毛澤東的「獨裁」體制,也不會全然一致,雖然其本質也許沒有重大差異。與近半世紀以前中國經濟和社會制度均「對外隔絕」的情況相比,經歷近四十年的開放改革,中國的經濟已經全方位與世界接軌,全面資訊封鎖亦愈發不可能,在這形勢下,我們必須正視當前中國共產黨的「專政」體制,也出現不少演變與複雜化,其中一種發展便是其管治模式愈來愈懂得將政治決定納入他們控制的法律制度中,透過表面的「依法治國」來包裝他們的「專政」。

新時代對「專政」的反制,需要我們更深入的分析,也需要我們更持久的堅持。

港支聯通訊 第113期 2017/03


全新「支聯會網台」四月啟播
網民怎樣看支聯會?

/文:煒煒

支聯會正籌備全新網台頻道「支聯會網台」,直接與網民接觸,打頭陣節目為《薪火相傳》,由支聯會新一代常委及義工主持,與元老級人馬暢談。網台將於今年四月中旬啟播。

支聯會成立廿八年,肩負承傳八九民運精神,與時並進是一項挑戰。今年支聯會首次開設網上電台頻道,由幾名年青常委與義工擔大旗,希望利用這個新媒體平台,接觸更廣泛社群,特別是年輕人。

年青人主持網台

林兆彬(Ben)、葉偉強(Jay)、鄒幸彤(幸彤)三位八、九十後青年人擔任新網台節目主持人。

Ben是「六四」燭光悼念集會過去幾年的司儀,本身也有網上電台經驗。幸彤是支聯會副主席,正職為大律師,一直關注內地維權議題。Jay任職社工,也是支聯會年青常委之一,過去於支聯會不同活動中擔任司議,如「六四」遊行、集會等。Jay表示:「網台工作對於支聯會及個人來說都是一項新嘗試,藉此與更多朋友交流意見,愈辯愈明。」

全新節目《薪火相傳》

網台頭炮節目《薪火相傳》以年輕人角度出發重新認識支聯會,首季節目訪問多位資深常委及義工,包括何俊仁、李卓人、黃志強、尹兆堅、張文光等,回顧支聯會成立的歷程。此外,何俊仁和劉國興律師的熱播節目《細說中南海》亦會於支聯會網台上聯播。

「支聯會網台」未來計劃開設更多新節目,構思中的節目包括細數香港本土歷史重大事件的《香港歷史》(暫名)。還有以醫療、心理、衛生角度看各樣社會行動之風險及注意事項的《社運職安健》(暫名)。主持們更想收集聽眾的意見,想知道大家喜愛聽甚麼節目,歡迎各位網友與支聯會聯絡。

支聯會網台

支聯會網台

網址:https://bit.ly/hkanetradio
開台日期:二零一七年四月中旬

節目一:《薪火相傳》
主持:林兆彬(Ben)、葉偉強(Jay)、鄒幸䑣(幸彤)

節目二:《細說中南海》
主持:何俊仁、劉國興


六四紀念館:
如果命運能選擇——「六四紀念館」專題展

/青

絕食不絕食?撤退抑留守?每場運動總會面臨一些進退兩難、成敗攸關的「交叉點」。如果重臨其境,你會怎樣抉擇?今年的「六四紀念館」專題展提供多個場景,讓參觀者「自主命運」。

港支聯通訊 第113期 2017/03

兩年多前的「佔領運動」,數十萬港人上街抗命,在煙霧瀰漫的催淚彈中,防暴警舉起「速離否則開槍」的旗幟,令不少人聯想到「六四」清場,害怕慘劇重演。「六四」的恐懼一直縈繞港人心中,撤離不撤離,成為那晚的一道難題。

二十多年前的天安門廣場,請願的學生同樣面臨撤留之爭。事後回望,這場持續五十日的運動,曾出現數個關鍵「交叉點」,群眾(包括學生、市民、軍人等)的抉擇不同,運動的結局或會改寫。譬如:是否發起絕食令運動升級?戒嚴令頒布後是撤離抑或死守?負責清場的部隊是否集體抗命不開槍?

不同抉擇,會帶來甚麼不同後果?如果你在現場,應如何做決定?今年支聯會與社區文化發展中心合作,於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舉辦主題為「六四關我?事」的專題展覽,除了介紹「八九六四」歷史,還設計了不同場景,以互動形式讓參觀者抉擇,思考「六四」與個人、香港和中國的關係。展覽期間,JCCAC的其他藝團亦會同時推出相關展品、活動,互相呼應,讓參觀者以不同形式、不同角度反思這段歷史。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無法改寫。重臨每個「交叉點」,反覆思索再作抉擇,意義在於汲取前人的經驗和教訓;當下一個「交叉點」來到面前時,能作出更理智和負責任的決定。

歷史亦無法割裂,有因有果。八九民運啟發很多港人參與民主運動,「六四」屠殺加劇港人恐共抗共情緒。時至今日,「八九六四」對香港政局、民運的影響並未消減,這在政改、佔領一役尤其凸顯。釐清歷史發展的脈絡,更能把握當下時局,更清楚前路應如何走下去。
說到底,面對愈益專制、高壓的中共政權,認命還是不認命?這是「六四」鎮壓後也是「傘運」落幕後,大家都要面對的「交叉點」。

「六四紀念館」專題展覽:
主題:「六四關我?事」
地點:九龍石硤尾白田街30號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2樓L205-208室
日期:4月30日⾄6月15日
時間:中午12時至晚上7時
內容:場景體驗、電影放映、真人圖書館、攝影展等


不能忘卻的紀念

/張文光

港支聯通訊 第113期 2017/03
香港興建故宮博物館的分館,引起一陣子的風波。

撇開建館程序的爭議,愈多不同類型的博物館,展示中國或人類的文化與文明,總是一件好事。

當社會還議論紛紛時,人們忽略了早些日子,支聯會尖沙嘴的「六四紀念館」被別有用心的業主迫遷,至今仍沒有立足之處,是多麼令人惋惜的事。

那是一所很精緻的紀念館,有着民運支持者的心血,更重要的是:它記載了中國和香港八九民運的歷史。

那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時代,是北京青年用鮮血凝成的記憶,不想回憶,未敢忘記。

唯有記緊這段歷史,才會讓逝去的生命照亮人間,讓民主的理想繼續綿延。這理想有着普世價值,不單中國社會值得紀念,世界其他地方也沒有忘懷。

挪威的奧斯陸海旁,有兩座尋常的古典建築物,一是奧斯陸市政廳,每年頒發諾貝爾和平獎;二是諾貝爾和平中心,介紹和平獎的歷史和得獎者。

二零一零年,挪威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中國的劉曉波,地點就在奧斯陸市政廳。巨大的五星旗像一個紅色的天空,覆蓋在市政廳門前;而市政廳的頒獎台,卻擺放了一張空椅子,告訴人們得獎者劉曉波,非但不能領獎,而且身陷獄中,連同摯愛的妻子劉霞都失去自由。

這是多麼諷刺和悲哀的場面,諾貝爾和平獎的光榮,掩不住劉曉波夫妻的傷痛。

那天晚上,支持劉曉波的人,不分國籍,自發組織了一次火炬遊行,讓中國民運的聲音在遙遠的挪威響起,迴盪在寒冷的北國天空。

過了這個晚上,挪威人將劉曉波的相片和剪報,放到諾貝爾和平中心。那裏同時展示其他的得獎者:馬丁路德金、曼德拉、昂山素姬等人的展覽桌,讓世人看到人類共同的渴望:一個尊重人權和自由的美麗新世界。

和平中心有一間大廳,暗黑中閃着星光,每一點星光是一個和平獎得主,象徵他們的奮鬥,照亮黑暗的人間。

和平中心的盡頭,人們赫然發覺,一面巨大的劉曉波像貼在整幅牆上,寫上一行字:劉曉波是唯一今天仍在獄中的和平獎得主。

那是多麼令人感動和驚訝的場景,誰能料到挪威,一個遙遠的國度,在中國巨大的壓力下,仍沒有遺忘劉曉波,願為他的自由吶喊。

若遠方的挪威還在紀念民主中國的奮鬥,中國人又怎能輕易忘記呢?

我們,只會繼續為平反「六四」和釋放劉曉波而努力,不單在香港重建「六四紀念館」,或許更遠的將來,在中國的北京,會有一座中國民主的博物館呢。


零感世代對「六四紀念館」的挑戰

/胡啟敢

記得哲學家漢娜.鄂蘭在《耶路撒冷大審判記事》,栩栩如生地描繪艾克曼的那種人性形態——對他人的苦難道德麻木,盲目服從權威間接地殺害了上百萬的猶太人,是現代社會的一個新症狀。及後美國的電擊實驗和史丹福監獄實驗,一再證明人類對於他人苦難的想像力,在巧妙的佈局下,就會消失殆盡,變成傷害人的零件。

台灣有學生鬧出魯莽地冒天下的大不韙,在活動中扮演納粹德軍,惹來四方抨擊。難道他們不知道納粹是令人厭惡的嗎?理論上從教科書中就可以知道納粹的暴行。但是,他們卻被納粹制服的美學迷倒(希特拉曾言,軍服要設計得美,才能吸引年輕人從軍。),欣然穿上,就是他們通通都是艾克曼的翻版,對他人的苦難缺乏想像力,就算了解,也不會有任何反應。

這也是對「六四紀念館」的大挑戰!

這個世代的人,一方面沒有像老年人和中年人般對電視上「六四」屠殺場面歷歷在目,對事件的理解隔了一層。另一方面,學校和家長為了應付各適其適的考試,不惜大力操練考卷,獨尊智育發展,拋棄情感上的薰陶,結果不少學生變成考試機器,對世間萬物感到麻木茫然。基本上,學校對不少學生的情感教育不足,造成他們變得和艾克曼一樣,對他人的苦難缺乏想像力。

因此,就算他們來到「六四紀念館」,初步了解八九民運的經歷,因為對他們缺乏想像力,難以從文字描述體會八九民運的波瀾壯闊,當時北京學生和市民忘私為公,為民主自由奉獻的熱情,也缺乏感情去理解人民軍隊屠殺北京民眾的可惡和可悲之處。要一個零感世代有充沛的感情理解「六四」的可歌可泣,也許如荒漠中求大江之水!

我擔心的是,若果中國軍隊學得希特拉真傳,精心設計軍服,用其美感去洗刷殺害人民的血漬,這些零感世代,就算知道「六四」的經過,也許會像台灣那些穿納粹軍服的台灣學生,將「六四」死難者的怨恨冤屈拋諸腦後,認為殺得好,殺得妙!

「六四紀念館」若要抗衡這個挑戰,有必要思考,如何擴闊學生對他者苦難的想像力,方可以讓他們理解為何老一輩堅持平反「六四」的赤子之心。

我以為,透過不同的藝術媒介,用情感聯繫情感,才可以打動學生的零感之心。我們可以取法教會,耶穌逝世已經二千年,但是教會能夠將耶穌受難和神愛世人的經驗一代傳一代,靠的就是以不同的藝術媒介擴闊年輕一代對《聖經》的想像力,才能把宗教一代傳一代。也許,「六四紀念館」應該走這個方向,才能與遺忘抗爭。

港支聯通訊 第113期 2017/03


「六四」三部曲:從金庸悲劇英雄看八九民運英烈

/日月燎原

(筆者按:以墨寫的虛構故事比擬血染的真實歷史,筆者絕無冒犯之意。)

金庸沒有具體描寫郭靖城破戰死殉國情節,我想到「六四」鎮壓夜,北京城長安街學生,市民阻擋軍車,衝突中的慘烈情況。

軍隊攻入天安門廣場,推倒民主女神像,神像高舉的火炬灰飛煙滅。就似六大派攻陷光明頂,明教眾人圍坐地上,高唱熊熊聖火,以身殉教。溫和開明派趙紫陽未能如張無忌最後關頭走出來扭轉乾坤。正如《倚天屠龍記》後記,政治鬥爭要勝出,就要殘忍。要保住人性、良知,就喪失權位、自由。現在唯有忍耐待機、堅守尋變。

楊過在絕情谷苦候小龍女,最後絕望殉情,卻能劫後重逢團圓。這就是傳奇!我們在維園年復年,守情義,是執著?是浪漫?還是在創造另一個傳奇?

寫在「六四」三部曲第廿八回「俠義之士」,集體創作中。


聚焦鏡:
如何結束一黨專政

/何俊仁

根據歷史經驗,一個專制政權的結束,離不開下列三個途徑:

一、領導者自我改革,把權力開放,達至民主。
二、暴力革命把專政推翻。
三、民間社會和平抗爭,迫使執政者不斷改革,達至民主轉型。

港支聯通訊 第113期 2017/03

由上而下的和平有序改革

由上而下的和平有序改革,需要的社會成本最低,而政治效益則最高。但事實上,專政者大都慣性擁抱特權,希望千秋萬世。當日「滿州黨」是這樣,今天的「中共黨」亦如是。「習核心」的反貪腐,亦只是為了挽救沉淪的黨,不是為了開放封閉的政權。以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共不斷收緊民間社會活動空間,打壓異見維權人士,使人感到他不會是「蔣經國式」的改革者,和開創民主憲政的開拓者。習近平治下中共未來的改革,目標要國家強大,但格局是國進社退,官富民窮;「被專政」的人民,若不反抗,只能期盼出現賢能的領袖,實行「仁慈的專政」。現代社會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絕不是專制政權所能包容的,故此人民在壓迫下的長期抗爭,將會引起社會不穩,並迫出暴力的動亂甚至革命。

暴力革命推翻專政

今天不少活躍人士對任何和平改革的可能性,都失去信心和耐性,並認為要「回到革命」。有觀察者認為中國內地社會所呈現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矛盾已到了臨界點。故若有重大事故如經濟大崩壞或內部鬥爭公開化,便可能觸發大規範的社會動亂,動搖政權的根本。事實上,不少領導人下一代以至高幹家屬大批移民海外,以及大額財產資金的不斷外流,都顯示管治危機。專制政權的本質是不穩定的因素,是缺乏足夠的政治合法性和制度的有效性,故要用赤裸裸的武力操控社會,壓制異己。但嚴重的政治社會矛盾,引發大型的衝突動亂,極大可能是另一次大模範的血腥鎮壓或屠殺。一般來說,民間力量實難以暴力推翻政府現代化武力裝備的專政。

但另一可能是社會動亂會引發領導內部的分裂。從而觸發武裝政變而推翻現政權。但誰能知道新生力量是屬於人民社會,或另一個獨裁者呢?誰可保證奪權者會引進政治民主、保障人民自由?非洲「茉莉花革命」的結果在多個非洲國家是一批獨裁者被另一批獨裁者取代。但革命如真的要來,無論結果怎樣,亦不是甚麼人可以攔得住的!

艱巨而持久的非暴力抗爭

上世紀末「民主第三波」的實現,在於民間不斷以和平理性的抗爭,成功迫使管治者妥協和改革,從而逐漸走向民主轉型。這種社會型態的抗爭是多樣化的:從異議者維權人士等的集會、遊行、示威、上訪以至互聯網上的連線、聯署、網上輿論的披露和批判,以至維權律師在法律制度內外的抗爭等,成為一股推動民主發展的力量。在和平抗爭的過程中,當然不斷有人付出自由、人權以至生命的代價,而換取社會以至領導者的覺醒。很多時候,改革是非常緩慢和局部的;但積累的改變到了一定程度,便不能逆轉,甚至迫至一個大轉型的臨界點。民間和平抗爭成功迫出「和平革命」的歷史經驗有菲律賓、南韓、台灣以至近日的緬甸。和平抗爭最重要目的是要促進社會條件成熟,民智開啟,形成文明的文化和社會共識。至此軍隊、警察都不敢輕易暴力鎮壓,專政者便知難而妥協。

這需要艱巨而持久的抗爭,更需要有理想、意志、勇氣和耐力的運動組織者。

總結

我們在此空間,為內地的民主運動,至少可發揮一定的支援作用。香港的民主進步力量,亦在可能的範圍內聲援內地的維權運動,包括互相傳達資訊,以至輿論的聲援都有積極的意義。全世界代表文明進步的民間力量,透過非政府組織團結起來,一起推動文化思想和價值意識的改變,顛覆世界上專制的政權,使民主、人權、自由、法治成為新一個全球化的正面成果。


習近平「毛澤東上身」後患無窮

/林和立

港支聯通訊 第113期 2017/03

剛舉行的全國人大與政協本來是一黨專政下走過場式的全國性「民主議政騷」,但今年的兩會只有一個主題,便是大小幹部與數千位「民意代表」極其肉麻地向自詡為「二十一世紀毛澤東」的習近平「核心」效忠。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七次提到要「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而傳說與習不和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人大閉幕禮上亦高調說:「全黨全民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云云。

去年是「文革」爆發五十周年,今年則是香港「六七暴動」半世紀祭,大陸的知識界對習總倒行逆施回復毛魔時代的價值觀與政策大為震驚!香港人要洞察習總如何「毛澤東上身」的最佳方法,是搞清楚習上台近五年如何把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與制度改革打個稀巴爛!

鄧小平雖然遠不如胡耀邦或趙紫陽開放,但他的確汲取了「文革」的教訓,鼓吹法治與制度代替人治,命令全黨誰也不准搞個人崇拜。同時,鄧鑑於中國經濟嚴重滯後,英明決定把黨的中央任務放在經濟建設,不搞形而上的意識形態鬥爭,更不搞「文革式」的政治運動。曾參與發動五十年代反右運動的鄧不會推行普世價值式的民主,但鄧起碼不是教條主義者,他提出摸著石頭過河,遠離「姓資姓社」的無厘頭爭論。同樣重要的是,鄧大力支持趙紫陽倡導的黨政分開,黨只管長遠目標與政策,而政府與企業的頭頭在具體事務與日常工作上不受黨委的牽制。

習在黨「十八大」上台後便把全副精力放在抓權與集權。「姓黨」的媒體鋪天蓋地歌頌習大大的豐功偉績。習總除了當黨總書記與軍委主席外,還出任十多個高層領導小組與委員會的組長。最顯眼的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此全國最高層的財經決策機構通常由國務院總理主持,但習堅持要掌管財經領導小組,結果是共青團派系代表李克強總理被迫靠邊站!除了打破鄧小平黨政分開的原則外,習總大肆推行「文革式」的政治運動,要幹部通過「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方法來搞「批評與自我批評」,目的是追求「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所謂最高意識形態境界。

習總自從去年年底登上與「舵手」相若的「核心」地位後,已充分準備幹到二零二七年的黨「二十一大」才退休。另外,習大大為了打擊反對聲音,對知識分子與公民社會的箝制差不多回復到「文革」的時代,難怪曾當文化部書記的于幼軍去年說中國的「文革土壤」尚未清除,隨時又會上演類似十年浩劫的悲劇。


再起西單:
「七零九大抓捕」中的酷刑與「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港支聯通訊 第113期 2017/03

二零一五年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對中國的結論性意見曾指出,中國政府在禁止公職人員向疑犯施以酷刑仍然需要改善。正當國際社會期望這份報告會令中國政府有所收歛時,「七零九大抓捕」中多位維權律師的遭遇似乎正走向相反方向:李春富律師被羈押致精神衰弱,其情緒受焦慮不安困擾;謝陽律師被國保施以十二種酷刑及不人道對待,只為要他指證其他維權律師;有消息更指王全璋律師及李和平律師被電擊致昏迷。再考慮到中國政府今年提交委員會的後續答覆沒有承認過失,沒有承諾改善任何法律,還不斷強調已有合理合法的機制處理酷刑,可想而知中國政府仍不願正視酷刑問題。

像「七零九大抓捕」中的酷刑這類嚴重違法事件不會單純是個別公職人員品格差劣所致,更多是因為法律制度提供誘因予公職人員為所欲為。最常見的是公職人員向疑犯施以強制操控的過程沒有足夠監察,提供不少機會予公職人員施以毒手。而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就是其中一個這樣的制度。

「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給予警察權力在不經法院介入下把疑犯羈押於看守所以外的指定地點,地點全由警察決定而且並無必要公開。整個過程僅由與警察關係密切的檢察院監督,唯一條件是要在實施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當事人家屬。看守所條例雖然對警察處置疑犯的監察效用十分有限,但至少有一套既定規章保障被羈押在看守所的疑犯的權利,以及在看守所內有警察與疑犯之外的第三者在場。對比下,於看守所以外的地點羈押卻沒有規章可言,更只有疑犯與警察共處一室。再加上《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訂明當案件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時,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疑犯要得到偵查機關許可,即是說在這類案件中警察能阻止疑犯會見律師。結果是疑犯無法即時向律師匯報曾遭酷刑,律師也無法採取法律行動阻止警方。在這樣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下,疑犯可謂任由警察魚肉。

而最恐怖的是「指定居所監視居住」並非只羈押十數天,最長可達六個月。試想像警察在第一至第三個月向疑犯施以酷刑(如毆打、電擊、阻止進食),繼而讓疑犯在隨後的三個月回復正常。到六個月期限結束時,恐怕醫生也難以證實疑犯曾被施以酷刑,也等於沒有證據向施以酷刑的公職人員追究責任。

以上所描述的情境並非筆者憑空想像。「七零九大抓捕」中,多位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正正被當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受到「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當他們的律師申請會見時,警察總簡單以會見「可能會泄露國家機密」或「妨礙調查為由」而不許會見。結果多名案中人都曾受到六個月的秘密羈押。無獨有偶,上述三位律師均於這段時間被施以酷刑。警察之所以選擇在這段時間下手,因為這段時間提供了完美的犯罪基礎:下手時沒有第三者在場,下手後證據又不會被發現。

所以,如果中國政府真的有決心禁止酷刑,第一步應該修改《刑訴法》並取消「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加強監察警察,而不是僅僅提供反酷刑培訓,做無意義的公關工程。


《境外NGO法》實施 成中國公民社會的緊箍咒

/香港職工會聯盟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下稱《境外NGO法》)於本年一月一日正式實施,連同去年九月一日實施的《慈善法》,中國政府在短短幾個月內,一口氣推行兩套相關法例規範民間團體的活動。上述兩套法例,均秉承習近平政權「以法治國」的理念,透過法律框架限制人民的公民權利,達至維穩的目的;並為日後拘捕和起訴異見人士提供更有說服力的法律基礎,而毋須動輒搬弄牽強的「口袋法」(例如︰尋釁滋事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等)作罪名。但《境外NGO法》的通過,實際上是進一步收窄公民社會的活動空間。若要分析《境外NGO法》的立法動機和帶來的潛在影響,就必須從下列兩個層面入手︰(一)監控制度的建設和(二)活動範疇的規範。

港支聯通訊 第113期 2017/03

公安部和管理部門雙重監管 機構活動無所遁形

首先,法例規定所有在境內活動的境外機構,均需要透過相關的「業務管理部門」向公安部門登記。此舉無疑把境外機構視為對社會秩序帶來潛在風險,並納入公安部門的管轄範圍。同時,境外機構亦需每年向「業務管理部門」遞交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並需交代資金來源、資金流向和資助計劃的詳情(第十九條、第二十條)。換言之,境外機構的一切活動和財務資料,均受到國家部門的嚴格監控。在此監控制度下,境內機構接受境外機構資助或合辦活動,同時變得無所遁形。當然,在自由民主的國度,一個負責任的非政府組織向公眾披露工作內容和財務細節,實屬應盡之責。但奈何在中國這極權的人治國家,如此嚴格的監控制度,則變成政府控制境內外機構的工具。因為境外機構在境內所能從事的活動與項目,均受到《境外NGO法》的規範。

規範業務範疇 「灰色地帶」從此消失

根據法例的第三條︰「境外非政府組織依照本法可以在經濟、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環保等領域和濟困、救災等方面開展有利於公益事業發展的活動。」同時,法例亦規定境外機構「不得危害中國的國家統一、安全和民族團結,不得損害中國國家利益」,或「不得從事或者資助營利性活動、政治活動,不得非法從事或者資助宗教活動。」(第五條)上述條文等同於為境外機構的活動設限,將一些中共所不容許的政治活動摒除於法律框架之外。可預期,除了一些社會風險較高的機構(例如從事維權或推動社會變革)之外,其他從事上述領域業務以外的機構,均難以尋找「業務管理部門」落戶並合法地在中國活動。

新法甫啟動 已誘發公民社會力量自我削弱

《境外NGO法》立法的動機,就是要透過登記和備案制度,由「業務管理部門」篩選中共所能接受的機構,給予它們合法地位;同時把不受歡迎的機構逐出中國。在《境外NGO法》實施後,國內的公民社會從此沒有所謂的「灰色地帶」,所有得不到「業務管理部門」祝福的機構,一律被視為非法組織。然而,法例內容只列出一些籠統的篩選條件(例如「不得損害中國國家利益」或「不得從事政治活動」等),卻沒有為這些行為作闡述或釐訂客觀的準則。因此界定可接受和不能接受的界線,完全由各地方的「業務管理部門」和公安部門所操控。法例賦予地方部門的「彈性」,也令很多境外機構無所適從。一家全國各地均有項目的機構負責人曾表示︰「能否取得登記有時要取決於機構和相關部門的關係以及當地政府對相關項目的依賴。例如一些資源相對匱乏的省份,對NGO持比較開放的態度。」同時,敏感議題的界定,也會因地緣政治而異。例如一些省市政府,會比較容忍環保機構調查私人企業違反環保法例的行為,因為這既可借機構之力,執行由中央下達的指令,同時又不失與企業間的關係;但同樣做法在其他省市則未必可行。導致日後可能出現同一個組織,既可在某些省市獲批註冊,但同時又在其他省市被禁止活動的怪現象。這樣對一些過往遊走於界限邊緣的機構來說,「誤中地雷」的風險將進一步提高。為求自保,這些機構日後將可能取消一些相對高風險的項目。

《境外NGO法》的實施,對於一些「踩界」的機構所帶來的影響,最多是策略上的改變或加重行政上的負擔。但對一些從事權利抗爭的機構來說,則標誌著「中國再不歡迎他們在境內活動」。同時,把這些機構摒除於法律框架之外,亦等同於將他們的風險系數,提升至跟境內非法組織無異。日後,中國政府如需取締這些組織或拘捕相關的工作人員時,則無需再引用理據牽強的「口袋法」,大大提升「執法」的說服力和減低政治成本。這跟習近平政權「以法治國」的理念一脈相承,透過惡法箝制公民社會的生存空間。同時亦對現存於「灰色地帶」或「禁區」內的境外機構起到阻嚇作用。據悉,有一些國際機構已準備撤出中國,將資源轉移到一些風險較低的地區。可見《境外NGO法》甫實行,已令部分境外機構自我審查或撤出中國,某程度上已削弱中國公民社會和社會變革的力量。無論日後新法的應用和執行的尺度如何,這緊箍咒已令中國的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的前路,變得越來越崎嶇。


神州內望

/韋斯

港支聯通訊 第113期 2017/03

百維權人士聚京要周強下台

二月二十六日,全國「兩會」前夕,在京維權界代表王清臣、蔡志國、劉敏傑、馮少軍、王勝江、王雲鳳、趙春紅、唐新波、湯玉清、霍淑華、吳繼新、郝淑娥、楊宗生等百餘人,相聚一起拉條幅向「兩會」委員、代表發出共同聲音:強烈要求全國人大罷免與依法治國唱對台戲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強烈抗議擁外國護照的官員當官撈錢干政;強烈要求「兩會」平反冤假錯案,不要殘害訪民。

「七零九」家屬就酷刑向「兩會」呼籲

「七零九案」維權律師被關押酷刑對待,家屬表示憤怒,其中,「七零九」家屬王峭嶺(李和平律師妻子)、李文足(王全璋律師妻子)三月二日向全國人大、政協發出呼籲書,敦促有關部門改進工作,就被監管人員免受酷刑和虐待完善預防和監督機制,明確被監管人員受到酷刑和虐待後,可以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應該受理。

「兩會」期間大量維權人士被拘

「兩會」前夕及「兩會」期間,在北京及各地,大量維權人士被拘押,或被禁錮,引起社會強烈不滿。因「兩會」維穩,遼寧維權人士姜家文三月五日被遼寧公安從久敬莊帶走,押回丹東,現已失去聯絡。帶走姜家文的是遼寧丹東市元寶公安局袁副局長特警支隊的人。

另外,因呼籲釋放被非法關押及酷刑對待的律師謝陽的黑龍江哈爾濱民主人士于雲峰(網名董狐直筆)於三月二日晚上往哈爾濱市拘留所。經知情人士消息得知,于雲峰被行政拘留十天,拘留通知書相關部門正在醞釀如何出具,只是口頭通知。

蘇昌蘭入選八大人權女鬥士

今年 國際婦女節(三月八日),廣東維權人士蘇昌蘭獲總部設在英國的國際特赦組織選為八大女性之一。
二零一四年十月,佛山南海區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為由將蘇昌蘭帶走,隨即又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拘。辯護人多次申請取保候審都被法院以有社會危險性為由拒絕。蘇昌蘭被關押近兩年半未有宣判,律師透露法院將會結案。蘇昌蘭前公民代理人陳啟棠的案件,三月八日審限期滿,當局四度延長審限。

「銘記八酒六四」酒案四人羈押

四川成都的符海陸、張雋勇、羅富譽、陳兵等四人因為製作「銘記八酒六四」酒入獄,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審查起訴。六名律師透露, 符海陸、張雋勇、羅富譽、陳兵通過製作「銘記八酒六四」酒的形式追思「八九六四」事件,是行使自己的言論自由,不構成任何犯罪。四人失去自由已經超過八個多月,長期羈押對身心是一次巨大的傷害,他們的親人亦承受難以想像的痛苦和擔憂,呼籲辦案機關立即釋放他們,以彰顯人道。

佟適冬逝世民主人士紛悼念

三月二日下午四點到五點左右,長期獨居且無人照顧的中國民主黨創黨元老、湖南大學教授佟適冬老先生在湖南大學住所附近意外摔了一跤,被長沙市四醫院派出救護車接走,在治療近四十個小時後,佟適冬不幸於三月四日上午辭世。民主人士紛紛悼念。

上海任迺俊遭拘留下落不明

二月二十二日,上海公民任迺俊於自己家中被員警沒有任何法律手續帶走後下落不明。任迺俊是網路自由作家、黃埔基金會上海分會顧問,近年來,寫了百餘篇文章分別在「民主中國」、「博訊新聞網」、「參與」等網站發表揭露專制之罪惡。任迺俊在上海當地有「妙手回春」之稱,他為全國各地爭取憲政民主的公民免費治療疾病,其中有劉遠東、邱蓓、徐秦、徐佩玲等。任迺俊為公民圈的朋友免費治療也成了罪狀。

控告長沙員警對謝陽施暴刑

二月二十二日,葛文秀律師在藺其磊律師陪同下前往長沙市檢察院,就長沙國保員警尹卓等人在偵辦謝陽所謂的「煽顛」案中涉嫌刑訊、暴力取證、徇私枉法犯罪行為進行控告。

一月十八日,謝陽辯護律師陳建剛在網路上曝出謝陽遭遇湖南省廳和長沙市局國保酷刑的會見筆錄,該筆錄詳實記載了謝陽所遭遇種種酷刑的細節,如:多次實施暴力毆打、多次長期剝奪睡眠、多次長時間強迫坐吊吊椅、多次煙熏眼睛(三次以上)、有病不醫、不給水喝、威脅家人生命、拒絕律師會見等刑訊逼供方式,逼迫謝陽自證其罪、誣告他人,對其肉體和精神之折磨已超出人類所能承受的極限,以致謝陽幾次欲自殺以求解脫,其殘忍程度令人髮指。

滬民上街要求官員公開財產

二月十七日,上海人權捍衛者孫洪琴、吳玉芬、魏勤、張平、周洪寶、邱蓓、顏秀英、王寶妹、劉淑珍、王燕亭、鄭培培等今年第二次上街舉牌,要求官員公開財產。官員公開財產是官員的責任,亦是公民的權利。官員不公開財產,所謂的「為人民服務」就是謊話、空話。官員財產不公開,社會無正義。丁菊英、鄭培培、倪明其還拉起橫幅:「要求全國人大立即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檔案速遞:「六四」28周年悼念活動


港支聯通訊 第112期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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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1. 平反六四・結束專政/何俊仁
  2. 支聯會第二十八屆常務委員會分工
  3. 「六四紀念館」從開館至擴館/「六四紀念館」管理委員會
  4. 支聯會2016年活動回顧/煒煒
  • 聚焦鏡:基層人大選舉
  1. 獨立參選改良舊體制最佳切入口/章聞
  2. 人大選票畫特朗普民眾拒政治遊戲/水木


【編者的話】

/文:蔡青梅

二零一六年歲末,瑟瑟寒風中傳來烏坎村九名維權村民被重判二至十年半的消息,為二零一六畫上最沉重的一筆。

回望這一年,是中國人權遭連番打壓又一年。在二零一五年「七零九大抓捕」中被捕的維權律師陸續被審判,周世鋒、胡石根、翟岩民、勾洪國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三到七年半,王宇則現身央視「被悔罪」,並拒絕接受國際人權獎。至年尾,連聲援被捕維權律師的江天勇律師,在「被失蹤」一個多月後也被控「煽動顛覆罪 」。

在香港,二零一五年底「被失蹤」的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員工,在「被認罪」後陸續獲釋,但桂民海至今仍被關押,其在外國的女兒奔走求助,卻遭到跟蹤拍照。書店店長林榮基回港後召開記者會,親述被押期間那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精神折磨,令人不寒而慄。

而苦苦經營了兩年的「六四紀念館」,在業主立案法團的訴訟纏擾下,終在七月十二日閉館。紀念館雖暫時關閉,但支聯會傳承歷史真相的工作並沒中斷,目前正積極進行眾籌擴館。在即將舉辦的年宵攤位,也會設置一個迷你「六四紀念館」,市民要用手機的「負片」功能才能看到「真相」。

今期《港支聯通訊》回顧了支聯會從一九八九年成立「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到二零一六年「六四紀念館」被逼關閉的歷程,也盤點了二零一六年支聯會的重要活動。二零一六年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周年,半世紀前的那場浩劫依然陰魂未散;二零一七年將迎來更嚴峻的一年,中共十九大換屆,時局更加動盪。香港新任特首或更強硬,四名民選立法會議員更面臨被褫奪資格的命運。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想在沉默中滅亡,二零一七年我們只能繼續抗爭,如內地「獨立候選人」那樣迎難而上、沉着應戰(見章聞、水木文章)。

二零一七年將迎來更嚴峻的一年,中共十九大換屆,時局更加動盪。香港新任特首或更強硬,四名民選立法會議員更面臨被褫奪資格的命運。是可忍孰不可忍,不想在沉默中滅亡,二零一七年我們只能繼續抗爭,如內地「獨立候選人」那樣迎難而上、沉着應戰(見章聞、水木文章)

港支聯通訊 第112期 2017/01


平反六四 結束專政

/文:何俊仁(支聯會主席)

支聯會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晚舉行了第二十八屆周年大會,通過第二十七屆常務委員會全年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新一屆二十位常務委員亦順利誕生。

支聯會在香港堅持支援民運踏入第二十八周年,走過了一萬多日。過去一年,支聯會受到最嚴峻的衝擊,包括:

一.本土激進派呼籲杯葛「六四」悼念活動,甚至挑戰支聯會的核心價值──建設民主中國

二.「六四紀念館」受到維穩力量挑戰,屢遭打壓,無法正常運作。對方更斥資聘請資深大律師與支聯會訴訟。

三.中共愈來愈高壓,手段愈來愈卑劣,年輕人拒絕身分認同,對改變局面無力,更退縮至井水不犯河水,對中國事務漠不關心,甚至置身事外。

中央政府「河水」已經犯「井水」,香港人不能獨善其身,應與內地同胞同氣連枝,一起維權和爭取民主。支聯會面對上述挑戰,沉著應付,堅持和堅守五大綱領,毋忘「六四」,平反「六四」。在這時代,支聯會不會退縮,甚或尋求自保,而向強權屈服。支聯會堅信被壓迫的人民一定會站起來,繼續堅持香港支援民運和維權工作。

為避免長期受到滋擾,「六四紀念館」於今年七月十二日起閉館,館址近月成功售出。「六四紀念館」除有象徵意義,更是一個研討、交流的平台。現時正著手研究擴館的地點。

支聯會在大環境下穩定推動長遠教育工作。除經常性活動,也舉辦講座探討中國時局。未來一年,支聯會繼續開拓新媒體工作,透過互聯網、網台、臉書等推廣民運訊息,壯大青年組應付時代新發展。

踏入「六四」二十八周年,支聯會以「平反六四・結束專政」為主題,制止中共逃責,追究屠殺責任,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民,建設民主中國。


最後,感謝義工們的努力和支持。我們相信,歷史、公義和時間必在我們的一方。

支聯會第二十八屆常務委員會分工

主席:何俊仁
副主席:蔡耀昌、鄒幸彤
秘書:李卓人
常務秘書部:張文光(召集人)、梁錦威(副召集人)、徐漢光、梁國華、梁耀忠、盧偉明、尹兆堅
組織部:黃志強(召集人)、鄧麗蓮(副召集人)、趙恩來、鄧岳君
傳訊及出版部:麥海華(召集人)、蔡耀昌(副召集人)、鄧岳君、徐百弟、鄒幸彤、葉偉強
教育及青年部:梁耀忠(召集人)、陳國權(副召集人)、盧偉明、何俊仁、梁錦威、鄧岳君、鄒幸彤、葉偉強
海外聯絡部:李卓人(召集人)、蔡耀昌(副召集人)、徐百弟、何俊仁
維權部:蔡耀昌(召集人)、朱耀明(副召集人)、何俊仁、李卓人、鄒幸彤
財務部:盧偉明(召集人)、徐漢光(副召集人)、梁耀忠


「六四紀念館」從開館至擴館

/文:「六四紀念館」管理委員會

港支聯通訊 第112期 2017/01

中國民運資料中心

支聯會於一九八九年七月成立「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搜集與中國民主運動有關的資料,特別是北京學運及屠殺事件的原始資料;編輯出版目錄索引、資料專輯或摘錄;倡議及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研究和活動,進行資料搜集及整理、出版、展覽製作和對外服務。

「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是為最終在北京設立「六四紀念館」做前期準備工作,延續八九民運精神。「六四」屠殺作為二十世紀對全球影響最深遠的事件之一,建立永久紀念館是必須的,也是全球有良知華人的共同心願。

第一屆臨時紀念館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日,支聯會在深水埗設立首個臨時「六四紀念館」,反應熱烈,四十四天共有一萬八千七百九十一人次參觀,估計有三分一為內地遊客或新移民。其中包括四間大學、二十七間中學及九個團體組團預約參觀。亦有不少學校老師自發帶學生參觀。

第二屆臨時紀念館

二零一三年,支聯會獲得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鼎力支持,在城大內設立第二屆臨時「六四紀念館」。展館由四月十五日開館到七月十五日閉館的三個月內,共錄得約二萬三千多參觀人次。

第二屆臨時「六四紀念館」亦借助城大的地方,舉辦「民主歌聲獻中華——全城、傳承」音樂會、「中港互動」系列講座、「民主沙龍」及《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話劇,以多種形式接觸觀眾。同時亦為近七十間學校逾二千師生安排參觀導覽及研討活動。

永久「六四紀念館」

二零一三年十月,支聯會會員大會通過購買尖沙咀柯士甸路三號富好中心五樓作為永久「六四紀念館」會址,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正式開幕。自開館至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一日,共接待二萬四千二百五十六人次參觀。

「六四紀念館」過去兩年,不斷遭受富好中心業主立案法團的訴訟纏擾,以及管理處經常滋擾參觀者。總結營運接近兩年的經驗,支聯會認為現時物業受面積所限,未能作更大規模的展覽宣傳,也沒有足夠地方舉辦講座等活動,嚴重限制紀念館的發展和教育功能。經支聯會常委會討論,及在會員大會上決議通過出售現有物業,另覓更大面積地方重建紀念館。

眾籌擴館

「六四紀念館」於二零一六年底成功售出,現正物色建築面積約二千平方呎,實用面積約一千五百平方呎樓盤,重建紀念館。

支聯會現正著手研究擴館地點,初步估計購買新館單位的價格將接近一千五百萬港元;包括出售現有單位後所得餘款及新單位銀行按揭,還欠大約三百萬港元作首期。為此,支聯會提出「眾籌擴館計劃」,希望市民大力捐款支持,令支聯會能獲得所需款項,盡早重建「六四紀念館」。支聯會也會透過活動及出售紀念品等方式(包括在維園年宵售賣紀念品),以加強眾籌效果。

「六四紀念館」恒生銀行捐款戶口:368-286-498-001;支票抬頭: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支聯會2016年活動回顧

港支聯通訊 第112期 2017/01

引言:2016年,銅鑼灣書店事件和人大釋法破壞了中共承諾的一國兩制,嚴重打擊香港人對高度自治的信心。中共進一步蠶食香港的民主、人權、法治,支聯會對此仍然堅守原則,繼續推動支援中國民主及維權運動。以下是支聯會2016   年重大活動回顧。

「六四紀念館」閉館 眾籌待重新出發

「六四紀念館」受到維穩力量挑戰,屢遭打壓,無法正常運作。對方更斥資聘請資深大律師與支聯會訴訟。為避免長期受到滋擾,紀念館由2016年2月初至4月中暫時休館維修,其後於4月15日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27周年重開,並推出「反對濫捕」新專題展覽,於7月12日起閉館及眾籌擴館,物色更大面積的地方重新開館,延續傳遞「六四」真相的使命。

「六四紀念館」自2014年4月26日開館至2016年7月11日,共接待近2萬5千人。

1月「萬家祝福 棗棗茴香」新春團圓行動

2016年1月農曆新年之際,支聯會聯同多個香港團體舉辦「萬家祝福,棗棗茴香」行動,設街站呼籲市民寫「福」字,祝福在囚良心犯早日回鄉與家人團聚。團體並於3月2日將行動中收集到的2,000張「福」字揮春拼貼,及後於3月12日遊行往中聯辦展示千「福」橫額,促請中國政府立即釋放所有仍被違法扣押和判刑的維權律師及公民。

1月「要求釋放銅鑼灣書店五人」遊行

2015年底,銅鑼灣書店五名負責人及工作人員先後「被失踨」。該店在香港主要售賣中國內地政治禁書,其股東李波及店員的失蹤事件,引起香港社會極大關注。事件涉及港人突然「人間蒸發」,被帶到內地審問更令人心寒,亦涉及「一國兩制」還是否存在問題,令人質疑事件嚴重侵犯香港出版及言論自由。支聯會於1月10日及31日發起遊行,抗議政治綁架,要求釋放銅鑼灣書店五人 。

2月「民運年宵攤位」推介民運書籍及紀念品

2月2日至8日於維園舉行「民運年宵攤位」,推介民運書籍及紀念品,將民主訊息帶進生活,以及籌募「六四紀念館」擴館經費。同場寄賣銅鑼灣書店政治禁書,捍衛出版和言論自由。

4月 清明節獻花

今年清明節是「四五天安門事件」40周年,支聯會於4月4日在尖沙咀鐘樓旁舉行「清明節獻花」和「中國民主運動歷程展」,搭建「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紀念碑,供團體及市民獻花以追思曾為爭取民主而犧牲的烈士。同時展出中共建政以來的政治運動、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事件以及香港市民支援民主運動的展板。

4月「毋忘六四」27公里長跑

4月17日上午8時45 分(喻意8.9),支聯會舉行「毋忘六四」27公里長跑, 紀念八九愛國民主運動27周年。長跑途經山東街、南京街等多條以中國省市命名的街道,並穿越「雨傘運動」三個佔領區及香港市民支援八九民運時的地點。支聯會希望以長跑運動永不言棄的信念,與八九民運精神結合,縱使路途曲折且漫長,亦為民主、自由、公義等普世價值堅持奮鬥下去!

5月「回顧文革・還看今天」系列講座

2016年為「文化大革命」發動50周年,支聯會於5月6、13、20、27日舉辦一系列四講以「回顧文革・還看今天」為題的講座,探討「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環境帶來的影響,以及對今天香港的政經發展,扮演著怎樣的角色。講座邀請到林和立、潘小濤、程翔和王耀宗博士任嘉賓講者。

5月「中國濫捕無日無之」座談會及愛國民主大遊行

5月29日下午1時在灣仔修頓足球場舉行「中國濫捕無日無之」座談會。講者包括:陳潔文(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代表)、柯欣欣(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幹事)、蒙兆達(香港職工會聯盟總幹事)和鄒幸彤(支聯會副主席)。

下午3時,「愛國民主大遊行」於灣仔修頓足球場出發,遊行至西區中聯辦,約1,500人參與。

6月「香港人的六四」座談會 及「六四」27周年燭光悼念集會

6月4日下午4時在維園五號足球場舉行「香港人的六四」座談會,講者包括:麥海華(「六四紀念館」管委會主席),林耀強(八九年學聯代表會主席)、張銳輝(「教協」副會長)和莫乃光(前「美國香港華人聯會」副主席)。

晚上8時在維園足球場舉行「『六四』27周年燭光悼念集會」,約12萬5千人出席。

7月 支聯會參與民間人權陣線「七一大遊行」

7月 1日下午3時,支聯會參與民間人權陣線「七一大遊行」,高舉「釋放劉曉波・支持《零八憲章》」橫額和示威牌,遊行到金鐘特區政府總部反映訴求。

7月「709律師大抓捕」一周年行動

「709律師大抓捕」一周年,支聯會聯同香港及國際團體舉行「桶桶(通通)放」行動, 於7月9日由西區警署遊行往中聯辦,要求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

7月24日舉行「未停的打壓」街頭論壇,講者包括:梁允信(法政匯思召集人)、陳潔文(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總幹事)和鄒幸彤(支聯會副主席)。

於7月9、15、24、30日舉辧「709律師大抓捕」街站,派單張、收集簽名、圖文展覽等。

9月 送月餅及「中秋民主燈火行動」

9月14日中秋前夕,支聯會按傳統舉行送月餅行動,前往中聯辦送月餅給獄中異見人士, 抗議中共濫捕,要求盡快釋放維權和民運人士。行動亦聲援烏坎村民,要求中共立即釋放林祖戀。

9月15日中秋節晚上8時,支聯會於尖沙咀鐘樓旁舉行「中秋民主燈火行動」,展覽內容包括自1949年起中國的人權狀況, 及播放烏坎村的維權事件的紀錄片。

11月「愛心寄劉曉波・支持《零八憲章》」簽聖誕卡行動

11月12日至12月18日期間, 星期六、日巡迴各區呼籲市民在聖誕卡簽名,向繫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送上祝福,要求釋放劉曉波。

12月「釋放劉曉波」一人一相運動

自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開始,支聯會呼籲內地、香港及海外關注中國人權狀況人士拍照支持,要求中央政府立即釋放劉曉波,落實《零八憲章》立法民主、司法獨立、人權保障、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等主張。


二零一六年試析獨立候選人現象:獨立參選 改良舊體制最佳切入口

/文:章聞(內地維權人士)

港支聯通訊 第112期 2017/01

從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初起,內地基層人大換屆選舉陸續舉行,本次換屆選舉中民眾主動要求參政和維護自身民主權利的意識提升。此時,獨立選舉人的出現是一個契機,是民主選舉意識覺醒的結果。

獨立候選人的概念和在內地歷史發展

「獨立候選人」源於西方選舉制度,就是不代表任何黨派參選的候選人。在西方國家,獨立候選人是與政黨候選人相對的概念。能夠成為獨立候選人的,必須首先是正式候選人。沒有成為候選人的,則不能稱為獨立候選人。

內地人大代表沒有「獨立候選人」一說,除「各政黨、各人民團體,可以聯合或者單獨推薦代表候選人外,還有「選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聯名,也可以推薦代表候選人(內地選舉法第二十九條之規定)。本文所稱的「獨立候選人」實際上是指:在人大代表直接選舉過程中,非經政黨和團體提名推薦,經過自身努力獲得選民聯名提名推薦的人大代表候選人。

其實公民獨立參選人大代表雖然早就不是新鮮事,港澳回歸後,尤其在香港地區的各類選舉中均有獨立參選人參選並成為票王,內地在仿效香港的做法後形成了內地獨有的政見概念。在過去十多年裏,北京、深圳等地一直都有獨立候選人競選人大代表的案例。隨著網絡的興起,這讓公民決定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活動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表現也更為活躍。網絡為他們表達自己的參選意願、凝聚人氣提供了一個平台。

中國民主選舉:掙扎參選的獨立競選人

中國憲法允許獨立候選人參加地方選舉,但對於嘗試讓自己名字出現在選票上的獨立人士來說,這是一種無用的嘗試。

基層選舉是大多數普通中國人行使投票權和被選舉權的唯一機會。但這一選舉過程中充斥著正式和非正式的警告,中共當局要決定誰能獲得選票。對於獨立候選人而言,取得選舉所規定的十張提名票非常不容易;而即使獲得,他們的競選行為還未開始就已經被中止。

●北京

劉慧珍女士成功獲得法律規定的十位選民的提名票,這意味著根據法律她已有權成為一名獨立候選人,但事實上她並沒能出去組織競選活動,一直處於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員嚴密監視之下。
另一名希望參選的獨立候選人野靖春女士,她不僅沒有獲准通過候選人名單,更有警察在公寓門口監視。更為嚴重的是獨立參選人吳立紅「被失蹤」,她的親友得知消息時,吳立紅已被行政拘留十五天。其餘參選人的行動自由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山東濟南

山東大學的獨立參選人孫文廣教授和他的助選團隊十二月三日在山東大學校園張貼、散發告選民書時,受到當地公安和學校的阻撓。大學的宣傳部連掛橫額也要管,十二月十日孫文廣寫了書面申請去找中共宣傳部,樓下值班的六七個公安緊緊跟隨,頗具「排場」。更甚的是,孫文廣和其家人一度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達七十二小時。

這次換屆選舉,學校的安排是十二月三日到七日召開選民小組會提名候選人,七日結束小組提名。然而,孫文廣十二月十日去餐廳派名片時,發現很多大學生對這次選舉毫無所知,在他詢問的學生中,直到十日都沒有接到參加提名會的通知。在程序上,學生的提名權給剝奪了。

●上海

上海維權人士在幫助獨立候選人馮正虎助選時被警察帶走,其中有五名選舉團隊的成員被以「破壞選舉罪」行政拘留五天。

儘管受到各種打壓,但全國各地獨立於官方、不願受官方操控的獨立參選人還是不斷湧現。他們克服恐懼,努力向周圍百姓宣傳自己的政治理念,希望做「老百姓找得到的人大代表
,這充分體現出中國公民參政議政的熱情和意願。

獨立參選人實踐公民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實際行動,理應受到法律的保護。反而是各地方政府對於基層人大代表選舉程序正義的破壞,不僅嚴重違反現行中國憲法和法律,更對內地所謂社會「和諧穩定局面有百害而無一利。

獨立候選人出現引起地方政府不安,根本原因是:人大制度名義上是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但實際權力並不在人大手中,而是在執政黨手裏,人大的權力是虛化的。所以,在基層人大的選舉中,代表都是各方利益分配和平衡的結果。由黨的組織部門挑選,再由人大保證選舉產生,也可稱為獎勵制度。

獨立候選人就是要打破這個慣例,得到選民的直接支持選上人大代表。這種打破事先分配好的代表名單的做法,當然不會得到地方黨政當局和人大的支持。當局認為,不管甚麼人,都不允許打破既有利益分配和平衡的格局。由於選舉已事先安排好,選舉程序就不重要了,對政府而言,重要的是結果,即事先安排好的參選者能選上。

獨立候選人出現 現行選舉制度的對比

中國大陸選舉的法律制度法規已經頒布,但是離全面法治化相去甚遠,主要問題在於:

  • 一. 選舉程序的細節漏洞比較多,給操縱選舉提供了空間;
  • 二. 大量流動人口的存在給選舉原則帶來了困擾和雜性;
  • 三. 沒有有效的應對措施對待選舉中大量出現的賄選問題;
  • 四. 缺少法律援助的規定,選舉程序不公平的問題沒有辦法在司法途徑得到解決。

獨立候選人的參選使內地選民看到現在選舉制度和程序是一個漏洞百出、可以隨意操縱的選舉。這樣的選舉被稱為直接選舉,是名不副實的。

應該如何理解公民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現象

如果能夠讓獨立候選人通過自由競爭選舉出人大代表,對於推進民主憲政,探索選舉制度改革,會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獨立候選人作為一種現象出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性,是民主選舉意識覺醒的結果。長期以來,內地由於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個人生活與選舉並無多大利害關係。內地民眾的民主和政治權利意識不強,忽略了自己選舉的權利,不論是選民還是選舉組織者都未能正確重視選舉。隨著多元化社會的到來,選舉作為利益博弈機制的作用就開始顯示出來了。民眾提高了積極要求參政和自覺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直接選舉便是一個最佳的突破口。

獨立參選現象出現的意義是積極的,它是對舊體制進行改良的最佳切入口,是對特殊利益的狙擊。獨立,每個人的獨立,每個社會組織的獨立,每個職業的獨立,即社會力量的自我成長,必然在客觀上壓制內地公權力的濫權空間,這是對政府最好的監督。所以,獨立參選是公民和公民社會的自我成長,為良性博弈奠定基礎。


人大選票畫特朗普 民眾拒政治遊戲

/文:水木

港支聯通訊 第112期 2017/01

中共治下的中國其實到底有沒有「民主」?答案是有的,只是非常具有中國特色,被戲稱為「中國式民主」。中國的政治制度,國家領導人是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而全國人大則是經由一層一層的各級人大選出,而這個架構的源頭就是經由直選產生的基層人大。

這個看似民主的政制,卻存在嚴重缺陷。首先是代表候選人的產生機制缺陷,基層人大的候選人可以通過團體推薦或是十名選民的推薦產生,但需要經過選委會的確定。而選委會卻是由人大委任。因此獨立人士想要參選,即使能取得選民推薦都不能通過選委會確定。其次是競爭機制的缺陷,由候選人提名機制的缺陷上,我們就能發現基層人大選舉的選舉過程,恐怕只是流於形式的選舉。選委會想方設法讓認定的候選人當選,選民的投票只是對早已預定的結果作出形式上的確定。

情況更嚴重的是,甚至有些地區票站會指定選民如何投票,應該投給哪一個候選人;並對其他候選人進行各種各樣的阻攔,甚至不惜將他們暫時拘留,用盡一切方法,令認定的候選人當選。選舉過程中更充斥貪污舞弊,即使舉報亦是申訴無門。

中共無法長久地愚弄人民

強烈的打壓,勢必引來人民的反抗。由於長期以來,中共通過種種手段控制基層人大選舉,進而控制整個中國的政治環境,打壓異見人士,政府貪污腐敗,早已令民眾極度不滿。今年開始,各地陸續展開基層人大選舉,但瀰漫不滿情緒的國民以各種各樣方式抵制這一場虛偽的政治遊戲,既有人投票給「好莊嚴」,也有人在選票上畫上特朗普或是江澤民的肖像,總之就是不投票給中共認定的候選人。雖然這種抗議手法,實質上並不能影響「投票」結果,但卻是給人民一個警示:中共無法長久地愚弄人民。

再者,現時話語權正通過網絡媒介、社交媒體等渠道流向民眾,人民毋須再接受經官方過濾的資訊,能加強民主理念及訊息交流,人民正逼切要求政治上的改革。

因此,中國的民主發展,人大選舉的改革將會是重要的一步。現時即使是一人一票,但卻經事先篩選、加上後天操控,都是人民無法接受的。中國將有愈來愈多人民醒覺,包括媒體人、維權人士、民主鬥士等,還有勇於站出來挑戰體制的人,都強烈表達民眾對政治改革的渴求。


檔案速遞:「六四」28周年悼念活動

港支聯通訊 第112期 2017/01